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投放顺周期性效应的分析

信贷投放顺周期性效应的分析一、我国信贷投放的顺周期性效应1.信贷投放的顺周期性首先表现在信贷增长与实际GDP增长表现正向关系。

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带动信贷增速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则导致信贷增速的下降，两者趋势吻合，相互强化，放大经济波动幅度并引发或加剧金融不稳定。

从图1能够看出，信贷增长与实际GDP增长存有这种正向变动关系，而且在1998年央行取消信贷“限额管理”之后表现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率较小的上升会带来信贷增长率较大的上升，而经济增长率较小的下降则会导致信贷增长率较大的下降。

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政府多措并举保增长，维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金融系统恐慌性紧缩并没有消除，信贷在1998年、1999年连续出现大幅度下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在1999年跌入低谷。

2.信贷投放的顺周期性同样表现在信贷增长与产出缺口的变动关系上。

使用消除趋势法②计算出1979年至2012年中国的潜在产出，并由此得到产出缺口（实际产出-潜在产出）/潜在产出）。

产出缺口为负值，表示存有生产水平不足，若信贷增速下降，则说明信贷投放存有顺周期效应；反之亦然。

从图2能够看出在产出缺口为负阶段，如1980-1983、1985-1987、1994-2000、2003-2005、2007-2010，均存有不同水准的生产水平不足，而与之相对应，则存有若干个明显的信贷收缩区间，如1980-1982、1986-1987、1997-2000、2003-2005、2009-2011。

产区缺口为正的阶段，如1983-1985、1991-1994、2005-2007存有明显的生产水平过剩，而与之相对应的存有干信贷扩张区间：1983-1984、1991-1993、2005-2007。

由此说明，信贷投放存有明显的顺周期效应。

3.信贷投放的顺周期性还表现在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关系上。

动态地看，银行不良贷款是信贷周期形成过程中的产物。

当经济出现上行拐点时，借款需求增大，出现银行群体性多贷，造成信贷扩张；而当经济出现下行拐点时，银行贷款意愿下降甚至拒贷，造成信贷紧缩。

这个松一紧，既形成了信贷周期，也使银行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获得中央汇金注资前的不良贷款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情况能够看出，两者表现出明显反向的关系（见图3）。

如1997年和2003年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最低（分别为24%和20%），对应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最高（分别为9.3%和10.0%）。

1999年不良贷款率最高（39%）而对应的经济增长率最低（7.6%）。

这清楚地表明了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从而说明信贷投放具有顺周期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信贷顺周期效应相对小一些，这是因为我国信贷周期波动明显带有转轨时期的特点，贷款规模不但在一定水准上受工业生产等实体经济因素的制约，更受到体制变迁和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

二、信贷顺周期性效应的产生与传导机制：基于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分析（一）金融加速器的内涵与传导渠道Bernanke④等（1989）提出，信贷市场不完全性会引起借贷双方的代理成本，从而使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企业净值）的改变能够引起投资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引起下一期产量的变化，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

企业净值扮演了加速经济增长或衰退的角色：企业净值上升，一方面增加了内部融资的来源，另方面能够减少外部融资的成本；企业净值下降，提升了外部融资所需支付的溢价，同时也提升了外部融资的需求量，因而减少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

企业净值的顺周期性和银行代理成本的逆周期性对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

Bernanke等（1996）正式地将这种周期性的放大效应称为“金融加速器”（financialaccelerator）机制（见图4）。

由此看出，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传导渠道有两个，一是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二是银行信用渠道。

前者的主体为信贷需求方，后者为信贷供给方，影响信贷供需的顺周期因素通过上述两个渠道产生了信贷的顺周期性效应，从而产生“小冲击，大波动”现象。

（二）金融加速器机制下的信贷顺周期性效应1.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

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是通过企业现金流和企业资产价格与抵押资产价值变动实现的。

当实体经济受到负向冲击时，经济总产出减少，一方面会降低企业的现金流，从而增加企业外部融资的需求，增加代理成本（违约风险上升）；另一方面，未预料的经济负向冲击，会使市场减少对资本品的需求，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使得企业向银行贷款时可提供的抵押品价值减少，从而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企业减少当前投资和下一期的产出、现金流。

预期现金流和企业净值的减少会进一步降低资产价格。

当经济受到正向冲击时，上述过程刚好相反。

总来说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大小）状况就成为影响信贷周期的关键因素。

此外，企业的净资产值和内在信贷需求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信用评级和会计准则等外生变量。

周小川行长（2009）深刻地指出，世界金融体系的信用评级由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几家大型机构把持，并且评级高度同质化，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称之为“来自外包的羊群效应”。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普遍实施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公允价值加剧了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化，并通过公允价值计价工具的损益变动增大了收益的波动性，进而形成了“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

