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_谈新世纪小说

23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小说的写作日趋多元，每个作家都必须面对一个由消费文化主导的多重力量交织的写作现场，写作已经无法再获得任何的精神总体性。

正如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着迷于把语言变成一种叙事权力一样，近年来，如何把个人写作彻底合法化，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这个写作不断走向个人化的过程中，个人经验的广阔并没有被全面敞开，相反，一种压抑个人的力量也同时崛起——新的写作公共性，往往以个人写作的名义，为作家笔下那千人一面的故事进行道德辩解。

经验和故事，身体和欲望，可以看做是这十几年来中国小说的两对关键词；催生它们蓬勃发展的潜在力量，正是消费社会的兴起。

但是，这样的写作开始面临根本的困境：20世纪的小说革命，是把作家的眼光从外在的世界转向人类的内心，通过“对自我的内心生活进行细致探究”（1）来寻找新的方向，假如今日的小说不再探究人类心灵的内在图景，也不再对人类的精神提出新的想象，那么，小说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换句话说，越过经验和欲望的丛林，小说还有可能对存在发言、与灵魂对话吗？基于这样的追问，我以为，在经验和身体话语之外，新世纪的小说正在经历隐秘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向，是灵魂叙事将再一次成为小说的强势主角。

一、经验的贫乏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这一直是小说的重量之所在。

导致近年来小说日益轻化、趣味化、商业化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经验的崛起以及小说界对个人经验的过度崇拜——个人写作，一度成了经验写作的代名词。

展示经验的新奇，书写经验的秘密，把经验当做生活的基本肌理加以解剖，甚至把个人经验当做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已经成了当下写作的主流。

展示经验的最好载体是故事。

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于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在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很多人之所以读小说，目的是为了读故事；而读故事的目的，又是为了窥探、分享那些私密的经验。

就这样，一个发端于个人经验的写作链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连接上了消费社会这一粗大的血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说除了讲一个好看的欲望故事之外，几乎丧失了探索精神疑难和叙事艺术的热情。

然而，小说固然要讲故事，但故事并不都是小说；正如生活里有经验，但生活并不全由经验所构成。

本雅明说，“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

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新世纪文学研究[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小说卷）]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谈新世纪小说谢有顺24２００８／２・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2）。

新闻是对经验最直接的讲述，由新闻所告诉我们的经验适合分享和传递，所以，现代人的生活，几乎都由新闻所主导。

当大家在新闻的暗示下，口口相传别人的经验的时候，其实个体可以言说的经验不仅没有变得丰富，反而变得贫乏了。

这也就是为何那些激进的个人主义者，写出来的小说面貌往往大致相仿的原因之一。

经验的类同，正在瓦解小说家的创造力，因为在现代社会，一切经验都在遭遇根本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性战争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血肉之躯的经验遇到机械化战争的挑战；道德经验遇到当权者的挑战。

”（3）那些渺小的个人经验，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它才能被关注和获得意义，因此，很多的写作，看起来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是在抹杀个人经验——很多所谓的“个人经验”，打上的总是公共价值的烙印。

尽管现在的作家都在强调“个人性”，但他们分享的恰恰是一种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潮流。

如何在经验已经贫乏、贬值的年代，继续让小说获得自己独有的意义？这令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对小说家的定义，他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探究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从而揭示出存在世界不为人知的方面。

“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

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

……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

”（4）这个著名论述，指出小说的精神，应该关乎“存在”与“可能性”这两个基点，也就是说，小说必须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而非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但我注意到，当下很多写作仍然是在满足于再现一种贫乏的经验，复制一种简陋的生活。

当作家们普遍热衷于描绘“直接现实主义”，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个有内心质量的作家，应该如何处理经验与记忆、个人与世界、想象与虚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并不否认，个人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增强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我想说的是，经验并非写作唯一用力和扎根的地方，在复杂的当代生活面前，经验常常失效。

