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避战保船”辩
丁汝昌：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
丁汝昌：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作者：李厚木来源：巢湖日报发布时间：2010-08-13 09:23 [打印] [大中小]今年2月，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丁汝昌逝世115周年。
丁汝昌，字禹廷，祖籍我市庐江县石头镇，后迁居巢区汪郎中村。
其人生经历传奇而坎坷。
贫寒出身当兵谋生清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巳时（1836年11月18日上午），庐江县丁家坎村贫苦农民丁灿勋喜得一子。
丁家赤贫，便把改变家境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起了个吉祥的名字：“先达”。
意欲有朝一日能率先发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为实现这个理想，小先达的父母从牙齿缝里刮下点银两，7岁起便把他送进私塾读书3年，后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停学帮工维持生计。
十几岁时，父亲送他到同族伯父家的豆腐坊一边帮工、一边学徒，没有工钱，只图眼前糊嘴和日后出路。
可是伯母经常打骂，无法忍受，丁先达便产生寻机另找出路的想法。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一连数月没下透雨，庄稼干得点着火，父母双双卧病在床，食不果腹的丁家无钱治病。
年幼的丁先达眼睁睁地望着父母双双病饿而死。
据当地人传说，丁先达父母死亡时买不起棺材，只能将家中的木柜作为棺材而葬之。
年仅14岁的丁先达自此便成了孤儿。
1854年1月18日，太平军来到庐江。
丁先达觉得机会已到，毅然抛下手中的活计，投入其行列，混碗饭吃。
自此，开始了他漫长多变的军旅生涯。
这年他18岁。
作战勇异初有发迹丁先达当兵后就参加了庐江争夺战。
不久，又随部驻守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
1861年，安庆太平军被湘军围困，丁先达随其上司投降湘军。
此后改名丁汝昌。
在湘军中他作战勇敢，表现颇佳，攻克安庆后，论功行赏，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营哨官，属最基层军官，大体相当于现在中尉以下军衔、排级军官。
当时李鸿章正在组建淮军，丁汝昌随营被曾国藩拨归李鸿章部下。
同治元年（1862年）春夏之交，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镇压太平军。
八月，配合刘铭传与太平军作战，刘铭传见丁汝昌“骁果异之，乞置帐下”。
丁汝昌是应当被歌颂的民族英雄
汝昌是应当被歌颂的民族英雄发表时间：2014-07-20 23:17来源：大江晚报责任编辑：张清晨翁飞供图近日，记者走访了安徽省文史馆，就丁汝昌的是非功过请教了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历史学博士翁飞。
海军副司令曾拜访丁汝昌故居翁飞博士告诉记者，2013年5月，现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丁一平中将专门来到庐江县丁坎村，考察丁汝昌故居，当时有海军学术研究所几位专家陪同。
丁一平看到故居一片残败凋敝的情形，万般感慨。
今年4月份，丁一平在《参考消息》上，撰写了一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的文章，文章表示，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丁汝昌重伤后仍坚持督战研究丁汝昌多年的翁飞介绍说，1894年9月，丁汝昌率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遭遇决战。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蒸汽军舰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战。
开战不久，丁汝昌就在炮战中受了重伤，他拒绝进舱休息，包扎了伤口就坐在甲板上督战，激励将士与日军血战。
在激战中，3艘日舰受重创逃离战场，日本旗舰也被打得失去作战能力。
在大战近5个小时后，日本联合舰队气衰力竭，仓皇逃走。
但北洋水师也损失严重，4艘舰只沉没。
其中“致远”号在管带邓世昌指挥下奋勇搏战，勇冠全军，最后在直冲敌队准备撞沉日舰的途中被击中沉没。
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抱着爱犬沉入海中。
光绪皇帝为他亲赐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给予极高评价。
而在激战中活下来的丁汝昌的境遇就没有这么好，清政府指责他畏葸迁延，节节贻误，决定拿他交刑部治罪。
北洋水师将领们闻讯请李鸿章设法挽回，请朝廷收回成命。
就这样，对丁汝昌的处置暂时拖了下来。
丁汝昌战死沙场，大节不亏在包围了威海军港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将劝降书送交给丁汝昌。
历史趣谈甲午海战中的丁汝昌 丁汝昌挽诗集
甲午海战中的丁汝昌丁汝昌挽诗集导语：公元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中国运兵船队，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在两国间正式打响。
在这场举世罕见的中日海战中，出现了许多英勇公元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中国运兵船队，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在两国间正式打响。
