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江南文化与文学

浅论江南文化与文学摘要：江南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独树一帜。

而江南文学也在中国文学史占有独特的一席。

根据文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来看，江南文学的成就，毫无疑问，是江南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使然。

一定程度上讲，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学是相反相成的。

因此，需要紧扣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从“江南”的概念入手，梳理江南的历史，进而展开阐述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结合社会背景、时代特征来考察江南文化与文学间的具体关联，方可真正理解江南文学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关键词：江南认同历史上的江南文化的地域性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与文学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1]而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经常可见一种特殊的共同心理，即喜好江南。

长期以来，或虚或实，或浓或淡，强化着一种超乎一般所谓地域文化的认同，可将其称之为“江南认同”。

诚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言，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普遍的，“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也是变化多样。

它常是一个与“中原”、“边疆”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

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

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江南的说法。

《史记·秦本纪》中亦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早期出现的江南指的便是现今湖南全境和湖北南部部分地区。

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为江南县，是今日湖北宜都地区。

《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

江南悉平”。

一直到隋朝，那个时期的江南往往指的都是湖南、湖北一带。

[2]到了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设立江南道，范围包括到整个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贵州、福建部分等地。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开始把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在之后的宋代也一直沿用着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的称谓，也是从这里成为定义现代江南概念的开端。

唐宋设立的江南东道范围涵盖包括了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二省的南部地区。

江南西道范围涵盖江南之西的江西、湖南和湖北、安徽两省南部。

后将江南西道演化为今江西省；而江东地区则以南京市为中心，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部分地区。

这个由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的核心区域组成的小江南，从区域的共同性上来讲，该地区的风俗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一致性。

[3]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明清时期江南省即如今江苏省和安徽省的统称，两江总督指的便是江南省与江西省，但文化意义上的小“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江东、吴或三吴地区。

[4]如果光从地理上看，江南并无任何突出之处，但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结构复杂的中国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的，江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有的自然条件，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们聚集的场所。

也正因如此，江南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了，它成了一个丰富内涵的所指，既是一个静态的地理概念，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区域，又是一种精神意识层面上的文化符号，其丰厚的内蕴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诸多人文领域，包含了多重的语义空间。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历代文人通过各种方式吟咏江南之作可谓层出不穷，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

那么本文将从江南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入手进行一些浅显的论述。

说到江南文化，人们立刻会想到昆曲、吴歌、评弹、茶艺、刺绣、烹饪、园林等等。

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其清新柔美的格调和温文尔雅的风韵。

的确，江南的一切尽管与北方相比少了分厚重感，却无不给人以柔婉雅致、灵思巧构的感觉，有道是“小家碧玉”，细腻至极，颇类似于太极的精髓：缓慢舒展，生生不息。

即使是经济生活中的农耕、蚕桑、纺织、手工等也以精工细作见长。

江南中心地区的吴语至今仍被称为“吴侬软语”，给人留下了极为烂漫的印象。

而如果对构成江南文化核心的江南文人文化作更深一层的考察，则可以进一步从其文人画和文学艺术中把握其追求自由放逸的生存智慧和雍容中和的人生境界的独特质地。

而无论是清新温雅，还是放逸雍容，它所体现的是江南文化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和定位。

中国人讲究四平八稳的性格、不急功近利的传统美德可能就是受江南文化的影响，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江南文化的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所在。

这种独特的风韵和质地固然与江南秀丽的山水、崇文的风尚、务实的观念、开通的风气分不开，但更主要的在于江南山水风物与经济政治等多种元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在于江南文化形成过程中人对环境的一种抗争和调适。

但事实上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辐射范围，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比如扬州这样的江北城市，它在文化上如何定义。

扬州虽然地处江北但实际上自古以来它始终在江南文化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的文人也一直将其视作江南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诗中得到大量认证。

[5]如果梳理一下自太伯奔吴以来的江南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脉络，即经济、文化与政治的相反相成。

“相反相成”一词用哲学上的专业术语讲叫“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两个对立的事物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促成即相反的东西也相互依赖，具有同一性。