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失去进一步探究存在的热情，从而远离精神的核心地带，最终被经验所奴役。

经验是写作的重要材料，但在这个任何经验和感受都能被符号化、公共化的消费时代，作家的创造性应该体现在如何对经验进行辨析、如何使经验获得“个人的深度”（克尔恺郭尔语）上。

这种对经验的辨析，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辨析“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一样。

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

“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

”（5）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

耿占春对此也作了分析，他说：在新闻主宰一切的今天，“人人都记得的一件事，谁也不会对它拥有回忆或真实的经验。

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这也表明了人与经验的脱离，人不再是经验的主体。

看来不太可能的状况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

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新闻报道式的话语方式中，因而偏偏认为：不能为这种话语方式所叙述的个人生活经验是没有意义或意指作用不足的。

”（6）确实，当下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生活正被这个时代主导的公共价值所改写，在这种主导价值的支配下，一切的个人性都可能被抹平，似乎只有这样，小说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和消费价值。

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对生活的改写，其实是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

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

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7）面对这种状况，重述一个作家对存在现状的敏感是必要的。

唯有对存在的敏感和追问，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

许多时候，经验写作其实是新的殖民写作：它以一种可以被消费和传播的经验，殖民了更多在暗处的、无法获得传播价值的经验。

因此，经验常常是25片面的，经验只有被存在所照亮，它才能为一种人之为人的处境作证。

假如小说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地解释精神的处境，那么，它也就不再处于自己的世界之中了。

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在今天，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谁还有兴趣对存在的难题穷追不舍呢？存在已被遗忘。

然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

离开了存在的视角，精神的暗处便无法被照亮；没有对精神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无法深入人类的内心。

唯有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揭开，看看在经验的下面，我们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魂的文学。

当本雅明所说的新闻报道成了更新、更重要的第三种叙事和交流方式，小说由此面临危机之时，小说还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它能够在个人经验被侵蚀和淹没的时候，为贫乏的经验找到一条返回内心、获得意义的通道，使人类重新生活在构成我们自身经验的生活中。

二、身体的面具和经验相关的另一个写作关键词是：身体。

近十年来，身体是一些作家的革命主体，也是另一些作家的写作策略，关于身体话语的文学讨论，因此被赋予了很多复杂的因素。

有一些人，一说到身体，以为指的就是性，欲望，或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其实是把身体和肉体混为一谈了。

肉体指的是身体的生理性的一面，它是身体最低、最基本的方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体还有伦理、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

身体的伦理性和身体的生理性是辩证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才称得上是完整的身体，否则它就仅仅是个肉体——而肉体不能构成写作的基础。

从哲学意义上说，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通过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

只讲灵魂不讲身体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个人的写作，这种写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学——玄学写作看起来高深莫测，里面往往空无一物。

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的观念是简陋的，但凡有力量的灵魂、有价值的精神，岂能越过身体而单独存在？不应该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体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空间里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

身体当然有物质性（生理性）的一面，可物质很可能是我们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

任何的精神、灵魂和思想，都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外壳来呈现它，没有这个外壳，写作就会变成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或者变成语言的修辞术。

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的在场。

“身体”正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

身体从一方面说，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8）——很多小说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就在于它几乎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发生关系。

真正的写作必须面对身体，面对存在的物质外壳，面对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这是写作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必须承认，当下的小说写作中，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身体写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体，这看起来是在书写身体，其实不过是在迎合一种身体叙事的潮流。

身体和经验一样，在写作中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次被公共化的危险。

如果说，之前政治对身体的公共化是源于一种专断的思想，那么，这一次身体公共化的力量则来自作家对欲望的消费。

它们的话语方式或有不同，思维方式却是一样的，骨子里都是观念写作的路子——所谓观念写作，就是为了某种思想的总体要求，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写，集体戴上文化面具（如罗兰・巴特所说，现在的写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

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语言革命之后，到20世纪末，身体会成为另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