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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及修改完善论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及修改完善贺胤应一、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影响一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太低根据我国《刑法》第383条、第386条的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见，一般情况下，贪污罪和受贿罪构罪的数额条件都是5000元。
同时，《刑法》又规定了两种例外，一是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于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二是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刑法》这种关于贪污罪和受贿罪构罪数额方面的规定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了。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开始凸现。
当前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现状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与这种经济发展现状相伴的是中国各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呈现扩大化趋势。
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如以5000元为例来比较，在东部地区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在西部地区则可能是一个人两个月或一个季度的工资。
这种工资差距，使得5000元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价值和意义就完全不同。
表现在刑事处罚上，所彰显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也就不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民众对贪污、受贿数额5000元左右的行为与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可能存在差异。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民众一般会认为以贪污或受贿5000元左右就入罪，刑法的规定太过于严厉，不能接受；西部地区的民众则会认为以贪污或受贿5000元左右就入罪，虽然有点严厉，但可以接受。
之所以有这种差别，除了经济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所谓犯罪，其学理概念是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通说认为，犯罪的特征有三，分别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
其中，社会危害性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犯罪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够成为犯罪，此其一。
其二，并非一切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是要看其社会危害性达到了什么程度。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应限定在一定的严重程度范围之内，使之不同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因为在贪污和受贿犯罪案件中，贪污、受贿的数额是一个很重要的量刑情节，数额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种贪污或受贿行为能否构成犯罪。
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太低，已经对查办和惩处职务犯罪造成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过低的入罪门槛违反了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导致对犯罪嫌疑人本应该进行党纪、政纪处理的贪污、受贿行为进入司法程序变成刑事案件，使刑事处罚宽缓的一面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其次，过低的入罪门槛给司法适用带来困难，从法院角度来看，就会导致使用缓刑过多；从检察院角度来看，就可能导致相对不起诉过多。
这两多致使一些社会民众对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认为司法机关是官官相互，有意放纵了贪污和受贿犯罪分子。
最后，使不同地区的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案查处的数额起点上存在差异。
从发案角度来看，在一些贪污和受贿案件发案相对比较多的地区，当犯罪嫌疑人贪污或受贿所得数额达到5000元左右，符合构罪条件时，但若犯罪嫌疑人有悔改表现，也积极退赃的话，检察机关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立案，可能通过其它途径如追缴赃款、建议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等方式处理掉了。
主要因为案值太小，许多案值比这大得多的案件亟待检察机关处理，检察机关没有人力、物力及精力去处理这些小案件，对这类受贿案件立案在某种程度上是浪费司法资源。
在一些发案相对比较少的地区，当犯罪嫌疑人贪污或受贿所得数额达到5000元左右，符合构罪条件时，但若犯罪嫌疑人有悔改表现，也积极退赃的话，检察机关一般可能会立案，最后法院判处缓刑或者做出不起诉决定。
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许多贪污或受贿所得数额达到5000元左右的案件，处理的方法也和一些发案相对比较多的地区相同。
在西部地区，许多贪污或受贿所得数额达到5000元左右的案件，处理的方法也和一些发案相对比较少的地区相同。
二贪污罪和受贿罪在刑罚最高幅度上存在缺陷。
根据我国《刑法》第383条和第386条的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贪污罪和受贿罪刑罚的最高幅度。