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政治的失败，甚至说政治的失败成就了经济的繁荣。

江南的经济，得益于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勤劳的民风，也得益于江南政权的柔弱。

江南的政权，无论是曾经问鼎中原的战国豪强，还是以后众多地方割据，所谓的“偏安政权”，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总难免在与中原政权的角逐中处于下风，难得取胜甚至干脆被消灭。

数千年间，仅在号称“帝王之都”的金陵建都的政权就近十个，但这些政权却无一例外的短暂而亡。

这种弱势使得江南的君王缺乏一统天下的强悍政治欲望，只满足于维持小朝廷而偏安一隅，从而减少了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杀伐，使江南的经济社会得以稳步发展。

但政治失败的阴影却也由此被植进江南文化的记忆深处。

这种来自政治失败的创痕和无法恢复昔日尊荣的隐痛，构成了江南文化的一个独特背景。

这一点反而与西方广为流行与提倡的“悲剧艺术的价值”相一致，只不过此处并不是审美价值，而是某种程度上有点歪打正着地为文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就拿中国的山水诗来说，山水意象最早在《诗经》中便有踪迹，只是当时尚未成风。

此后很长时间，在魏晋号称“文的自觉”时代，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可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然而也未能引发大量的山水诗创作。

中国山水诗的真正鼻祖是东晋的谢灵运，并在南朝形成了新一代的诗歌风貌，这也与南朝继承了东晋的领土有关。

东晋政权正是在南方建都，代表大都市有今天的江苏南京和浙江绍兴，绍兴堪称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

据考证，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

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

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

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

“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6]而且需要一提的是，魏晋时期堪称典型乱世，文人之间兴起“谈玄论道”之风，当时盛行的类似于“鸵鸟政策”的玄学思潮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合起来，引导士大夫们从自然山水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与趣味，这就导致了玄言诗中亦出现山水佳句。

所以一般认为山水诗是脱胎于玄言诗的。

另据南朝文学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交代，崇尚清淡之风也带来赞美山水隽语的发达。

然而以玄学著称并以玄言诗为当时文坛主流的的北方文学里为何始终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唯一缺少的要素便是南方令人流连忘返于其间的佳山丽水。

因为只有佳山丽水才具有视觉上的审美价值，从而使人陶醉，进而对于文人来讲才能够激发出自己的创作欲望和冲动。

倘若是荒山恶水，那结果可想而知。

此外，不仅仅是山水诗，就拿江南文人的著名代表之一，使词最终由“艳科”登上了大雅之堂的南唐后主李煜来说，他的词作风格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即亡国前的特征是绮丽柔靡，这正是典型的江南之风。

这或许就是环境对人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即使是亡国后被押往汴京，词风也变得凄凉悲壮、意境深远，然而其中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流传千古的名作中所使用的意象及其形成的意境，仍然带有很强烈的江南味道。

回到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上来，在这种环境中，江南文化尤其是江南文人文化便沿着在政治挤压下追求生命自由的轨迹前进。

毫无疑问，江南文人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此处侧重体现出的是儒家思想中那种积极出世的精神。

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表白，都体现了江南文化中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天下情怀。

他们二人都是江南人，顾宪成那副已流芳百年的的对联至今仍保留于无锡东林书院，影响深远，其他例子也就无需多举。

只是，江南文人的政治诉求却总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范。

江南在古代就在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列，如扬州，一度为全国首富城市。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面所说，扬州虽然地处江北但实际上自古以来它始终在江南文化范围之内。

即使是到了今天，虽有一定变化，但总的说来，现如今的江南经济依然是沿袭了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的。

这一点有目共睹。

那么古时候的朝廷也是看在眼里，做出行动，他们除了通过远重于其他地方的赋税来从经济上制约江南而外，更对江南的文人严加管束控制。

明代的东林党案，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其迫害对象主要就是江南文人。

清代大思想家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正表达了这种沉痛的感受。

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也就自然而然地逼使江南文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一种疏离的趋势。

于是，他们更多地到老庄之学和佛学中去汲取思想资源，到大自然和艺术中去寻找精神寄托。

他们退回到内心世界，在对人性和心灵的体验中寻求人生的自由境界，在对身边事物和个人趣味的赏玩中去享受智慧的愉悦。

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对个性的追求，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更多地通过文学艺术去释放，通过对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