在这场举世罕见的中日海战中，出现了许多英勇之人，也出现了许多懦弱之辈，不过看丁汝昌在此次海战中的表现，也实在让人焦急惋惜。
光绪十四年。
即公元1888年，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
作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的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这道章程的颁布，标志这北洋海军正式建军。
北洋水师正式建军之后，经李鸿章提名，丁汝昌从记名提督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的军舰进行了多次交锋，结局从中方看来极为惨淡。
海战刚一开始，北洋舰队装有信旗装置的“定远”号，便被日军炮火击毁。
战争一开始，就陷入了对中国海军不利的情况。
失去了统一战场指挥的北洋舰队，乱成了一锅粥。
而日军则趁此进行袭杀，第一游击队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迅速将该二舰击沉。
随后又以两个战术分队，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北洋舰队因此腹背受敌。
这场旷世海战，最终以日本舰队的主动撤离结束。
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后结果。
日军中军各有十二艘军舰参战，日本舰队未失一舰，而中方却损失了五艘军舰。
虽然两方舰队指挥官都出现了一定的错误，但明显的是丁汝昌在此次作战中的指挥不当，对于整个战局的影响极为深重。
首先在战斗开始的时候，丁汝昌没有明确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以致与在旗舰遭受重创之后，中方舰队的指挥体系完全破损，整个舰队陷入混乱的局面，群龙无首，各自应战，战局可谓一团糟。
再次在旗舰受损，整个指挥系统遭受重创之后，丁汝昌竟然没有设法补救，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补救指挥系统失效的问题。
虽说“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那个时候中方的舰队还没有整个被人击毁，若是能进行有效的补救，虽不至于取得战场胜利，但至少不会让己方舰队，在一场海战之后就损失五艘军舰。
水师提督丁汝昌：死后被光绪下旨抄家，15年不许下葬，后人今如何
水师提督丁汝昌：死后被光绪下旨抄家，15年不许下葬，后人今如何1895年2月12日，在被日军重重包围，已成孤岛的刘公岛上，誓死不降日寇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眼见本部弹尽粮绝、援军无望，遂面露毅然决然之色，饮下了浸泡着鸦片的毒酒。
曾经亚洲第一的水上舰队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内被实力远弱于自己的日本舰队击败，主力尽丧，几乎全军覆没。
辉煌何在，屈辱怎奈，已经被各方压力折磨得憔悴不已的丁汝昌在悲愤和凄凉中壮烈殉国。
丁汝昌以身殉国后，《纽约时报》这样写道：“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
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以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位以身殉国的爱国将领，说说他这一生，说说他殉国后的哀荣，说说他后代的故事。
关于丁汝昌的身世，《清史稿》只有寥寥数句：“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
”据《丁氏宗谱》记载，丁汝昌的先祖世居安徽凤阳，也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元朝末年为躲避刘福通兵祸，丁家世隆、世兴兄弟二人迁居巢湖之滨，分别定居在合肥南乡岗头寺（今庐江县同大镇戴拐村）和庐江北乡石嘴头（今庐江县石头镇丁家坎村）。
丁世兴一支第15代丁灿勋生有二子，长子夭折，次子即丁汝昌，他出生于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1836年11月18日），原名先达，后改名汝昌。
现今多数人们知道的丁汝昌的童年经历基本是来源于清末诗人陈诗所编撰的《丁汝昌传》：“丁汝昌，字禹廷，北乡石嘴头村人。
少卓荦负奇气。
父灿勋，业农，遣从族父学制豆腐，劳尔无直。
恒念家贫，窃钱奉母，主怪钱少，改纳竹筒。
厥性敏慧，潜以竹竿黏饴而取之如故，咸丰荒旱，父母亦逝。
”丁家世代务农，且家境十分贫寒，故而丁汝昌只读了3年私塾便因家贫被迫辍学，用瘦弱的身躯与父亲一起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丁汝昌以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赚取微薄的工资，来补贴家用。
历史趣谈：水师提督丁汝昌 从太平天国成长起来的虎将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水师提督丁汝昌从太平天国成长起来的虎将导语：寄托大清王朝复兴希望的北洋水师，自1874年开始筹建，历时15年耗资白银一亿两，拥有军舰25艘，官兵四千余人，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全球第八。
寄托大清王朝复兴希望的北洋水师，自1874年开始筹建，历时15年耗资白银一亿两，拥有军舰25艘，官兵四千余人，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全球第八。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现代化水师的提督不是皇亲国戚，不是留洋精英，而是出身草莽来自天平天国的将领丁汝昌。
