中国古代的西北边疆

中国古代的西北边疆摘要：古代西北边疆使我国的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西北边疆的研究也是重点之一。

本文分析了西北边疆的演变史，分别从地理环境变迁，民族和国防安全三方面阐述。

关键词：西北边疆，地理环境，变迁。

疆域，意指领土的范围或面积。

例如，我国疆域辽阔。

《荀子·君道》：“则是其人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故。

”而边疆则是指有关国家边缘地带地理研究的统称。

边疆通常是指毗邻国界的连续地域，具有邻接国家、国界线和边疆地区的自然、历史、经济及社会诸方面的地理特征。

一、地理环境变迁1．西北地理格局的形成喜马拉雅山地质运动在我国西部表现为受印度板块向北移动的影响，以挤压、褶皱和隆起为主，形成山系与盆地相间排列，奠定了“三山两盆”的地貌形态。

早第三纪（距今7000万～2500万年），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发生海侵，形成与古特提斯海相连的喀什海湾，而其他地区均已成陆，其中包括准噶尔、柴达木、藏北盆地和内蒙古一带的戈壁盆地等陆相盆地区，以及古天山、古祁连山和晋陕高地等山区。

到早第三纪晚期的渐新世（距今4000万～2500万年），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在帕米尔地区碰撞拼合，西部海湾消失，塔里木盆地与古地中海分离，形成统一的内陆盆地。

晚第三纪（距今2500万～300万年），在印度板块向北的强烈挤压下，青藏高原急剧隆升。

西北地区因此受到强烈的南北向挤压，盆地急剧下沉，天山、昆仑山快速隆升，并向盆地挤压逆冲，形成了大量的逆冲推覆构造。

在东部甘陕一带，青藏高原向北东方向挤压刚性的鄂尔多斯地块，在地块边缘受力区形成了六盘山脉，而在鄂尔多斯地块西北和东南两侧分别形成了类似“压力影”的拉张盆地，即银川、河套与汾渭盆地。

进入第四纪（距今250万年）后，青藏高原以及各盆地周围的山脉强烈隆升，在塔里木盆地山前堆积了3000多ｍ的西域砾岩，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

柴达木盆地早期为一巨大的淡水湖泊，晚期湖面减小变咸。

在准噶尔盆地，早期的艾比湖和玛纳斯湖为淡水湖泊，南部山前为西域砾石，盆地中部开始出现沙漠，晚期湖泊变咸，沙漠扩大。

2．中新世（距今2500万～1200万年）奠定了西北现代气候基本格局——从行星风系到季风风系早第三纪，我国的干旱带呈东西向展布，具有明显行星风系的特征。

中新世时期，干旱带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改过去的纬向展布，出现了东西分异。

干旱区分布在昆仑山以北、太行山以西地区，干旱区内部存在东湿西干的过渡变化特征，并一直保持至今。

距今2200万年时，西北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大范围的干旱化，为粉尘堆积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来源，堆集形成了大量陆相风尘沉积——晚第三纪红土，显示季风系统已经出现。

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早期干旱带缩小，向西后退，大致被限制在祁连山以西；我国大部地区气候湿润，森林、草原广布，青藏高原开始加速抬升，印度季风和东南季风都有加强之势。

上新世时期干旱区向东扩大，出现了强大的冬季风。

干旱化向东扩张，我国东部地区森林广袤，气候适宜。

青藏高原快速抬升，加速了青藏高原内部与周边地区的环境分异，形成了西南季风、东南季风和北方的冬季风。

冬夏季风由此成为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环境格局的主要因素。

（二）第四纪距今250万年）气候演化以周期性变化和干旱化加强为特征自距今2200万年的中新世，西北地区开始出现大范围的干旱化，西北干旱化一直延伸到第四纪。

第四纪以来气候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周期性、不稳定性和干旱化加剧。

各种地质记录表明第四纪以来存在着数十次较大的气候冷暖、干湿变化，构成了冰期与间冰期旋回。

西北地区第四纪气候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相似，除明显的周期性演化外，同时还存在周期的转型特点。

第四纪以来有三个不同的气候期，不同的气候期里气候变化的主导周期有所不同，整个第四纪时期以距今40万年、10万年和2万年的周期最为明显。

黄土地层记录了两次气候转型事件，一次在160万年前后，气候由多种周期叠加转变成4.1万年为主导周期，第二次转型发生在80万～60万年前后，气候主导周期由4.1万年变为10万年。