同时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是两罪刑罚的次最高幅度。
目前，《刑法》规定的这两个刑罚幅度已经远远跟不上贪污和受贿案件发展形势。
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领导下，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依法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查处了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有力地促进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涉案金额也在节节攀升，贪污、受贿的数额与官员的级别、权力渐成正比，级别越高、权力越大，贪污、受贿的数额就越大，动辄就是几百万，甚至数千万，而刑法的规定却仍然没有变化，只要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均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而10万之上的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等等数额的不同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但刑法赋予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刑罚量刑幅度却十分小，这十分不利于反腐败。
反而有可能导致一些已经贪污或受贿十万元以上的贪官产生少贪不如多贪、少收不如多收的想法，进而大肆贪污或受贿，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经济损失。
《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缺陷造成在司法实践中这两项法条的贯彻和落实被打大折扣。
下面，我将举一些《检察日报》上刊登的真实案例来比较说明。
例一《帮人免税收受感谢费，重庆国税局原副局长黄某获刑十年》刊登日期2019年4月9日黄某利用职权，帮助某企业免税1287万元，收受对方给予的10万元感谢费，一审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0年，并追缴其非法所得10万元。
例二《浙江开化原县委书记王某受贿获刑十二年》刊登日期2019年4月8日法院审理查明王某于1998年至2019年，先后50次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19万元，认罪态度较好，并且退清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
例三《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原院长受贿获刑》刊登日期2019年4月19日1999年至2019年4月间，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原院长曹某利用职务便利，在购买医疗设备等环节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人民币1126万元，港币5000元，美元5000元，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
例四《安徽毫州原副市长受贿终审获刑八年》，刊登日期2019年2月16日1999年至2019年，倪某利用担任毫州市副市长、国土资源局局长等职务之便，收受贿赂38万余元及万宝龙女式手表一块。
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倪某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积极退出全部赃款，悔罪明显，依法可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23万元。
这四个案例均为受贿犯罪，所收受数额均在10万元之上，均符合我国《刑法》第383条和第386条的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规定，为了便于清楚地说明问题，我制作了下表案件名称黄某受贿案王某受贿案曹某受贿案倪某受贿案受贿数额10万元1019万元，收受贿赂人民币1126万元，港币5000元，美元5000元，38万余元及万宝龙女式手表一块。
犯罪情节帮企业免税1287万元，50次收受；认罪态度较好，并且退清赃款。
利用职务便利，在购买医疗设备等环节为他人谋利，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积极推出全部赃款，悔罪明显，法院判决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
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
减轻处罚，一审十二年，二审八年，并处没收财产23万元。
仔细比较这四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以王某受贿案和曹某受贿案相比较来看，王某比曹某受贿数额少了15万余元，且王某认罪态度较好，并且退清赃款。
关于曹某的认罪态度报道中没有提到，应当推定曹某的认罪态度一般，不好也不坏；关于曹某涉案的赃款是否退还报道中也未提到，但根据司法实际情况来看，职务犯罪案件的主体是具有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对盗窃、抢劫等普通刑事案件来说，一般都可以追回赃款，因此，从曹某受贿百万余元而获刑相对较轻来看，可以推定其是退还了赃款的。
纵上所述，王某和曹某比较来看，王某在受贿数额和认罪态度的情节上均优于曹某，但法院在最终的量刑上，王某却比曹某多两年。
以王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为参照物来看，曹某应当在十二年之上，而不会在其之下。
以黄某受贿案和倪某受贿案来看，倪某受贿数额达38万余元及万宝龙女式手表一块，黄某受贿数额10万元，倪某受贿数额将近黄某的四倍，在受贿数额上，倪某明显处于劣势。
但在犯罪情节上，倪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积极推出全部赃款，悔罪明显；关于黄某这方面的表现，报道中没有谈及，可以推定黄某没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一般，不好也不坏。
在前述条件下，法院在最后的量刑上表现出了巨大差异，对曹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审对倪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二审进行了减轻处罚，只判处了倪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23万元。
