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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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

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

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

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

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

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

2、
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

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

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

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

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

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

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

《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

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

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

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

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

因此，“六
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

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

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

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

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

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

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

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

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
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三、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

”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

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

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

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

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

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1、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象形即取象于物形。

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

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

例如“子、自、止、贝、它、晶、
网、行”等。

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

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

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2、指事：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

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

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

这是“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3、会意：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

“会”有“会比”、“领会”二义。

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

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

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

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①）、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

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

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等。

4、假借：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就当今严密
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

其实是误解了许慎。

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

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

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

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

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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