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
张之洞的《劝学篇》与实业教育思想述评
百年张之洞
・学术综述・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任 放张之洞(1837—1909)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晚清政治变革、实业振兴、思想嬗变、教育鼎革、军队改制及外交格局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百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他的思想及行为,对其是非功过予以评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近百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张之洞研究的深入,而且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
张之洞研究的阶段及特点综观近百年来的张之洞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缓慢衍进阶段(1898年至1965年)最早揭开张之洞研究序幕者,当推《申报》在1898年《劝学篇》面世之际刊发的《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一文。
该文称《劝学篇》“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开守旧之智,范维新之心,其意厚矣,其功大矣”。
①近代・632・①无名氏:《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申报》。
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即《劝学篇》刊行翌年发表《〈劝学篇〉书后》,逐篇予以辩难。
①直至“文革”前夕的1965年,张之洞研究处于缓慢衍进阶段。
初步统计,在此期间出版了1部张之洞研究专著,即张春霆的《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排印本)。
传记数篇,如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1编“张之洞”(世界书局1937年版);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8“张之洞”(中华书局1961年版)。
发表了30余篇论文,其中论文标题出现“张之洞”者,计19篇。
值得一提的是,王兰荫论述了张之洞的富强举措,郑鹤声对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事业进行了评说,胡一声从张之洞透视清政府的边疆政策,王荫嘉探讨了张之洞督粤期间的货币改革,胡滨研究了张之洞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陈月清就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和特点予以辨析,陈辉论述了张之洞对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
②另有若干论著也论及张之洞。
例如,夏炎德在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时,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有系统论述。
高中历史之历史百科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素材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农本商末的传统。
到了晚清时期，产生了一股学习西方、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业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思潮，即实业救国思潮。
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一反前代的陈腐观念，以发展民族工商业来抵抗外来侵略成了爱国、救国、富国、强国的明智之举。
“实业救国”，作为一种思想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天朝上国”威严扫地，中国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开始饱尝西方列强的凌辱。
爱国思想家魏源愤然而起，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强调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抵御外辱。
此后，在十九世纪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存在，在中国近代众多的社会改革方案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其思想直接发源于这一主张，孜孜以求的就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大机器工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曾国藩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
因而必须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富强”。
洋务干将张之洞虽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他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
他积极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可看作这一思想的实践。
曾受李鸿章委托参与筹办洋务的郑观应也主张兴办实业“富强救国”，并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投资设厂，以实际行动践行“实业救国”的主张。
其中的翘楚张謇通过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和对外国列强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意识到：要改变国弱民贫的现状，不在于兵，也不在于商，而在于工农业和教育的发展，他主张：“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创办纱厂、面粉厂等多种实业的同时，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
浅析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
浅析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思潮是中国近代进步的社会思潮之一，它随着中华民族的危机而产生，扩大，又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发展，深入。
研究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思潮，无论是对辛亥前后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全面认识，还是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经济学说的深入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实业救国思潮的产生及其发展实业救国思潮从19世纪开始。
在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
张之洞虽然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
他积极地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设厂救国。
张謇创办多种企业，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
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国家“富强之大本”。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
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
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
”实业救国论在辛亥革命前后颇为流行。
甲午战争后，陈炽宣称：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这可说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滥觞。
20世纪初，张謇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他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实业救国论经他提倡而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
实业救国论风行于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初步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廷卖国政策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空前严重，这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日趋高涨。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步发展，提高了资产阶级人物投资办新式工商业的兴趣。
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相号召的实业救国论，成了一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又具有广泛影响的议论。
浅探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
浅探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张之洞（1837—1909）是活泼于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作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活动，尤其是晚期活动，主要集中在兴办实业以挽救封建清帝国的严重危机上。
他在湖北创办了许多企业，较著名的有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四官局（纱、布、丝、麻）。
他的这些实业活动对中国近现代工业，特别是武汉近现代工业建立起到奠基的作用，无怪乎毛同志称赞说：“提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作为朝廷重臣，把“为国尽忠心，救国于危亡”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兴办实业，培育人才”作为强国安邦的重大举措。
张之洞崇尚“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目现实，主张“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
”由此，张之洞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培养实用人才的实业教育领域。