两次转型都伴随着冬季风的加强，60万年以后气候变化与北方沙漠的扩张同步。

自第四纪以来，西北地区的干旱化逐步加强，在距今260万年、110万年和60万年分别有三次干旱化加剧事件。

因此西北地区总的气候特点就是在干冷—暖湿波动中干旱化增强。

二、国防安全与西北疆域西北地区包括今天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

该地区东起秦岭—六盘山—贺兰山一线，西至帕米尔高原；北依阿尔泰山，南则至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巴颜喀拉山脉东端至岷山一线。

这一区域内又有青藏高原、河西走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理单元，祁连山脉、阿尔金山脉纵贯东西，天山也横亘于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之间，地理形势十分复杂。

同时，西北地区各地理单元中又先后分别为匈奴、吐蕃、羌、回纥、契丹、蒙古等民族政权所占据，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不仅有相对封闭的、特殊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不相统属的部族政权存在，一些部族时而对中原王朝的国防安全构成威胁。

这就使得西北地区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非常突出，是中原王朝始终关注的国防安全的主要区域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河西走廊在古代中国西北疆域的演变和稳定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古代中国西北地缘政治中的战略要地，是中原王朝控制蒙古地区、西域和青海地区乃至西藏地区的一把利剑。

古代河西走廊“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故竭力控制和经营河西走廊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

河西走廊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开始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2000余年中，归属于中原王朝的时间约1400余年，被地方割据政权占据者先后约600余年，归属中原王朝的时间远多于被割据势力占领的时间。

从历史大背景下观察，尽管西北疆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有伸有缩，但总的趋势是与中原核心疆域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也与内地渐趋一体化，基本上实现了“遐迩一体”。

到了近代，这一历史的发展趋势迅速推进，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

换言之，古代中原王朝在不同时期对西北边疆的全力经营和不断开拓主要是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的。

到了清朝，古代西北疆域达到了最大化，对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安全发挥了极大作用。

民族关系是影响我国疆域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先后生活着戎、乌孙、月氏、匈奴、羌、氐、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契丹、蒙古、汉族等众多民族。

这种各民族交错杂居的状况，不仅使西北地区成了民族矛盾的交汇处，也成了各民族友好交往、逐渐融合的重要地区。

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在交往融合中共同开发经营着西北，共同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因此，研究古代西北疆域问题时要特别重视民族的因素。

西北地区疆域的稳定发展与中原王朝正确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

以汉代为例，自从张骞通西域之后，西汉王朝就派军队在西域地区进行屯田戍守，对西域各国颁发印绶，使之与汉朝建立了隶属关系。

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原“护鄯善以西校尉”的基础上设置了西域都护，兼管南北两道事务，保护西域诸国，逐渐在西域地区确立了统治地位。

在青海地区，西汉王朝也设置了护羌校尉进行管理，同时对归顺的匈奴贵族给予了十分优厚的待遇。

这些政策的实施加强了西北各族与西汉王朝的联系。

西汉末年，王莽政权改变了对周边各族的政策，对西域各国“贬易侯王”，导致“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8]直到东汉时才再次与中原恢复了关系。

可见，正确的民族政策对西北地区的疆域稳定是极其重要的。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周边各民族主动参与中国“大一统”进程。

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疆域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张骞通西域不仅使西汉王朝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而且强化了西北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联系，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由此，中原文明便日渐为西北地区各族所认知和接受，甚至直接实施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并主动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为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汉书.西域传》载：“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

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

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

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可见莎车与汉朝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以中原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和莎车的主动内属为基础的。

虽然历史上西北地区民族林立，但是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大多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各民族及其政权的拥护。

同时历史上各民族在交往中相互了解沟通，优势互补，互通有无，使西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趋密切，西北各民族对中国国家的认同越来越深刻。

尽管在西北地区因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而时有割据政权的出现，但在这一表象背后，各民族的内属意识并未减弱。

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经济的互补和自身安全的需要等因素使各民族能够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与中原地区加强联系的重要性。

经过历史的不断洗礼，唇齿相依，“四海之内皆兄弟”，反分离、促统一成了各民族的共识，中国西北疆域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就集中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