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理论研究综述

目录序 (1)一、草创期 (1)二、成长期 (2)三、成熟期 (3)四、新时期 (4)小结 (5)参考文献 (6)“六书”理论研究综述(山东经济学院文学院李波)序“六书”理论形成于东汉。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六书”理论正式创立的标志。

从那以后,“六书”理论就成为传统文字学中的一个基础理论，同时也是核心理论之一，甚至还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六书学”。

纵观“六书”理论的整个研究过程，可以分为草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新时期四个时期。

本文就“六书”理论研究的历史分期、各个时期独特的学术成就以及“六书”理论的优缺点等问题进行归纳概括，理清脉络，并加以系统分析和科学评价。

为了论述的方便和清晰，本文对“六书”理论研究分为两个层面、四个时期：第一个层面是传统“六书”理论研究的层面，这一层面贯穿了草创期、成长期和新时期三个时期；第二个层面是从现代语言学视角研究的层面，其中既有传统性质的因素，又更多地蕴含着现代语言学因素，主要是指新时期。

一、草创期“六书”理论的草创期可以追溯到周代，贯穿春秋战国和两汉，直至南唐。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的诞生标志着草创期的结束。

这一时期，就其研究的总体趋势和特性而言，始终没有摆脱传统“六书”的性质，一直是在“六书”理论的影响下研究和探讨汉字的构形问题，或者说这个层面对于“六书”的研究，其基本精神是继承式的、阐发式的、修正式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许慎的拘囿。

“六书”名称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日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①由此可知“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门学科，最初是用来教育公卿士大夫子弟的。

至于“六书”的具体名称，《周礼》并没有明确说明。

有关“六书”具体名称的确定大概到汉代时期才产生的。

具体来说，汉代主要有三人对“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排列顺序做了界定。

郑玄注引郑众《周礼解诂》谓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指出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次第。

班固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②。

郑众和班固虽然说明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次第，然而却没有对“六书”作解释，更没有运用“六书”的原理去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

许慎师从贾逵“受古学”，作《说文解字》.他在该书的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

”许慎不仅提出“六书”的名称，而且对“六书”的内容做了具体阐释：“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③。

三家对“六书”的名称和次第都不相同。

于是唐代张参《五经文字叙》用“六书”，名称依许慎，次第依班固，即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

以后徐锴《说文系传》、郑樵《通志·六书略》，一直到近代朱宗莱《六书释例》等都均沿用张参说。

“六书”的这种排列次序反映出汉字产生和孳乳的一般规律。

①《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3月第1版第24页.②班固.汉书·艺文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5年10月第1版第18页.③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六书”的概念经过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加以具体解说，并举出例字，从此建立起汉字的造字和用字规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慎之后，有不少学者对许说加以阐释，不断推动“六书”理论趋于成熟。

可以说，《说文解字》不仅完成了对“六书”作为“理论”的创立，而且开启了对“六书”理论之作为文字学构形理论的长达近两千年的研究。

但是许慎对“六书”的定义，每书只用八个字概括，过于简单，不免带来界说的含混，使得后世理解各异，争议纷纭，莫衷一是。

而且“六书”分汉字为六类，类与类之间有时不易划分，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后来对“六书”理论理解的差异和观点的分歧。

二、成长期“六书”理论经过汉代学者草创之后一直就颇有争议，对于这一理论，有人推崇，有人摒弃，有人信之为法宝，有人则不以为然。

从汉代以来，“六书”理论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它要想走进新的发展阶段就必须有所突破、有所革新。

南唐人徐锴是打破陈规的第一人。

从“六书”理论的研究史上来看，徐锴是承前启后的，他与其兄徐铉被称为“大小徐”。

他们不仅为研究“六书”奠定了基础, 而且徐锴还首开阐发“六书”之风，并创“凡六书为三耦也”之说。

之后，王安石著《字说》，尽管一概以会意说字，但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六书”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从徐锴首开创新之风，这一风气便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用更为开放和宽阔的视角去考察这个时期，更为有价值的还是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们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和对汉字结构理论的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研究勇气，他们为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创新性或者是富有启迪意义的成果，更为可贵的是留下了这种为探索真理而毫无畏惧的勇气与精神。

“六书”的成长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概括和认识：首先表现在研究“六书”的学者队伍上，也就是说研究“六书”的队伍庞大，人数众多。

据《汉文典》所载，当时仅研究转注者就有20多人。

其次是著述卷帙浩繁，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新的理论成果，例如杨慎提出的六书之“经纬说”，前承徐锴“六书为三耦”之余绪，后启戴震“四体二用”之新说，是对东汉“六书”“造字之本”之性质的挑战和冲击。