2.银行信用渠道。

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另一传导渠道是银行信贷渠道。

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约束，二是银行自身的信贷行为倾向。

首先，对于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一是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实现，当货币当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下降，不得不收缩信贷；二是通过银行资本渠道实现，在不完全竞争的银行市场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银行存贷利差，使得银行资本的期权价值下降，导致了未来资本要求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进一步增强。

另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允许金融机构采用的内部评级法给金融体系带来顺周期性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计算中的风险权重来自内部模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风险权重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在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通常较高，资本充足率则较低。

所以，金融机构倾向于在好年景时提升杠杆率，而在年景不好时则降低杠杆率，从而促动了繁荣期的泡沫积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导致周期性波动上升。

其次，银行自身的信贷行为倾向也导致信贷供给的顺周期性。

实践表明，银行的很多信贷决策错误都是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

一方面，在景气时期银行对于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偿债水平往往过于乐观，导致信贷政策放宽，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也能获得融资并在后期出现坏账，此称为一类错误信贷政策；另一方面，在衰退时期银行不良资产增加，信贷政策趋于保守，正净现值的项目被拒贷，犯了二类错误信贷政策。

这两类错误信贷政策的产生，是基于银行信贷行为中存有“灾难短视”和“羊群效应”。

“灾难短视”是指银行有遗忘过去危机的倾向。

随着时间推移，银行会认为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以至于承担了与其资本实力相比较大的风险敞口。

信贷的“羊群效应”是指因为有限理性，银行会出现认知偏差，在经济波动出现上下行拐点时，信贷市场上会出现群体性多贷和群体性拒贷现象，信贷的“羊群效应”造成信贷扩张与紧缩并形成信贷周期，信贷周期反过来又强化了实体经济的波动。

三、信贷顺周期性效应的应对策略：构建基于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逆周期政策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内在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加上资本监管、会计准则、信用评级等外部规则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进一步强化，成为近年来金融失衡加剧、金融脆弱性增强，并最终导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因而，缓解金融系统顺周期性和建立相对应的逆周期机制，将成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宏观层面的逆周期政策1.推动利率市场化，建立“相机抉择”逆周期利率政策。

利率作为重要的资金价格，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

但因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准较低，利率水平无法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一定水准上使货币政策“失灵”，利率的“自动调节器”功能更是无从发挥。

所以，应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在存量上，放开管制、简化利率档次、扩大浮动区间，在增量上，允许发行替代性产品（如同业大额存单CDs），以增量发展带动存量改革，完善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和利率体系。

同时，在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央行政策利率为核心的“相机抉择”逆周期利率调控机制。

即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相机而动，灵活微调利率以适合经济周期的波动。

在经济上行周期，伺机上调利率，抑制信贷过快扩张，拉长繁荣期，在经济下行周期，相机下调利率，降低融资成本，缩短衰退期，以此减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达到逆周期调节的目标。

2.建立和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

人民银行于2011年起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具体计算公式为：法人金融机构执行的差别准备金率=稳健性调整参数×按宏观审慎要求测算出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实际资本充足率（即Ri=αiC*i-Ci）。

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充分考虑了银行信贷存有的顺周期性行为，将宏观经济热度纳入信贷顺周期贡献参数从而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将在一定水准上抑制信贷的顺周期性效用，熨平因为信贷周期而产生的经济波动，从而缓解“小冲击，大波动”的现象。

但从实际情况看，全国地区间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加之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各地区的发展要求也不同，设定全国统一的宏观经济热度参数并不能反映地区的实际情况。

所以，建议宏观经济热度参数的设定能够根据全国（地方）GDP实际增速与政府公布的目标GDP增速的偏离水准来确定，当GDP实际增速高于政府公布的目标GDP增速时能够认为存有经济过热，偏离越大，宏观经济热度参数取值越高，反之亦然。

（二）设计微观层面的逆周期政策1.引入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

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能够实现在经济上行期抑制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在经济下行期缓解银行信贷的收缩，从而减小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放大作用，同时进一步抵消巴塞尔新协议的顺周期效应。

但当前针对逆周期资本要求如何计算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主流观点是使用逆周期乘数对监管资本实行调整。

巴塞尔Ⅲ规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范围为0%-2.5%，但并没有明确其具体的应用方式。

中国银监会参照巴塞尔Ⅲ制定并于2013年正式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也仅仅确定了逆周期资本要求的范围0%-2.5%。

在具体应用时，要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机制尚待完善的国情，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应采取“相机抉择”的决策方式，建立资本充足率与GDP增长率、信贷和银行收益等关联函数，在景气好时，资本充足率逐渐上升，直至达到最高上限，而在景气坏时，资本充足率依据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状况而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