究竟是何种机缘，使年轻草根丁汝昌能够一举成为大清军事领袖？丁汝昌，安徽庐江县人。
少年时父母双亡，1854年无依无靠的他参加了程学启的太平军。
1861年随程学启转投淮军李鸿章旗下，因为做战勇猛，数年内屡立战功，后被授予总兵，获巴协勇图鲁称号，1879年因骁勇忠诚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海防，成为其心腹。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被李鸿章荐任提督，统帅整个海军，这一年，他刚43岁。
同时期与丁汝昌年纪相仿的对手，是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海军学校正规科班出身，毕业后加入日本海军，久经历练精通海战。
而陆军出身，主要战功是镇压农民军，毫无海军经历的丁汝昌，能否胜任海军提督？是否因为李鸿章任人唯亲呢？北洋海军是李鸿章一手创立，十分重视，此处用人一定一是可靠，二是能力，如此才能既控制又驾驭这支舰队。
在短时间内创建一支可立即投入作战的新军，统领必须有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与其他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恰恰是最佳人选。
丁汝昌(1836～1895. 2.12)，大清海军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进入海军之后便开始认真研习现代化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生活常识分享。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最后时刻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最后时刻在安徽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张丁汝昌的戎装照，这是丁汝昌早年作为陆军将领时的照片。
一位陆军将领，带领一支科学技术含量较高的海军能否胜任？在甲午海战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丁汝昌和他的北洋水师困守刘公岛的最后阶段，因其对高科技作战的不重视，导致通信电缆被切断。
最终，不知道外界战况、陷入绝境的丁汝昌，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见援兵始终未到，绝望中服鸦片自杀。
随后，北洋水师向日军投降。
身着陆军盔甲的丁汝昌丁汝昌照片反映其陆军出身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着一张丁汝昌早期从军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丁汝昌身穿一张清代陆军盔甲。
这种盔甲从清兵入关前，就已经普遍装备于清代陆军，直到清末编练新式陆军，才渐渐被淘汰。
这张拍摄于丁汝昌从军早期的照片充分说明了当年丁汝昌是陆军出身，但是作为一个属于技术密集型军种的海军，军中将会涉及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
海军军人需要精通物理、航海、电讯等各种知识，特别是海军提督这一重要职务。
但海军提督丁汝昌，早年是造反的太平军士兵，后来投降了湘军，又转投了淮军，在陆战中身经百战的他，渐渐成为淮军中的一名军官，并成为李鸿章的心腹将领。
最终，李鸿章选定他这个同乡为北洋水师提督，这一举动，一度被人们指责为“任人唯亲”。
因此，历史上也记载丁汝昌“未涉海军门径”、“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多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
这个陆军出身的提督对高科技不太重视陆军将领出身的丁汝昌对于海战是否精通，能否带领刘步蟾、邓世昌这样一群留过洋的管带，在海战中一决胜负，如今历史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在之后的战斗中，丁汝昌对于海军所必须掌握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不精通、不重视，最终导致了战败的恶果，他本人也在威海卫之战的最后阶段因此而自杀身亡。
据张兴华《信息作战史话》研究，丁汝昌在甲午海战的最后时刻，因为通信被日军切断，才被困在了刘公岛。
先不说丁汝昌作为陆军出身的将领，对于近代海战是否精通，光是他对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各种近代科技的不了解，就足以让他的北洋水师兵败黄海。
战争故事-牛刀小试
战争故事-牛刀小试1882年8月20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
仁川就在眼前，眼前还有船，船的上面有太阳，太阳下面还有太阳旗。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船也到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天下谁人不识君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
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去另觅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自己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
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
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