二审法院的判决只看到了倪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积极推出全部赃款，悔罪明显等，而对于受贿数额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这个判决是欠公正的。
比较到此处，笔者感到黄某很不幸，假如他具有了倪某的相关犯罪情节，那么他完全可以判处比倪某二审更轻的刑罚。
以王某受贿案和倪某受贿案相比较来看，笔者则又可能要推翻前段中得出的结论这个判决是欠公正的了。
从受贿数额来看，王某受贿数额达1019万元，倪某受贿数额38万余元及万宝龙女式手表一块，可见王某受贿数额是倪某的两倍还要多。
从犯罪情节上来看，王某和倪某均具有认罪态度较好，退清赃款的情节，且倪某还具有自首情节。
从受贿数额和犯罪情节比较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预测王某的量刑应当要比倪某重。
但是，以两案的一审来看，法院一审判处王某和倪某的有期徒刑竟然都是十二年。
从报道来看，王某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应当已经生效。
倪某上诉后，法院减轻处罚，判处倪某有期徒刑八年，从与王某受贿案的比较来看，倪某的二审判决应当又是公正的。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摘要】我国贿赂罪立法存在问题。
贿赂罪立法的不足包括相关法规的不完善和导致贿赂问题严重。
加强贿赂罪立法是必要的，需要完善我国贿赂罪法律体系。
建议完善我国贿赂罪立法，加大对贿赂活动的打击力度，促进社会风气的正常发展。
贿赂问题在我国仍然存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贿赂活动难以有效打击，对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加强贿赂罪立法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完善相关法规，提高打击贿赂活动的力度，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正常发展。
【关键词】贿赂罪、立法不足、完善、法规、贿赂问题、加强、必要性、法律体系、建议、打击力度、社会风气、正常发展。
1. 引言1.1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存在问题我国贿赂罪的立法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的不足和不完善。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贿赂罪的相关法规相对较为零散，立法内容不够全面细致，导致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漏洞。
与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深化，贿赂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重，现有的法律体系往往不能有效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贿赂行为。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亟需加强和完善，以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打击和防范各类贿赂活动的发生。
加强贿赂罪立法还能促进社会风气的正常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任和支持。
在现阶段，我国贿赂罪的立法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需要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构等多方共同努力，加大对贿赂问题的治理和打击力度，推动立法的完善和贯彻执行。
2. 正文2.1 贿赂罪立法的不足之处我国贿赂罪立法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定义和规定。
我国《刑法》对于贿赂罪的定义较为宽泛，没有明确规定何为贿赂行为，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何为贿赂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容易引发争议。
二、对于不同情形下的贿赂行为惩处不足。
目前我国对于受贿行为的认定偏重于直接利益交换的情形，而对于其他形式的受贿行为，如利用职权或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处罚措施。
贪污罪的立法设计缺陷
我国有关贪污罪立法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近十年反贪污犯罪的实际情况，于1988年1月21 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该规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概念，给贪污罪下的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补充规定》施行后，对加大反贪污力度，清除腐败现象，起到了巨大作用。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现行贪污罪立法存在的缺陷也就显示出来了。
本文拟提出一管之见，试图进一步完善贪污罪立法，准确、有力地惩治贪官污吏。
一、我国现行贪污罪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1.主体宽泛，重点模糊。
贪污罪是具有渎职罪主体身份的人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
具有渎职罪主体身份的人，在我国惯指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立法者对贪污罪主体的解释不断变化、扩大。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3条规定：“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指出：“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补充规定》，将刑法中贪污罪的主体正式扩大补充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这样，现行刑事立法中关于贪污罪的主体就进一步突破了过去国家工作人员的模式，加进了不少新的成份。
在我国刑事立法过程中，贪污罪主体的构成经历了由立法当时较为单一的国家工作人员，到1988年《补充规定》比较宽阔的主体外延的过程。