他们的著作，大多受郑樵《六书略》的影响而纷纷以“六书”命名。

择其要者言之，有宋代郑樵《六书略》、倪公武《六书本义》、周伯琦《六书正讹》、何中《六书纲领》、杜本《六书通编》、倪镗《六书类释》、明代赵谦《六书本义》、朱谋玮《六书本原》、涂观《六书音义》、杨慎《六书索隐》、吴元满《六书正义》、《六书总要》、《六书溯源直音》、杨慎《六书索引》等；有的虽不以“六书”命名，但其内容也是以“六书”为核心，例如元代周伯琦《说文字原》、明代王应电《同文备考》、赵宧光《说文长笺》和《子母原》等。

由此可见，宋元明时期形成了以“六书”为核心的“六书学”，确立了“六书”在文字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从而为清朝“六书学”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成长期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对“六书”的分类上。

这一时期对“六书”的分类始于南唐的徐锴。

他的《说文解字系传》系统地整理了许慎的《说文解字》，以新的视角对“六书”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六书三耦说”。

他指出：大凡六书之中，象形指事相类，象形实而指事虚。

形声会意相类，形声实而会意虚；转注则形事之别。

然立字之始类于形声，而训释之义与假借为对。

假借则一字数用，如行(茎) 、行(杏) 、行(杭) 、行(沆)；转注则一义数文，借如老者，直训老耳，分注则为耆、为耋、为耄、为寿焉。

凡六书为三耦也。

④而后宋代郑樵《六书略》对六书的分类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指出：“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

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别出为指事；谐声转注一也，谐声别出为转注。

二母为会意，一子一母为谐声。

六书也者，象形为本。

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

声则无不谐矣。

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

”⑤在此，郑樵把六书分为三类：一类是文，即象形字和指事字；一类是字，即会意字、谐声字和转注字；一类是统括文和字，即假借字。

这实际上是④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7第2页.⑤郑樵.通志略·六书略·六书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112页.把假借单列出来，把假借看成是对文字的运用。

明代杨慎则把“六书”分为“经”和“纬”。

他在《六书索隐》中说：“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

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

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

”杨慎的“六书经纬说”使得“四体二用说”呼之欲出。

吴元满《六书总要·六书总论》继承了赵谦《六书本义纲领·六书总论》中“象形，文之纯。

指事，文之加也。

会意谐声，字也。

谐声，字之纯。

会意，字之变也。

假借转注，则文字之俱也”的观点并且加以改造：“象形，文之纯。

指事，文之加也。

会意，字之纯。

谐声，字之变也。

假借转注，则字之用也。

”又在《谐声指南·引》中指出：“六书形事意声，四者为体，假借转注，二者为用。

”这样，“四体二用”说就明确提出来了。

可以说，这一时期对“六书”的分类逐渐明确，并且逐步趋于合理化。

三、成熟期“六书”理论经历了宋元明时期的迅速成长，到了清代更为完善，表现出繁盛的研究景象。

宋元明时代的“六书”理论动摇了《说文解字》的传统地位，在学术界一直倍受重视，但是清代人在围剿宋元明时代的六书理论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郑樵等人的新观点，于是清代学者开启了对“六书”理论研究的自觉之道。

自顾炎武开始，就把语言文字、声韵训诂当作治学的重要工具。

乾嘉时期，以江声、钱大昕、汪中等为代表的吴派学者，以戴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皖派学者，都继承和发扬了“朴学”传统，共同形成了“乾嘉学派”。

他们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和校勘学为基础来研究《说文解字》，既坚持实事求是，又具有怀疑精神，所以清代“六书学”达到极盛，名家辈出，成果丰硕。

清代的“六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六书”理论的研究。

主要表现在对许慎“六书”研究成果的继承和阐发。

此外，还有对宋元明时期那些试图跳出许慎“六书”藩篱的继承和阐发。

这些研究具有集大成的性质。

二是“六书”性质研究的突破。

继杨慎“经纬说”之后，戴震对“六书”进行了“体”、“用”的分类，提出了“四体二用”说。

他认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书之体止此矣”，转注、假借“所以用文字者”，为“字之用”。

三是继承者与反对者的相继而出。

这里应当强调的是, 继承者与反对者不是我们经常所谓的一般概念上的对立的“守旧”与“革新”，而应当将其看成由于其研究角度与方法的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结果。

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所附之统计，整个清代，研究《说文解字》并有著作传世的有200 余人，其较著名者也有50 余家。

四是“右文说”研究的新发展。

清代学者发明的“以声为义”、“因声求义”、“声近义通”等训诂方法都是在宋代“右文说”的启发下做出的，其对语源学的研究更是提供了重要门径。

“右文说”在清代的突出研究者是戴震、段玉裁、江沅和朱骏声。

其基本线索是由戴震提出了设想，段玉裁的弟子、戴震的再传弟子江沅有所传扬，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引用和分析解说了大量的右文材料，再到真正成功地按戴震要求写成专书的朱骏声，书名《说文通训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