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三千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啦，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
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呆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鼓捣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
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把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没想到的事的记录。
历史趣谈北洋水师降服始末 提督丁汝昌为何最终选择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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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降服始末提督丁汝昌为何最终选择了死
导语：北洋水师降服始末劝降信《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信函原文用英文书写，后译成日文上报大本营备案，现馆藏国立公文书馆，全文如下
北洋水师降服始末
劝降信《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信函原文用英文书写，后译成日文上报大本营备案，现馆藏国立公文书馆，全文如下：仅呈一书致丁汝昌提督阁下。
时局变迁，吾等不幸成为敌国，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吾等个人间之反目，吾与阁下之情谊依然如昔日之良友。
今此一书非催促阁下归降，吾深知阁下之苦衷及败局之深刻。
从国家与个人利益衡量，取中庸之道从长计议乃为上策，故诚以言表。
凡天下大事，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也，吾等焉能沉默不与友言乎？熟虑之下渎告阁下深思。
开战以来，贵国陆海军连战连败，其原因乃平心静气、审时度势为难事，凭阁下之英明，定知其中之奥理。
贵国败至今日，非君臣一两人之罪过，实为从来墨守成规之制度所累。
有史以来，贵国奉行学而优则仕之吏治，千年历史证明此制度并非完美。
贵国如此一来孤立独往于世界，自然会永远失去完美之物。
今日变化中之大千世界，夜郎自大、孤陋寡闻之国，焉能不败乎？
如同阁下所知那样，三十年前日本帝国亦曾历经辛酸的过去，国家几乎到了洋夷入侵的危难边缘。
此后帝国废弃旧制推行维新治国之方略，辟得国家图强之路。
今贵国若也能图维新、思改革，乃将国家之幸，否则早晚不能逃脱灭亡之命运。
此理数必致气数，这一奥理在本次战争中得以窥见，否定其理必至其厄运也。
臣子虚伪之卑谦，乃为博得主子欢心所致，久而久之壮志便会颓而废之，当国家委以重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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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避战保船”辩孙锋许华同志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4期上发表的《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以下简称“许文”)认为：所谓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主要见于姚锡光所著之《东方兵事纪略》、蔡尔康编译之《中东战纪本末》等私家著述，而从官方文电档案中可以看出，清廷、李鸿章根本没有命令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或株守军港，力主避战保船和株守军港的，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
一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否可以称之为“避战”这需要对丁汝昌在战争各阶段中的表现，分别加以考察。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丁汝昌对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就有所准备。
他见日本不断向朝增兵派舰，战争已不可避免，因而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主动出击，先发制敌。
1894年6月24日，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仁川电告日兵登岸，乘夜入汉城时，提出“事至今日，巳无可闪避，不如制敌机先，予敌人以迎头一击，挫其锐锋，”①丁汝昌同意林泰曾的意见，立即转电李鸿章请示。
李鸿章电复：“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②6月30日，丁汝昌驰电力争并请“将三船(从仁川)调回，与在威各舰齐作整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
”③7月4日，丁汝昌整备周妥，即请“带镇、致、靖、经、来、济、乙、丙八船，探巡汉江、外冰洋、大同江一带，”但李鸿章认为此行“不过摆架子”，去而无益，并诘问丁：“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④7月22日，济远、广乙二舰往牙山护送陆军登陆，丁汝昌再次请战：“昌拟率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九船，雷艇二艘，并承平同行。