受贿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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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觉： 即一定数额的贪污受贿 是我 国法律所允许的。鉴于此 ， 笔
者认为， 取消立 法中这种 明示性 的数额规定。建议： ． 管辖权方 应 １在 面， 应该 明确对贿赂犯罪的普遍管辖权； ． ２应增设贿赂外 国公职人员、
国际 组织 官 员 罪 ； ． 加犯 罪 “ ３增 对象 ” 的范 围 ， 改 、 善贿 赂 犯 罪 的 既 修 完 遂 标 准 ； 统 一 贿 赂 犯 罪 的 犯 罪客 体 ， 虑 对 行 贿 受 贿 同 罪 同 罚 的可 ４． 考
他 人 谋 取 不 正 当 利益 ， 受 他人 “ 益 ” 为 评 价 的 定 量 因 素 ， 样就 收 利 作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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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９（ ） ０． 下 ０６
受贿罪 的 去 陷与 完善 缺
杨 正 辉
摘 要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 象， 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是剥削阶级、 剥削制度 的产物 当前， 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贪污贿赂犯罪呈现不断蔓延扩展 的趋势， 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 尤显对其相 关问题研究的
贿案件 的破获 ， 给犯罪分子以极大的振摄 。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关于 但
受贿 罪 规 定 的不 完 善 ， 犯 罪 分 子 以可 乘之 机 ， 给 导致 “ 该 治 而 治 不 罪
论受贿罪法定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提升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的可操作性为视角
共有 ９档法定 刑 ，最重一档对 应的金 额仅 以 】 ０
万元起 步 。其余 ８档对应 的便 是几 档差额 不大 的 低值金额 ， 感觉前 面几档法定 刑全挤 一块儿 了， 最 重的一档 法定刑距 前几档不远 处就开 始无 边无 际 的蔓延着 。 疏密明显不 均衡 。司法现实 中 ， 多受 很
中 ， 为人受 贿 金 额 为 四万 元 ， 照表 一 可知 ， 行 对 其
所对应 的法 定刑 是 １ ７年有期 徒刑 ，检 察 机关 的 —
量 刑 建 议 是 ５ ７年 有 期 徒 刑 嘲 最 后 法 院 量 刑 为 ６ — ，
五 千 以 上 不 满 一 万 五 千 以 上 不 满 五 万 五 万 以 上
（ ） 定 刑 档 次 交 叉 重 叠 ， 接 无 梯 度 一 法 衔
最 高 检 于今 年 印 发 了 《 于 积 极 推 进 量 刑 规 范 关 化 改革 全 面 开 展 量 刑 建 议 工 作 的 通 知 》 ，决 定 在 全 国 检察 机 关 全 面 试 行 量 刑 建 议 工 作 。 可知 这 项 规 范
贿 案 件 的 受 贿 金 额 已 在 十 万 元 以 上 ，动 辄 参 照 最 重 一 档 法 定 刑 量 刑 ，造 成 最 重 一 档 法 定 刑 适 用 频
罚 当其 罪的原则 ， 背 了立 法 的初衷 ？反 过来 ， 违 如 果将 ５ ０ ０ ０元理解 为起 刑点 ， 是否 又犯 了刑罚等 同
相 邻 的 法 定 刑 档 次 应 该 上 下 衔 接 ， 于操 作 。 便
量 刑的监督工作 和量刑一样 ，都必须 以法定 刑作为
适 用 的准 绳 和依 据 。法 定 刑 是指 刑法 分 则 对 各 种 具 体 犯 罪 规 定 的处 刑 标 准 ，包 括 刑罚 种 类 和刑 罚 幅 度 两项 内容 。】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立 法 者 对 犯 罪 的性 【 在一 质 以及 危 害程 度 的考 虑 和 衡 量 。我 国刑 法 第 ３ ６条 ８ 规 定 ， 贿 罪 依 照 该 法第 ３ ３ 规 定 （ 受 ８条 即贪 污 罪 的法 定 刑 １ 罚 。按 照 该 条 法 律 的规 定 ， 贿 罪 的 法定 刑 处 受
试析我国商业贿赂立法缺陷与完善对策
试析我国商业贿赂立法缺陷与完善对策论文摘要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严重的腐败犯罪，它打击跨国投资积极性、破坏市场稳定、降低经济增长率、扭曲人的道德价值观。
面对商业贿赂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我国既无专门的《商业贿赂法》，又轻民事制裁。
对此，我国应反思本国商业贿赂立法，并予以完善，从而有效治理商业贿赂行为。
论文关键词商业贿赂立法缺陷完善对策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党的十八大再次把反腐败提到重要位置。
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严重的腐败犯罪，既打击跨国投资积极性、破坏市场的稳定、降低经济增长率，又扭曲人的道德价值观。
面对商业贿赂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我国不断加大重视程度。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要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2008年两会上民革中央《关于尽快制定“反商业贿赂法”的建议》，指出了商业贿赂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呼吁该法尽快出台，并要求在该法未出台之前，要加强相关法律执行力度。
同时，我国还从经济、刑事、行政法中予以立法，这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仍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一、中国商业贿赂的立法现状及分析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的《商业贿赂法》，其对商业贿赂的规定散见于各种反腐败、反贿赂的法律法规中，主要包括经济立法、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三方面：（一）经济立法方面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经营者销售或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
