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凌迟的“母性”——鲁迅与张爱玲两性视觉下的悲剧美
鲁迅小说妇女形象的悲剧性
鲁迅小说妇女形象的悲剧性第一篇：鲁迅小说妇女形象的悲剧性鲁迅小说妇女形象的悲剧性［内容提要］人的解放的深层内涵，是构成人的本质的文体特征的转换与重构，而这，正是鲁迅思考现代中国命运和发展的根本命题。
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中，中国社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妇女在人性被极端压抑的中国社会里艰难地行走着，本文从鲁迅文学作品中妇女悲剧命运，悲剧形象入手，以典型人物为突破口，详细地分析了鲁迅笔下妇女悲剧形象的意义，深入挖掘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的艰难探索与分析，同时也在人文性的前提下探讨了鲁迅笔下悲剧女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和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鲁迅女性悲剧形象沉默国民的魂灵一听到鲁迅这个名字，首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的恐怕还是阿Q、狂人、孔乙己、吕伟甫、魏连殳……或许在看到这些男人们的同时偶或想起祥林嫂或子君，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分小说的主要成就还是建立在对以男性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剖析上。
二十世纪文学大家中，擅长刻划女子形象的着实不少。
张爱玲、现从文、钱钟书及较近的王安忆、苏童等都是比道高手。
鲁迅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是不遗余力，我们应如何认识鲁迅作品中的“她们”呢？在每一个社会人的想当中，都包含阗自己的伦理，道德思想，从小就倍受人间炎凉之事煎熬和摧残的鲁迅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另一半――女人的呢？在艰难而又痛苦的生活经历中，自身的婚姻爱情挫折，自己生活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妇女命运，无不震撼着鲁迅的心。
十九世纪的社会变革，给鲁迅的刺激和震撼是难以形容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中国农民，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就要窒息而亡了，痛苦不堪的妇女，在无可奈何地望着自己滴血的伤口痛苦呻吟，而卑鄙无耻的“正人君子”们正穿着崭新的长褂拿着长长的烟枪一个挨一个“笃笃”地敲着“他们”的头大声怒斥，要死还是要活？每个人都在心中重复着这个问题。
鲁迅与张爱玲的“人生悲剧宿命”
张爱玲与鲁迅的“人生悲剧宿命”张爱玲和鲁迅在人格上有相似的地方，在爱情上也是：沉稳、内敛、理智、敏感、自由、清醒、宿命……他们都选择了“懂得”的知心伴侣，因为他们知道爱的真谛：自由心灵的交通。
这样的爱情有着灿烂的开始，他们处于这样的爱的氛围中虽然自然而然地感到甜蜜、迷醉，但同时又很清醒地认识、承认自己处于这种甜蜜、迷醉当中，知道这就是爱情。
虽然也爱的深沉，但他们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完全沉浸其中，强烈表达，写下誓言，并相信这份爱会永垂不朽。
相反，他们即使在爱情最灿烂的时刻也是怀着悲剧的预见性的。
这就是宿命，说不上是谁的错，反正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向凋谢，谁也无法阻止，无力改变。
所以在悲剧最终来临时，他们没有惊愕，没有呼天抢地，只是默默地接受了……鲁迅先生有《伤逝》一文。
这名字起得真好，阐释了这种淡淡的，深沉的，爱情逝去的无可奈何。
仿佛尽头那人回头时黯淡的一声叹息。
涓生与子君爱情的悲剧正显示出鲁迅对可预见的，爱情走向衰落及至灭亡的担忧与无奈。
涓生与子君最初是因为勇敢、独立、自由的光芒而互生爱慕，走到一起的。
但是后来由于生活空间的狭隘，子君逐渐陷入了无聊的家庭琐屑，失去了战斗反抗精神，落入俗流而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光芒；而涓生自由精神的光芒也使他在社会中谋职屡遭挫折，从而经济窘迫，心境惨淡……这时他们的爱情便走向毁灭。
因为促使他们当初相爱的精神光芒已被时间、现实环境所磨灭了，那么爱情也就不复存在。
因此，即使子君的死令涓生感到负疚，却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涓生只能祭奠子君的死，而不能痛恨自己没能继续爱她。
现实中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管你说它是爱恋、是生活、是意义，或是别的什么。
乍看之下很是温情，仿佛就是合理的、理想的结局。
但切不可深究，否则一切真相都指向了悲剧……张爱玲的人生悲剧在于用自己真诚的、深刻的爱，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一个不值得付出的人，可谓遇人不淑。
但是这样的女人，我们怎么能用“算了吧，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而劝慰她呢？她自己说“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鲁迅与张爱玲