……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
”但仍为李鸿章所阻。
⑤这一阶段，丁汝昌的意图是乘敌不备主动出击，争得战略主动权。
假如照此执行，丰岛海战的结果就会完全两样，甚至整个战争局势，也会为之改观。
可惜，此方案未被采纳。
李鸿章不许北洋海军出战，一则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英、俄调停，唯恐“衅自我开，难于收束。
”⑥二来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指导思想。
1894年6月，清政府多次责令李鸿章预筹战备。
6月30日，李鸿章上摺称：“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
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⑦“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是李鸿章制订海军战略指导方针的出发点。
基于此，他提出了“保船制敌”之策，并在8月29日《覆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其摺谓：倘与(日本)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
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倘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
”⑧李鸿章的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的核心是“猛虎在山”，取守势，而丁汝昌等海军将领主动出击的主张是与其完全相反的。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指挥定远首先打响第一炮，率军力战，“誓死抵御，不稍退避。
”⑨开战后不久，他就身负重伤，但拒绝进舱养息，裹创后仍在甲板上督战，激励士气。
这时的丁汝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避战联系在一起的。
黄海战后至旅顺战役期间，丁汝昌的战略指导思想有所变化。
这一阶段初期，丁汝昌依然坚持原来的主张，10月28日，他致电李鸿章表示：“昌即率定、镇、济、靖、平、丙六船两艇，今晚赴旅湾，再探大孤山一带。
……此行遇敌，惟有督率将士，尽力死拚。
”⑩但不久，丁汝昌就对这一战略思想作了修正，认为北洋舰队力量过单，坚守旅顺港有损无益，只有陆军大规模的登陆包抄作战，方能阻止日军攻势，因此建议李鸿章“速调劲旅数千，派轮由榆关迅渡松木岛登岸，扼金州北道，寇果来，拦腰截击。
”(11)丁汝昌战略思想的这种变化，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旅顺港口自然条件作出的。
黄海一战，虽给日本联合舰队以重创，但北洋舰队所受损失远较日本为重：经远，至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北击沉，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5艘，且多数负伤较重，定、镇“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巨炮均经受伤，定远只有三炮，镇远只有两炮尚能施放”。
“来远舱内中弹过多，延烧房舱数十间，靖远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
”⑿虽经两个月的赶修，但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
反观日本联合舰队，虽受重创但一艘未沉，特别是吉野等主力舰，经短期抢修即恢复战斗力，参加了花园口登陆作战。
相形之下，北洋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已大大削弱，无力阻止日军大规模的登陆活动。
同时，旅顺港“口窄澳狭”，军舰必须“候潮出口，非时不能转动，临阵不能放炮，既难依辅炮台，又实无益陆路。
”⒀在诸多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丁汝昌改变战略指导方针，不与日本联合舰队在旅顺港及附近作战略决战，暂时保存北洋舰队这样一支战略威慑力量，无疑是明智的。
这时，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仍是贯彻“保船制敌”的方针，请看他给丁汝昌的一系列电令：1894年9月29日电：“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
”⒁10月2日，李鸿章得知日军将要在旅顺一带登陆，立即命丁汝昌速修定、镇二舰，“此二舰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
”⒂6日又电：“鄙意出荷相机趋避，遥为牵制，彼运兵多船，稍有顾忌，当不敢深入也。
”⒃9日再电：“水师六船，何日出巡？须往来旅、湾之间，俾彼大队运船稍有牵制。
”⒄11月6日电：“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
”⒅但在丁汝昌率队移扎威海后，8日，李电令丁：“旅顺警急，朝旨严催派兵往援，……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拚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
”⒆这是否意味李鸿章改变了其消极防守的策略呢！其实不然。
李鸿章这封电报的背景是这样的：黄海战后，丁汝昌被认为“畏葸无能”、“迟回观望”而屡遭上谕申斥，还被革职。