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以《刑法》第383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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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我 国贪 污 贿 赂 犯 罪刑 法规 定存 在 的 问题 与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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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刑 法》 第３ ８ ３条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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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贪污腐败罪立法方面的不足
论我国贪污腐败罪立法方面的不足摘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是当今困扰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贪污、受贿犯罪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当前，我国贪污罪受贿罪法定刑设置存在不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击和预防贪污受贿犯罪的成效。
由于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实践中法院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判决结果往往令人难以接受，许多判决结果也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现代法制社会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定罪准确和量刑恰当。
这就需要首先在立法上有一个合理的法定刑准绳，以及科学完善的量刑制度。
所以我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国腐败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应当引起所有法律工作者的重视。
本文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为视角，来论述我国腐败犯罪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完善建议：增设罚金刑，调整没收财产刑、完善资格刑的内容，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资格刑、取消分则条文中规定的免刑条件和非刑罚的处理方式、在适当时候从立法上废除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对贪污罪受贿罪应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关键词：腐败犯罪、立法缺陷、贪污罪、受贿罪、量刑建议制度目录一、近年来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多呈现的特点及立法上的缺陷分析㈠近年来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呈现的特点⒈犯罪手段越来越先进，隐蔽性越来越强⒉贪污腐败犯罪很少单兵作战，窝案、串案增多⒊贪污腐败犯罪中亲人间共同作案的越来越多⒋贪污腐败犯罪人携款潜逃增多，资金外流严重⒌贪污腐败犯罪中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突出㈡对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立法方面的缺陷分析二、从贪污受贿的角度，谈完善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建议㈠增设罚金刑、调整没收财产刑㈡对贪污罪受贿罪完善和增设资格刑（三）对贪污罪受贿罪应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四）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五）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实现量刑的公正三、结束语四、参考文献引言贪污、受贿是当今困扰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在同这些腐败犯罪作斗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也越来越严重，同时立法上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受贿罪的缺陷与立法完善
３ ． 受贿罪定 罪量刑 以受贿数额 为标准不合理
按 照 刑法 第 ３ ８ ３ 条 的规 定 ，个 人 受贿 数 额在 １ ０ 万元以上的， 处１ Ｏ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无 期 徒 刑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的 ，处 死 刑 ，并 处 没 收财 产 。个 人 受贿 数 额在 ５ 万 元 以上 不满 １ ０ 万元的， 处５ 年 以上有 期 徒刑 ，并处 没 收 财产 。按 照 该规 定 来理 解 ，那 就 是受贿１ 万 元 ，量刑 幅度 就 是 １ 年 有 期 徒刑 ，在 司法 实践 中 ，对 于 受 贿 数 额 较少 的可 以按 照该 规 定 进 行量 刑 ，但 对 于数 额 超 过 １ ０ 万元 的，有的甚至受贿数额达到几百万、上千万 ，每１ 万元判 处１ 年 就 出现 了非 常可 笑 的结果 了 。
经济上都给予 了严厉 的打击 ，让其受贿者不敢犯罪 。职务犯罪
的案 件 发 生 以后 ，司法 实 践 中对 于案 件 的量 刑 往往 不 重 ，以至 于 很 多 犯罪 分 子 判决 完 了以 后仍 在 机 关工 作 ，这就 不 能体 现 职 务 犯 罪 的零 容 忍 ，主要 是 在 法律 规 定 中没 有 对 职务 犯 罪 判处 剥 夺 资 格 刑 的规 定 ，以至 于 让 犯罪 分 子 可 以有 再 次犯 罪 的机 会 ， 不 能起 到震 慑作 用 ，起 到一般 预 防的效 果 。 二 、我 国 受 贿罪 的 立 法 完 善
广 西 恭城