鲁迅与张爱玲————————————————————————————————作者：————————————————————————————————日期：鲁迅与张爱玲-汉语言文学鲁迅与张爱玲李丽摘要：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登峰造极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致性，笔者正是从这一共性出发探索共性中的个性。
由此可见，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两位作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异同前言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
”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
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
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
“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
《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
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什么样
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什么样在民国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不仅众多的屌丝实现了政治上的逆袭。
而且涌现出了很多的天才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以及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
提起鲁迅和张爱玲，总感觉两人不是一个年代，同样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物。
就好像时下的王朔和张小娴一样没有交集，要说有，充其量都是主要以文字和思想示人。
其实也就是这样，鲁迅作为十九世纪的八零后，而张爱玲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人。
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一个十六岁大的花季少女。
两人的家境说是相似，其实也又不尽相同。
鲁迅先生是家道中落，从一个小康家庭坠入困顿局面，生活拮据。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28—1904）曾是前清“体制内”的人物，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但仅仅过了三年就散馆。
之后又当了金溪县知县这个芝麻官。
即使就是这么一个小官，也遭到弹劾，被朝廷“归部改选教职”的处分。
直到1888年才被循例捐升内阁中书。
虽是京官，但是十分清苦，丝毫无油水可捞。
按照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乡》中说，“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
其清苦程度可见一斑。
等到了1893年的时候，由于母亲也就是鲁迅的曾祖母去世，离京回乡为母奔丧守孝。
等到翌年因为慈溪六十大寿，恩科提前一年举行乡试。
而周福清因为对当时浙江的主副两个考官比较熟悉，就想通过行贿帮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顺利通过。
谁知不料行贿之时苏州知府也在现场。
于是事情败露，投交信函的佣工当场被抓。
而留下的祖父也最终被判以死刑。
之后鲁迅的父亲又身染重病，由是开始家道中落。
张爱玲的家庭比起鲁迅相对要好一些。
他的祖父张佩纶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人。
中法战争爆发后，因为张佩纶主战，那些平时嫉恨他的人就说：“你说打，那你就去打吧。
”之类的，让他去打仗。
张佩纶抵达福建后，那些官场老油子们，也乐得推卸责任，放开手让张佩纶去搏。
但是文人只会清谈，真让他去做了就怂了。
战事已失败告终，张佩纶本人在大雨中顶着铜盆逃走。
叩问女性命运：从鲁迅到张爱玲
女性异化是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张爱玲人性批判的契合点,张爱玲对女性奴性意识的批判是对鲁迅先生国民性批判的继承和开拓,在探索女性命运问题上,张爱玲思考的深度直追鲁迅。铁屋子是鲁迅书写国人奴隶命运的隐喻,铁闺阁是对张爱玲女性奴隶命运书写的诗性概括,本文具体从鲁迅与张爱玲共同关注的女性命运入手,从二人创作主题、创作视角、创作态度三方面的异同比较来阐述张爱玲女奴历史书写对鲁迅来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张爱玲站在女性立场来体察女性命运。鲁迅采取社会一外向视角对女性抱以深切的同情,张爱玲采用家庭一内向视角挖掘女性奴性意识的心理痼疾。鲁迅与张爱玲都通过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来观照女性奴性意识产生的根源。张爱玲是继鲁迅之后的神话消解者,本文通过鲁迅与张爱玲对男性神话、爱情神话、亲情神话的三个层面的消解来阐释张爱玲与鲁迅对造成女性异化的男权社会的批判。鲁迅与张爱玲通过女性异化的书写对女性命运作了历史性的反思,二人都写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人性缺失,共同完成了对女性异化过程的书写:在鲁迅笔下女性异化是女性泯灭妻性后仅残留下浑茫母爱的状态;女性意识丧失到张爱玲笔下已经发展到女性双重身份的失落,女性在男权重压下妻性与母性已完全丧失。鲁迅笔下女性生存困境和张爱玲笔下女性异化三重象征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异化写真。
