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书简》在美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美育书简》在美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审美教育书简》基本上囊括了席勒关于美和艺术的全部文献，包括了 26 封信，我们以前就叫它《美育书简》。

谈美和艺术从哪儿切入去谈？席勒很聪明，他选择了从审美切入。

讲审美就必然要落到人身上。

传统形而上学谈论美，就直接从美和艺术起步，结果往往与人本身有一定距离。

席勒的 26 封信的核心则是思考人，人的现状如何。

所以读这本书不必急于从里边找到对美、对艺术的定义，可以说这本书就不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

那么该如何定位这本书在美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呢？我引用别的学者的话，叫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美育宣言书’”.尽管席勒之前人们很早就谈及过这个美育问题，例如毕达哥拉斯，但是把“美育”作为一个明确概念提出，这是第一次。

这个概念带给我们一个新思路，即，从人入手去理解美和艺术。

席勒是历史上最早认识到人的危机的一个思考者。

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面对着当时人的现代性危机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给出的路径是：走艺术的道路。

要知道席勒所在的 18 世纪，大多数思想家都考虑过人的问题，考虑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幸福的人、自由的人。

我把他们的思想归为两类，一类是强调感性自然的，另一类强调理性自律的。

人身上永远都带有浅层次的感性层面的东西，但理性的发展才使得文明得以形成。

说白了，文明就是禁忌，禁忌越多，文明程度越高；禁忌越合理，这个文明就越好。

但文明终究是理性范畴，文明发展太快了，就出现人的危机问题。

席勒是最早提及人的危机的，他的观点倾向于把上面所说的两类观点进行统一、调和。

他谈国家权利理性，与这个对应的是人的生活感性层面的自然。

如果谈两者都单方面地强调自己那一极，结果都会造成人性的异化。

席勒思考问题是针对着当时的现实问题。

他的最终理想落实到审美的国度，我们称之为审美乌托邦。

可见，他没有最终否定国家的理性的管理作用。

他倡导的仍是古希腊人身上的那种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强调一个整体的人。

古希腊人自身就既是艺术家又是思想家（那样的希腊人有一大批，就不列举了），理性和感性二者兼备才使人进入一个理想的境界。

席勒在权力理性和感性状态之间想要找到一个中介，使人进入这个状态，使感性和理性、内容和形式都达到统一。

席勒深受康德影响。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声名大噪，戏剧《强盗》大获成功之后，他反思自己，觉得自己不够深刻。

那么怎样深刻？他认定了要学习哲学。

我读书时读到这样一句话：席勒走进康德用了二十年；后来我又听到一句话：席勒走出康德又用了二十年。

本来席勒是诗人，但就这样一进一出，他就在历史上挂了一个思想家的名号。

他就是要从人的生活矛盾处找到一个弥合的中介，对这个路径的提出，席勒和康德差不多。

但他是诗人，借鉴康德的时候，肯定会带入自己的东西。

他从康德那里拿来的最重要的概念是“自由”,但康德也不是那个时候唯一考虑“自由”的人，那个时代的思考者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席勒从“自由”这个范畴，对艺术和美进行思考，提出了审美教育这一条路。

这些思考是深刻的，他对艺术的看法也有极其深刻的地方。

他认为，人性的东西尽管受到破坏，但是“在大理石里仍然保留着人性”.大理石指的是古希腊的雕刻艺术，他指的是现实中已经没有了，但艺术作品中仍然展示着古希腊的完整人性。

席勒对其后的哲学家也有很深的影响，但也是很潜在的影响，这一点不同于康德。

这种影响是文化观念的深层心理根据的留存，是文化结构性的遗传，你可能是没读过他，但却已经受到了他的影响。

我还是说说他对马克思的影响---尽管没有太多确凿的文本反映出这种影响。

还是从康德说起，康德思考的最高点就是一个意义尺度。

哲学当中有个谁也拿不走的东西，就是意义，就是对人的意义。

我认为，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思考要抓住这个人的脉络，始终去梳理这个人的脉络。

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就是抓住这个尺度，价值哲学的意义研究就是在追问：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怎样成为那种理想的自由人？读马克思的时候觉得他像康德，觉得他的脑袋里也高悬着类似康德的那个意义尺度，他是按照这个意义尺度从事研究的，包括政治经济学，等等。

这个意义尺度就是那个“类本质”,类本质是费尔巴哈提出的，但席勒那里也用了“类”这个概念。

（文章来源于：学术堂论文网/meixue/）
这个意思是说，人在他应该称其为人的地方，他的意义是什么？讲这个类的概念其实就在思考人。

人也是马克思哲学当中最高的意义尺度。

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

权威的研究者称，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另一个是物质决定精神的理论。

而马克思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这个世界发展的意义尺度，就是这个“人”.个体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谈个性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宣扬的人的理想。

不敢谈个性自由，其实是对马克思的理解出现了问题。

我认为有一种文化想象是必须的，这是我对所有这一类美好的乌托邦的一个诠释，尤其是今天你搞文学艺术这一类活动，你要有对美学的艺术的构想，这是一个文化的想象，不同于艺术想象。

从事文艺创作、文艺批评要有文化想象，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高的站位，从这个尺度俯视，向下看，这才能有一个高度的自觉。

这个都没有，你想搞批评，你想说话，
能说透彻么？你说话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我主张要有这个文化想象。

当然要靠单纯的艺术和审美去解决现实的理性范畴的问题，能解决么？也解决不了。

所以也别把这个艺术的功能说的太强大太绝对，审美不能救世，历史真正改变，还是要靠物质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搞政治经济学。

但他始终高悬那样一个意义尺度，也就是人的尺度，用这个尺度去看历史、看现实，这样能看出什么是与这个尺度相悖的，那就是异化。

当我们越感到世界的美好之时，人性的危机就显得越深重。

这里边有很深刻的关系。

马尔库塞的爱欲革命，讲的其实也是一个审美乌托邦。

这个也和席勒很像，席勒讲审美，思考的起点始终是人，爱欲讲的也是人的自然性的觉醒。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