定 上 要 用罚 金 刑 对犯 罪 行 为 起 到预 防 和惩 治 作 用 。 因此 对 于受 贿 犯 罪 仅对 其 判 处刑 罚 不 足 以遏 制 其 犯罪 行 为 ，必 须 利 用罚 金 刑 对 其 进行 约束 ，并 处 罚 金 和没 收财 产 ，这 样 无论 从 人 身还 是
贪污受贿罪的立法与完善
贪污受贿罪的立法与完善从古至今，惩治贪污腐败一直是国家和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它与国家存亡和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我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十八大以来更是重拳出击，直击各种“老虎”和“苍蝇”。
而《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不仅直接关乎犯罪人应该受到的刑法处罚，也体现了国家出击腐败问题的刑事政策，更关系到刑法实施的社会效果。
因此，关于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的犯罪的定罪量刑，不仅要有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预见性，还要能够良好的发挥刑法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
综上所述，针对现有刑法的问题进行完善确有必要。
标签：贪污罪；受贿罪；量刑；立法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建国以后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并对其简要的进行了评价，指出了《惩治贪污条例》、1979年指定的《刑法》和1997年制定的《刑法》的特点与缺陷。
本文第二部分对现行《刑法》中关于惩治贪污受贿行为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进行了重点阐述与评价。
第三部分对现行《刑法》中关于贪污受贿罪缺陷成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第四部分主要提出了筆者对如何改进上述缺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1、贪污受贿罪量刑的历史发展与现状（1）早期的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及其缺陷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腐败问题的惩治办法最早出现于《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并没有将贪污罪与受贿罪分开，而是将“收受贿赂”的受贿行为，均以贪污论罪。
1979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该部法律没有把贪污贿赂犯罪合并在一起作为职务犯罪共同放在渎职罪章节中，仅仅将贿赂类犯罪放置在渎职罪章节中，只是在分则中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章节规定贪污罪的相关条文。
但是1979 年《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规范总体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各量刑档次之间从轻到重排列并且具有先见性的将受贿罪的量刑从贪污罪量刑中分立出来，实现了受贿犯罪与贪污犯罪的分离。
（2）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细化路径由于1979年的《刑法》预见性不强，再者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这部《刑法》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摘要】贿赂在我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我国对贿赂罪的立法却存在着不足之处。
本文将从我国贿赂罪立法的现状入手，探讨现有法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修订贿赂罪相关法律，加大打击力度，建立预防机制，强化司法实践。
文章结尾强调了我国贿赂罪立法完善的重要性，以及应对立法不足的紧迫性。
通过完善我国贿赂罪的立法，可以有效打击贿赂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国家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贿赂罪、立法不足、完善、修订建议、打击力度、预防机制、司法实践、重要性、紧迫性。
1. 引言1.1 贿赂罪的普遍存在贿赂罪的普遍存在是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贿赂现象。
贿赂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贿赂行为在政府机构、企业机构和各行各业都有所存在，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贿赂罪的普遍存在反映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
各种形式的贿赂行为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贿赂问题的日益严重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1.2 我国贿赂罪立法的现状我国《刑法》对贿赂罪的立法是比较完善的，明确规定了贿赂的对象、方式、数额和处罚等方面的内容。
在实践中，我国贿赂罪立法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我国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过于狭窄。
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罪构成要素相对较单一，没有对更广泛的贿赂行为进行明确规定。
一些形式上看似礼尚往来的行为，在法律上并不能完全视为贿赂行为，这给一些行为带来了法律漏洞。
我国贿赂罪的相关法规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复杂的贿赂案件缺乏统一的司法解释和标准，导致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争议。
对于贿赂罪的处罚力度相对较弱。
一些贿赂行为虽然涉及数额较大，但由于我国对贿赂罪的处罚幅度并不是很明确，导致一些贪官污吏可以通过贿赂手段来逃避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