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流传与研究史

尚书流传与研究史
上古资料政治哲学思想经典从汉代的今、古文经学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郑、王学论争，到唐代以古文尚书为蓝本的《尚书正义》问世；从宋代开始对古文尚书的疑辨、元明之际拥蔡倒蔡之争和梅鷟《尚书考异》出现，再到清代王夫之终结宋学时代、阎若璩辨伪成功，《尚书》不仅在文本的传说与传承方面存在分歧，而且文本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

《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从《汉书·艺文志》记载中可以看出《尚书》就是记言语录性质的官方档案，包括诰语、誓词、政令等，由王官记之，可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历史文献汇编。

先秦时是《尚书》从孕育到初生的重要阶段。

成书前，《尚书》是分散典藏的政府档案。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商时文献档案保存的王官制度就已经建立，左史记录王的言论政令，右史记录王的政治活动。

随着历史档案堆积愈多，为方便管理，上古史官给每篇立名，如盘庚迁殷的政令诰命以《盘庚》为名，并且以朝代做出划分，于是就有了《夏书》《商书》《周书》，这说明《书》的前身就是政府的档案文献，而且应该是记述浩繁规模庞大，由于竹简易于腐烂不易保存，政治的变动又造成历史文献的浩劫，《书》流失毁损下散民间，到了孔子之时已经残缺不全了。

而孔子很可能为追缅圣朝也为教学所需对《书》做了整理编纂，于是春秋战国之时《书》作为儒家经典广为流传。

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为宣扬论证自己的学说，往往引用古文献，《书》的很多篇章的以保存在诸子著作当中。

当然诸子在引用当中为使之合乎自己的观点以显得早有成例，经常对《书》的记述做加工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玷染了原典。

《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三篇，是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儒家搜集资料编造而成的有关尧舜以及禹的《书》篇，也是《尚书·虞夏书》的主体内容。

战国时，《尚书》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已经基本齐备，《尚书》的总体格局初步形成了，最早编成的《尚书》的定本完成了。

《尚书》大约在战国末期定型之后，其流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独特的过程。

秦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听从李斯的谏言禁绝民间私藏儒家典籍，焚书坑儒，诗书首当其冲在民间的流传遭到沉重的打击。

但秦博士是可以藏儒家经典的，不但完好保存了典籍，还对《书》重新修辑整理，列序百篇。

秦末农民战争，项羽火烧咸阳宫，政府所藏文化典籍遭到重创，化为灰烬，《书》也不能幸免。

幸好秦博士伏生将《书》藏于墙壁当中，才得以流传下来。

汉初取消禁书令后，伏生将其取出，由于竹简腐朽损毁仅余二十八篇，后又将此二十八篇献与汉文帝。

伏生所保存的《尚书》为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

此二十八篇和武帝时民间所献的《太誓》一篇共二十九篇被立为学官。

今文《尚书》共分为三家系统，即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欧阳高的欧阳氏学。

西汉时集大夏氏学和欧阳氏学的小夏侯氏学最为兴盛，到了东汉时因为欧阳氏学大师桓荣为明帝之师，明帝对老师推崇备至，欧阳氏学显盛东汉一朝，后来汉石经所刻《尚书》便是欧阳氏本。

今文经学家为保住功名利禄对今文经做了繁琐的“章句”和空疏的"传”“说”的解释，今文经学越来越孤陋无用，逐渐衰落。

古文《尚书》发现于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从墙壁里发现了许多竹简，后来经孔安国整理被认定是《尚书》，较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

对于孔壁出本西汉
刘歆提请政府列为学官，但遭到今文学家的抵制。

古文尚书虽未被列为学官，但在学术界得地位不断的上升，加之王莽时大力提倡，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

东汉时通过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学者的大力倡导，古文尚书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

杜林传有漆书古文尚书，杜林的门生卫宏为这部《尚书》作《训旨》，徐巡为它作《音》，贾逵作《训》，马融作《传》，再传卢植作《章句》、郑玄注疏，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并行于世，逐渐趋合。

