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储蓄与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比较分析

我国政府储蓄与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比较分析
内容摘要:储蓄的形成和转化是资本积累的两个关键环节,对于一国而言,高储蓄并不能保证高投资和高积累,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问题。

本文分析检验了1978-2008年间我国储蓄、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并对我国政府储蓄与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储蓄—投资转化率
关于储蓄与投资关系的理论与经验性检验一直备受我国学界关注,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高储蓄率对投资、资本积累的影响或关系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1978-2008年我国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来实证分析检验储蓄、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并对我国政府储蓄与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文献综述
对于储蓄与投资之间相关性的经验分析始于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但他们只单纯考察了储蓄、投资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后,Baxter and Crucini(1993)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下考察了储蓄与投资的关系;Peeters(1995)、Obsteld (1995)、Tesar(1991)、Cadoret (2001)等则分别考察了不同国家的储蓄—投资转化率问题。

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保持的高储蓄率特点把对我国储蓄—投资之间关系的问题摆在了众多学者专家的研究视野之内。

胥良(1998)分析了我国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种种弊端;肖红叶、周国富(2000)从储蓄缺口大小、投资内部构成以及储蓄资源在区域配置情况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的有效性;包群、阳小晓、赖明勇(2004)、胡雅琴(2006)、汪伟(2008)、谭章禄和徐静(2008)等从不同角度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模型构建
根据西方经济学中三部门国民收入的支出法和收入法,可以得到封闭经济体
系中储蓄—投资恒等式:
I=S=(Y-C-T)+(T-G)
其中,(Y-C-T)代表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的差额,即居民储蓄。

而(T-G)为政府储蓄。

在储蓄—投资恒等式的基础上,以包群、阳小晓、赖明勇(2004)所构造的模型为原始模板,本文构造了如下实证模型来实际检验我国1978-2008年以来的储蓄投资转化率:
(I/Y)t=α+β1(Sp/Y)t+β2(SG/Y)t+εt
其中,(I/Y)t、(Sp/Y)t、(SG/Y)t代表t时期的投资率、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β1、β2分别衡量居民储蓄率的投资转化率、政府储蓄的投资转化率。

α则衡量了一国国际资本流动性,即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正的α值表明本国是资本净流入国;负的α值则表明本国是资本输出国;当α=0时,则代表没有国际资本流动的封闭经济体系。

ε为误差项。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1978-2008年我国经济相关样本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其中,(I/Y)t为包括外商投资在内的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SG/Y)t为政府财政收入减去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对居民部门的财政补贴。

样本数据都由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并计算得来。

(一)储蓄、投资关系的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分析能检验投资、储蓄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利用Johansen(1991)提出的基于V 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结果: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投资率与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协整关系式为:
(I/Y)=0.639+0.452(Sp/Y)+0.892(SG/Y)
(0.0289)(2.486)
(说明:括号内的值为系数的标准差。

)
上式α值为0.639,表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成为资本净输入国,外商对华投资已经成为投资资金来源的另一条重要渠道,这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投资缺口的一般事实。

然而进一步观察协整结果中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变量的系数,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储蓄—
投资转化率偏低所导致的。

1.我国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是影响我国资本形成率增速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储蓄率保持了持续上升态势。

1978-2008年间,居民储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所占比重已从17%上升到50%左右,成为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

高额的居民储蓄率为我国投资形成提供了充足资金。

然而,高储蓄率只是投资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如果高储蓄率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那么,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的高储蓄率反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桎梏。

另外,我国外商投资的迅速增加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下的结果。

外资在投资总量、行业配置、区域分布上在某种程度都部分替代了国内储蓄的投资空间。

2.政府储蓄率的投资转化率明显高于居民储蓄率。

与居民储蓄相比,政府储蓄来源较为稳定(如税收等),主要作用在于弥补私人贷款的不足。

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政府储蓄对国内投资起着显著的补充作用,尤其是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为拉动民间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增强了自身吸引外资企业的区位优势。

(二)基于V AR模型的动态分析
上述模型只是一个局部实证模型,即仅仅考虑了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而忽略了经济系统中其它变量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而由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 AR)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简便的替代方法,同时V AR模型也为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本文V AR模型为
包含投资、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的3变量自回归模型。

运用Cholesky分解法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

对于来自投资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将引起下两期投资率的正向反馈;虽然之后这一投资自我累加效应明显变弱,甚至从滞后第4期开始将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在投资对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反应的比较上,可以发现尽管居民储蓄的冲击累计效应高于政府储蓄,然而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

相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则能够在较短时期内较快转化为投资。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尽管政府储蓄转化率较高,然而由于政府储蓄比重偏低决定了政府储蓄只是对民间投资的补充,关键在于过低的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投资形成。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国民储蓄主体的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是制约我国投资有效形成的主要因素,而政府储蓄率的投资转化率明显要高于居民储蓄率。

从动态分析的结果来看,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过程较政府储蓄来说,存在更为显著的滞后效应,从而进一步束缚了居民储蓄的有效转化。

这些结论都表明发展和完善我国居民储蓄—投资的转化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一方面,可以通过平衡实物投资和金融资产在居民储蓄中的比重,促进我国民间投资有效形成深化储蓄—投资转化方式的多元性;另一方面,转变传统的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为市场主导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即竞争性的多元化转化机制。

参考文献:
1.Baxter,M.and Crucini,M.Explaining Savings-Investment Correl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83,1993
2.胥良.储蓄—投资转化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思考[J].金融研究,1998.8
3.肖红叶,周国富.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有效性研究[J].统计研究,2000.3
4.汪伟.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