说说鲁迅和张爱玲
说说鲁迅和张爱玲[日期：2007-02-12 13:51]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止庵[字体：大中小] 张爱玲钱钟书的小说，我先读《人·兽·鬼》，然后才看《围城》。
我觉得《围城》的优缺点，在《人·兽·鬼》里都放大地显示着，譬如其中浅露的成分，在《猫》里看得更清楚，而深沉的一面，则充分体现于《纪念》。
《猫》影射了很多名人，都只涉及皮毛，像拙劣的漫画；另一篇《灵感》稍深入一点儿，不过也有限。
这个毛病，也就是《围城》的毛病。
但是《围城》同时又很深沉，的确触及了人生最无奈最苦涩的层面。
所以这是一部充满矛盾的书，作者也是一个在深浅之间往返游移的人。
但是明白这些需要时间，还要冷静，当时我们只顾看了好玩，来不及细想。
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语言，那些异常聪明的比喻句，而且作者往往一路引发下去，不肯轻易驻足，后来想起来，这其实正是钱氏显露聪明之处，算不得上乘。
大概许久没有见过什么聪明人了，大家不免眼花缭乱了罢。
说来我读鲁迅的小说最早，家里留下的那套《鲁迅全集》，其中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很小的时候就翻过，但是年幼无知，看不大懂。
懂得一些，总在二十岁之后。
《明天》是一篇我久久难以理解的小说，总觉得单四嫂子很无辜，为什么她的儿子一定要死呢，而且最后连梦也不能梦见，——那结尾写得很隐晦，是“不恤用了曲笔”，而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对“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耿耿于怀。
我觉得由此可以体会鲁迅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当然并非全部，但肯定是重要的方面。
再如《药》，华小栓是否也可以有别一种结局，即他吃了蘸了夏瑜的血的馒头，病势竟好转了呢。
这或许于作品的艺术震撼力有所减弱，但是在主题上并无大碍，至少提出这种可能性是无妨的。
而鲁迅如此选择，除了艺术方面的考虑之外，是否也有别的因素呢。
我由此感受到他作品的一种残酷或死亡之美，这在以往中国小说中几乎是见不到的。
谈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谈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王建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3期《祝福》中的祥林嫂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鲁迅和张爱玲笔下较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她们同处旧的时代，同是旧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同样以悲剧的命运了结了凄惨的一生。
但深刻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又会发现两位作家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存在有很多方面的不同，本文就此谈一点浅薄的认识。
首先，从两位作家作品中女性生活原型来看。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来自于农村这一社会底层，她们不仅饱受生活的磨难，更重要的还要受到封建文化等各方面的精神摧残，所以她们的性格往往是逆来顺受，心甘情愿、麻木地对待一切不公正的待遇。
在他的笔下，更关注女性自虐现象的描写，透过祥林嫂我们似乎更能看到女性这一扭曲心态的形成过程。
祥林嫂两次出嫁，两次守寡，在她第二次被逼嫁于贺老六为妻时，她甚至一头撞在香案上，在这里，与其说鲁迅要塑造她的烈女形象，不如说鲁迅要表现她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深度。
“从一而终”的思想是祥林嫂撞头的主要原因。
当贺老六不幸死于伤寒，她害怕自己死后会到阴间被两个男人抢，为了摆脱这份“罪孽”，她甚至到庙里捐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可笑的行为背后，无不掩藏着那个时代女性在长期封建男权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
如果在祥林嫂身上还看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鲁迅作品《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却不同，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沪港洋场上的女性，选材也多数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诅咒男权封建制度迫害女性的同时，并不讳言女性的弱点、缺陷，自觉地展开女性生命中的丑陋。