李鸿章也受到光绪的斥责和安维峻等众多御史的连章弹劾，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得电召丁汝昌来沽面商，但其本意并非“往旅拚战”，所以当汉纳根与丁汝昌提出如挟运船往旅，以寡敌众，定镇难保，运船必毁的意见时，李鸿章立即接受，并转报总署，敷衍过去。
可见，这时李鸿章始终未跳出其“保船制敌”之窠窠臼。
许文认为：李鸿章不同日方拚战，保存实力，是为了形成对敌之海上威胁，是军事上的需要，与“避战保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转而，又指责丁汝昌不同日方交手，争夺制海权，是“避战保船”。
这种指责不是太偏颇了吗？综上所述，事实并不象许华同志所说的那样，丁汝昌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不能用“避战”来概括，在战争中，他是积极主张主动出击的，只不过在旅顺战役那种特殊情况下，执行了保船的命令而已。
而李鸿章才是避战保船之策的制订者和积极推行者。
二丁汝昌在威海战役中，是否如许文所说，是明知故犯地采用株守军港之下策呢？旅顺失守后，如何防守威海的问题，十分紧迫地摆在清廷、李鸿章的面前。
就当时情况而言，不外有三种选择：一是乘间出击；二是株守口内；三是船台依辅，以收夹攻之效。
李鸿章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他指示丁汝昌与洋弁悉心妥筹，“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⒇要丁拿出具体意见。
丁汝昌与马格禄等人进行了详细论证，得出了与李鸿章相同的结论，随即拟定详细作战计划上报李鸿章：“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舰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
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
”清廷、李鸿章认为这一计划“筹虑似尚周到”，(21)予以批准。
很显然，无论是清廷、李鸿章，还是丁汝昌，都坚决、明确地反对株守军港。
1895年1月30日，日军向威海发动水陆两路进攻，丁汝昌命定远、济远、来远3舰驶至威港南口，与刘公岛东方二炮台合力抵抗，日舰筑紫等受伤急退。
他本人则登上靖远舰，亲率炮舰驰近南岸，发炮支援守军，击毙刚刚登上摩天岭炮台的日本陆军少将大寺安纯，又以排炮重创企图沿海岸大道攻占威海卫城的日军。
2月3日，日联合舰队倾全力从正面进攻。
面对优势敌人，丁汝昌指挥各舰“努力防战”，日舰被伤多艘，气焰大沮。
船台相依之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迫使日军不得不修改其进攻计划。
当然，“船台相依”之策也有它的弱点，就是它“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
北洋海军之所以最终仍不免全军覆没，其直接原因，即在于威海两岸陆路炮台的失守。
而这一点正是丁汝昌所担心的，在制订作战计划的同时，丁汝昌就提出，北岸“兵力不敷分布，实为可虑。
南岸自龙庙嘴至赵北嘴，亦十余里，后路更宽，均甚吃紧，”(22)要求予以重视。
但由于清军在陆路防守上，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战术，未能有效地阻止日军攻势，南北帮炮台相继委敌。
在日军水陆夹击下，北洋海军舰只损失殆尽，遂有请降之议。
但是应该指出，任何一种防御计划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船台相依之策亦同。
况且，威海战役失利原因在于陆路防守，这本已超出了丁汝昌的职责范围，自然不能诿过于丁汝昌一人。
至于如何防守威海方为上策，不少论者皆引用1月22日、23日清廷的谕旨：“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23)“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其归路，”(24)认为以袭击战法打击日军登陆舰队，方为上策。
(许华同志在另文中亦持此论)其实，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罢了。
其一，北洋舰队的实力已不足当此大战。
前已述及，黄海战后，北洋舰队实力已大不如前，1894年11月14日，北洋舰队自旅顺返威时，镇远舰误触礁石，擦伤多处，赶修月余，只能升火五锅炉，行7海里。
这使本来实力就逊于日本的北洋舰队更加相形见绌。
其二，日本联合舰队对此早有防备，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张网以待。
为掩护陆军登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亨海军中将提出了《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将所有22只军舰编为本队、四个游击舰队和一个鱼雷艇队，规定：在运兵途中如遇北洋舰队，即以第三游击舰队护送陆军，其余各舰队、鱼雷艇队迎击；登陆时，本队、第一、二游击舰队驶近威海卫，防止北洋舰队出击；登陆后，舰队主力设法将北洋舰队诱至外海歼灭，第三、四游击舰队组织陆战队伺机攻取刘公岛。
(25)这时，北洋舰队如全力出击，无疑会增加日军登陆的困难，但更可能被防范严密的日军聚歼于海上。
总之，以“船台依辅”之策防守威海，是清廷、李鸿章、丁汝昌明确、一致的战略方针，对此，他们之间没有原则性分歧。
在战役进行中，丁汝昌并没有擅自决定改变防守策略，而是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这一既定方针，并在战役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事实证明，此计划在当时情况下，是最切合实际、而又积极可行的，因此，许文对丁汝昌的批评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