东汉后期，出现了今文经学式微而古文经学独盛的局面，大学者郑玄为之作注集古文尚书之大成，称为郑玄之学。

三国鼎立之时，魏蜀吴三家为恢复文教，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古文尚书被列为学官。

西晋司马氏推崇贵戚王肃古文之学，学者们形成了郑玄王肃两派之争，即“郑王学之争”。

西晋永嘉之乱文化典籍再遭战火破坏，古文和三家尚书竟全部丧失。

元帝中兴，豫章内史梅赜献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与郑玄注并列国学，王学遂废，郑玄之学与梅赜《尚书孔传.》平分南北。

隋时统一南北经学，废弃郑玄注，采用孔传。

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就奉孔本为真本，把孔传作为正注，将六朝至隋的各家“义疏”作为补充注解。

唐时，此官定本兴盛流传。

从两汉到隋唐，尚书的流传与今古文之争交织在一起，基本趋势是今文经学从学官逐渐衰落直至被逐渐兴起的古文经学所取代。

其流传的版本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很多内容被人改动伪造，已失原典之真。

宋元明清是学者们对《尚书》进行辨伪考证与注释的重要阶段。

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明确提出对今古文《尚书》的怀疑，洪迈在《容斋题跋》中也疑梅啧所献的孔传，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中亦置疑孔传。

不过宋人对于尚书的辨伪未以专著进行讨论。

到了元代怀疑者逐渐增多。

赵孟頫撰《尚书今古文集注》区分了今古文，并认为尚书古文为伪作。

吴澄著《书纂言》，独注今文二十八篇，对于古文伪书坚决不注。

明代郑媛著《井观琐言》，从文风的角度指出古文尚书的可疑之处。

梅鷟则以专著《尚书谱》和《尚书考异》，证明伪《古文尚书》实在不可信。

归有光著《攻击尚书叙录》也从文体的角度怀疑古文。

焦竑、郝敬也对今古文尚书加以怀疑。

清代学者对《尚书》的考辨工作成果更多，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程廷柞《晚书订疑》、戴震的《经考》，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崔述的《古文尚书辨伪》、崔迈的《古文尚书考》和《呐庵笔谈》、皮锡瑞的《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和《古文尚书疏证辩证》。

其中，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影响最大，阎若璩严谨审慎地论证了古文尚书的作伪。

清人对尚书的注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如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

今人在古人的基础之上，也出了许多注释本，其中80年代代表性的注释本是王世舜的《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注解简明，详略得当；钱宗武等《今古<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是较好的普及注本，采诸家之言，对相关文字做了细致的考证，对原文逐篇校勘、注释、今译，但创新之处不足；李民、王健的《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以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为底本，详略得当，是较为通行的本子。

尚书的历史学研究。

现代学者对尚书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有关于尚书传统问题的新探讨，如李学勤的《〈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董治安的《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等，还有结合新出土的秦汉竹木简文献所作的新研究，如廖名春的《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晁福林的《郭店楚简〈缁衣〉与〈尚书·吕刑〉等，还包括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如陈梦家的《尚书通论》、蒋善国的《尚书综述》等。

《尚书》中记载的历史制度（包括历法制度、刑罚制度、贡赋制度、奴婢制法律制度等）、古代社会状况（包括政权组织形式、统治策略、政治文化纲领等）、历史人物（包括周、召二公的关系、历史事迹、政治地位与历史贡献的考察；及皋陶、商纣、盘庚等其他历史人物），以及有关《尚书》的历史价值和其所体现的历史观的研究等等，都是历史学科在
研究《尚书》时关注的重要问题。

尚书》思想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学者们针对《尚书》中哲学思想（主要指《洪范》五行思想）、政治思想（包括民本思想、德治思想、殷鉴思想、国家思想、特权思想和政治伦理思想等）、经济思想（包括重商思想、财政思想和裕民思想等）及法律思想（包括立法思想、刑法观念和法治思想等）等展开了的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