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提及的唯一中国人

《资本论》提及的唯一中国人当我们翻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时，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叫王茂荫，是《资本论》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王茂荫何许人？马克思为何会提及王茂荫？有谁能想到，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清朝的王茂荫竟会与革命导师马克思“链接”起来……马克思抱病写《资本论》。

5年时间内，负债累累。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书桌旁修改文稿时溘然而逝，享年65岁。

在我们穿越历史隧道，去追寻王茂荫的足迹之前，先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忍受病痛，为人类奉献了伟大的《资本论》的——1850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被迫移居伦敦，恢复了经济研究工作，又开始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啃书本。

那时，从早晨9时到晚上7时，他都泡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丰富藏书里，一边博览群书，一边做着笔记。

前后3年，马克思共写了24本笔记，总称为《伦敦笔记》。

这些笔记为《资本论》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自投入革命活动以后，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

尤其在写作《资本论》时，更是贫困交加，债务累累，疾病缠身。

他吃的是面包、土豆，三九严寒时家里没有一点煤，更不要说买药的钱了。

那时，他肝病经常发作，曾担心肝硬化。

医生要他停下手中的工作去旅行，可他做不到，一则没有钱，二则渴望早日把《资本论》写出来。

以后，又是脑痛、牙痛，最后发展到皮肤上患痈和疖子。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5年时间内，始终受着病痛的折磨。

这病痛又花费了他大量的药钱，致使负债累累。

他说：“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1867年3月27日脱稿，9月出版，当时只印了1000册，非但没有获得巨额稿酬，甚至难以补偿马克思在写这部著作时抽烟的烟钱。

然而，马克思矢志不渝，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继续花费大量心血。

他又致力于第二版和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以及俄文、法文版的出版工作，致使耗尽了最后的精力。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书桌旁修改文稿时溘然而逝，享年65岁。

王茂荫是清朝的货币改革家。

他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货币改革措施，但大碰钉子。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

清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

他幼年入私塾，读书非常勤勉。

据说他像农人一样，太阳刚一出就赶去私塾读书，到暮色茫茫才念念有词地从私塾里走出来。

私塾之后，他就读于县城紫阳书院。

徽州人具有商业头脑，家里也反对他死读书，于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长辈决定，让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

他边管理边读书，第二年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

过一年再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备官户部。

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官吏。

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

其后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一直没有携眷属随任，在京城里，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在清咸丰年间，他曾经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他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货币改革措施，当然也大碰钉子。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加剧。

咸丰元年9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

他认为，发行（宝）钞、（官）票可能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要使（宝）钞、（官）票在民间有信用，能顺利流通，必须注意防止不良后果。

他提出防弊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只是用以辅助金属铸币之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钱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退出流通，而且要若干倍于钱币的数量和（宝）钞、（官）票一道流通（这实际是强调所发行的钞币必须以金属币为本位）。

二是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定数”。

三是所发行的（宝）钞、（官）票必须是可以随时兑取现银现钱的。

王茂荫发行（宝）钞、（官）票，符合那个时代货币的运营规律。

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未被采纳。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5月发行了民间无法向政府兑现成白银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同类性质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一时间，京城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百姓便将钞票戏呼为“吵票”。

面对如此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思补救对策。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敢于直言，切中时弊，目的是为了“通商情，利运转。

”《再议钞法折》，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

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

十分可贵的是，他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可是，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

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在这一年三月初八日下谕道：“王茂荫由户部司员，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

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

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这里，皇上严辞指斥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

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简直是大胆妄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话就是：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三月初八，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注八十三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指的就是这件事。

安徽省歙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茂荫史料研究者周培金对记者作了详尽的补叙：“王茂荫故居今天依旧保存着，位于歙县城南义成村，建于清代中叶。

宅院简陋，门外没有显赫的装饰物，仅在门口两旁有2只石鼓。

唯一说明宅院身份的，便是厅屋‘高仁堂’的匾额为李鸿章手书。

王茂荫的后代没有做官的，作为徽商家族，他们大多在外经商，飘流远方。

据史料，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时，王茂荫的儿子王铭慎经营的北京茶庄毁于兵火，王铭慎怀抱帐簿在大海中与开业120年的茶庄同归于尽。

”马克思发现王茂荫，和俄国的传教士巴拉第和叶夫拉姆皮有关，也和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有关。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知道王茂荫并将他写进《资本论》的呢？要了解其来龙去脉，须从俄国的传教士巴拉第和叶夫拉姆皮说起。

巴拉第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和传教士。

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有关王茂荫的货币改制过程与有关奏折事项，由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该卷于1857年出版。

很快，在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个书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于是就有了那个标号为（83）的注释，从而使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然而，当王茂荫“转回中国”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

在德文里，王茂荫自然变成了德文译音。

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 an－m 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

万卯寅是何许人也？王猛殷这名字怪怪的，在清代的大臣里面，实在是查无此人啊！由于对伟大著作《资本论》的高度重视，也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资本论》中译本在20世纪30年代一问世，考证工作便开始了。

经过郭沫若等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老家就在安徽歙县。

在20世纪50年代，吴晗更是把王茂荫誉为“清代货币改革者”。

一些历史学家还对安徽歙县进行考察，从王茂荫后代那里收集和抄录了有关奏折等第一手资料。

王茂荫以德名留后人。

他在晚年常说：“我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亩；我以德名留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

本人无需什么，两袖清风足矣。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范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王茂荫基于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对政府发行具有纸币性质‘官票’的运作流通过程，作了极周全的应对考虑，希望力避负面影响，确实是一位具有经济头脑的务实派官员。

他卓越的经济识见，虽不为当权者采纳，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却有显要的地位；不说超前，至少在同时代人中是出类拔萃的。

”王茂荫史料研究者周培金则认为，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思想、深察民情的作风、敢于冒犯龙颜的骨气、为官清廉的人格，确实难能可贵。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导师叶世昌教授指出：“马克思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一向十分关注。

王茂荫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并非偶然。

马克思的目光非常犀利，短短的一句话，就把王茂荫针对货币贬值的补救方案概括清楚了：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资本论》研究权威张薰华教授指出：“王茂荫最大的价值，不是在于抽象地提出货币理论，而是作为清廷官员提出具体的务实方案，直接干预货币政策。

马克思为什么会注意到遥远的东方国度里清代大臣的奏折与他的遭遇？是为了更充分地论证货币运动规律。

关于王茂荫的注释不是一个普通的个案，而是作为一个典型的论据。

马克思是赞同王茂荫的货币观点的，是同情王茂荫的。

王茂荫作为一个难得的清官在晚年常说：‘我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亩；我以德名留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

本人无需什么，两袖清风足矣。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史林》杂志副主编周武指出：“王茂荫货币改革措施，尽管被清廷否决了，但是他的货币改革理论，属于当时最先进、最务实的货币理论。

他提出了货币发行务必控制总量的理论阐述，总结了历代纸币发行的弊端，提出了金属币与纸币务必形成合理比例的量化概念，可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避免财政危机，兼顾了国家、商人和一般百姓的利益。

假设没有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王茂荫其人其货币理论，可能就不会进入中国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

王茂荫也许就成为一个被湮没的人物了。

”来源：《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