因此，“把一切都怪在男人身上，不是彻底的答复”，悲剧不仅由外界的因素造成，而是更植根于人性的弱点，更源于人性中非理性的潜意识力量。
她的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七巧原是麻油店店主的女儿，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她嫁给了姜家二少爷——一个患软骨症的富家子弟。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艺术之比较鲁迅与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伟大作家，他们各自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思路，为中国文学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鲁迅以其激烈的社会批判和巧妙的叙事手法，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扭曲和挣扎；而张爱玲则以其细腻的文字和多情的笔触，勾勒出了上世纪中国社会风貌和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
本文将从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艺术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共同点和差异，探讨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表现。
鲁迅的小说以《狂人日记》、《呐喊》、《阿Q正传》等为代表，通过对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压抑和民族的软弱。
他凭借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扭曲。
而张爱玲的小说则以《色戒》、《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为代表，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沉浮。
她以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文字，刻画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状态。
两位作家在创作中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描绘，呈现出对时代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的风格和题材选择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鲁迅的小说以其雄浑有力的文字和独特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经典形象，如阿Q、祥林嫂、胡适等。
他以鲜明的社会批判和犀利的文字，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的丑恶面目，展现了中国民族的悲怆与挣扎。
而张爱玲则以其细腻的文字和感性的笔触，勾勒出了一系列具有女性气质和浪漫情怀的形象，如王尔德、明宝、梁素等。
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和情感表达，描绘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女性的心灵世界，展现了女性的柔情与坚强。
两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经典形象，表现出对中国文学传统和时代风貌的深刻关注和追求。
鲁迅与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的风格和题材选择上也有一些差异之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被精神凌迟的“母性”——鲁迅与张爱玲两性视觉下的悲剧美]
被精神凌迟的“母性”——鲁迅与张爱玲两性视觉下的悲剧美
彭维芬
鲁迅向来被描述成一个“斗士”，有着金刚怒目伟丈夫的刚烈，“硬骨头精神”的鲁迅——时代的斗士，民族的英魂，中国的脊梁，他一直被放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被精神凌迟的“母性”——鲁迅与张爱玲两性视觉下的悲剧美。
张爱玲则是民国时期临水照花人，这小女子在乱世中自慰、自卑，游离于时代之外。
似乎很少人把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如此悬殊的人联系在一起。
胡兰成第一个把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比较，他说“鲁迅之后有她（张爱玲）”；夏自清、傅雷、于清等，也都把鲁迅与张爱玲作概括的比较评点。
夏自清另具慧眼，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再如梁云的《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汕头大学的王福仁在非正式场合称张爱玲为“女鲁迅”，“五四以来，作家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者，除鲁迅外唯张爱玲而已”……
本文以鲁迅与张爱玲小说中的母性形象为切入点，分别探索鲁迅与张爱玲两性视角下的母性，从“女儿性”——“妻性”——“母性”如何一步步被异化、物化以至于被精神凌迟。
“集体无意识”的母性
世上有一种爱，最无私，最伟大，最高尚，最纯洁、真诚，不会掺入半点瑕疵，这就是母爱。
古往今来，人们给它赋予许多最美的词汇。
鲁迅说过一句话：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女儿性是女人与生俱来的特性，每个女人都是从天真活泼刁蛮任性的孩提时代过来的；母性是深藏在女人骨子里的天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磨砺慢慢地显现出来，表现为一种博大的奉献精神……
张爱玲虽未全盘否定母爱的天性，但却以苛刻语气嘲讽道：“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
”对神圣伟大的“母爱”，鲁迅与张爱玲都有着颠覆性的消解。
张爱玲最终是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人跳不出“饮食男女”这世俗的圈子和“素朴的底子”，其基本的策略就是把一切神圣绝对的观念都淹没在世俗的功利的算计之中：鲁迅则以男性的视角，清醒地体悟到浑茫的母爱，这份麻木、盲目的舐犊之情是母性的天性，但在穷困的乱世中也只能有着无限的悲凉。
两性视角下的母性
胡兰成又说：“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所以讽刺、谴责。
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这种评价是把鲁迅看做从男性视角外向男权社会，带有
更多的社会启蒙使命，而张爱玲从女性视角内向家庭，更多些世俗味道，社会文化论文《被精神凌迟的“母性”——鲁迅与张爱玲两性视觉下的悲剧美》。
◆分享好文◆
鲁迅笔下的母爱是处于“浑茫的状态”。
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即已指出“爱”是“离绝了交换关系”的“人”的“天性”“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
在晚年时，更一再强调“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
鲁迅对这种母性的天性的感悟，多表现在边缘化现代性语境下落后的农妇，表现出封建礼教下“因袭重担”的母亲的麻木与不争，鲁迅更多是“哀其不争，怒其不幸”；
鲁迅写了众多的寡母。
祥林嫂、单四嫂子都是寡母，是善良、勤劳、坚强的女人，儿子
“祥林嫂式”的喃喃自语，是她们唯一的依靠……可是儿子死了，她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坍塌了！
单四嫂子从呜咽变成号啕，正是母性的绝望的呐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男权社会“无子”的女人向来是缄默无语的，而“丧子”等于母亲被精神凌迟，更何况是寡母！寡母先是不能再嫁，后是没人敢要，更逞论被社会接纳了，“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节烈观加上迷信思想宛如一把杀戮妇女的利刃戕害着女性，她们被整个社会精神凌迟，只剩下浑茫的母性了。
《药》两位寓意“华夏民族”的母亲，有着同样的麻木、愚昧、浑茫的母爱，一个身为革命者的母亲夏母，为儿子是个革命者而死感到羞愧，不惜花费一生的积蓄为儿子买回人血馒头，终究没能留住儿子的命……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一大悲剧”，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寡母和丧子，极大的落差，鲁迅把这种人生最残酷的悲剧放大了，寡母痛失独子，天性的母爱进发出更大的能量，空前凸显她的锥心之痛。
鲁迅十分同情母亲们，她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可鲁迅同样看到儒家文化提倡“亲亲”观念，制定一整套“孝悌”原则，于是这些慈祥的“寡母”，给了子女生命的同时，也获得了操纵子女命运的权力。
鲁迅深爱母亲。
然而他深爱的母亲却要他娶一个他并不爱的没文化的小脚妻子，鲁迅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在42岁以前，过的是独身生活。
鲁迅曾经说过：“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
”亲情的反戈一击，这是怎样的惨痛啊！
张爱玲坚信，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张爱玲的消解价值神话是无所不至的，因为她无所执著。
比如，她针对母亲形象的神圣化这一文化现象说：“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
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
”
她笔下的母亲，都是些没落的贵妇，母性也超越不了“利”的或“性”的世俗目的，人性被漫长世俗的生活这把钝锯拉过来拉过去，被精神凌迟了。
张爱玲让所有鲜活的生命都无声无息地慢慢枯竭，历经磨难地焦虑、惶恐、不堪地活着，人性在种种重压下，灵魂发出真实的尖叫，母性的天性荡然无存：《花凋》中川嫦的母亲为私房钱而硬下心来，让女儿“一寸一寸的死去”；《倾城之恋》的三嫂四嫂，为了浪荡子范柳源的家产，让自己的十三四岁的女儿去相亲，女儿成了摇钱树；《半生缘》中的母亲竟然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默许大女婿强奸二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