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他几乎从未中断过教育活动，正如清末四川总督赵尔馔言“其平生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
”在我国，实业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一种思潮形成于１９世纪末期，张之洞便是提倡实业教育的先驱之一。
他不仅有自己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系，而且兴办了实业学校，为社会造就了大批可用之才，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形成和开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概括来说，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主要以下几个方面：实业教育是培养实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张之洞是继李鸿章之后的又一位洋务重臣，他以自己独到的眼光认识到“挽救危亡”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脚踏实地干实事，于是张之洞把“实业救亡”作为一项宏伟的政治目标，把自己一生的所有心血凝聚于此。
然而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却“无人才可任，奉行者不力”。
在张之洞看来，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培养和人才获得：“国无强弱，得人那么兴；……无人才那么救贫救弱徒涉空谈，有人才那么图富图强易如反掌”。
他看到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比照日本的情形，得出“贫于财而贫于才”的结论，并指出“中国力图自强，舍植人才更无下手之处”。
人才匮乏让张之洞把关注焦点投到了教育领域，现实加深了他对实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摘要：《劝学篇》是张之洞对洋务教育改革思想的系统阐述。
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是以“致用”为灵魂的“旧体新用”论。
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鼓励多层次的“游学”来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
关键词：《劝学篇》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劝学篇》是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下简称“旧体新用”）[1]（P41）洋务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从“经世致用”转为“旧体新用”后的系统总结。
在《劝学篇》的24 篇文章中,或多或少涉及到教育的有12 篇,分别是《内篇》中的《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篇》中的《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兵学》。
这些文章反映出了张之洞系统、全面的教育改革思想。
一、对“旧体新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作了总结张之洞从踏上仕途即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长达4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张之洞一直都从事着教育事业。
为了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张之洞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
“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
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2]（P684）“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
[3]（P908）他将国家、王朝的兴衰与教育直接联系起来，将兴学育才作为国家富强的第一要义，认为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国家的强盛要靠教育。
“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
”[1]（P35）他还特别强调“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P1）“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
[1]（P4）因此，他一生也始终把兴学育才作为立国、强国的重大举措,致力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张之洞意识到中国“人才之贫由于见识不广，学业不实”，[3]（P908）即学不适用是中国人才贫乏之因，所以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
在《輶轩语》中，张之洞说：“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doc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作者：陈国平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7年第22期［摘要］张之洞是清末实业教育的主要提倡者、实业教育活动的主要推广者和实业教育制度的主要制定者。
他对实业教育的认识，随着其办学实践的展开逐步深化和完善，他兴办的实业教育也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独特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是晚清官办实业教育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张之洞实业教育区域性强制性官办实业教育［作者简介］陈国平（1953- ），男，江苏武进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编辑出版学。
（江苏常州 213001）［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3-0037-02今年是张之洞诞辰170周年纪念。
作为洋务运动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中国近代实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分析、研究其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张之洞是清末实业教育的主要提倡者、实业教育活动的主要推广者和实业教育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一）他重视实业教育，主张通过大力兴办各类实业学堂以造就实业所需人才，同时亲自践行，创办各类实业学堂，并取得了明显的办学实效张之洞是清末洋务运动晚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从事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他将兴办农工商实业作为实现其“富国”思想的最重要措施。
甲午战争前，他即已筹建了多所织布局、炼铁厂、缫丝厂、铸铁局、煤铁水泥厂等。
在发展农工商实业的过程中，张之洞深深感到农工商实业人才的重要。
为此，他主张通过大力兴办各类实业学堂以造就实业所需人才。
他说：“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
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
”①1889年11月，张之洞上《增设洋务五学片》，奏请于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及公法学5所西艺学堂，以培养开矿、炼钢、务农、制造、外交等方面的人才，是其举办实业教育的肇始。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封建传统教育，二是兴办洋务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提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2）1892年，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
（3）1895年，沈寿康、孙家鼐等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4）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围绕“中体西用”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张之洞与《劝学篇》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试图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
（2）“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3）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4）《劝学篇》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劝学篇》是晚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洋务运动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命题。
他为20世纪初“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确定了基调，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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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
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大门被打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对统治危机，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地主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的实业思想。
现将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划分为萌芽期、雏形期、成熟期等三个阶段。
关键词：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
一、萌芽期（1881年以前）
探究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的萌芽首先应从分析他生长环境入手，如上文已论，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深，曾任福建古田知县，父亲张瑛，则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有兄弟六人，他是老四，父亲张瑛像其他传统封建官吏一样，非常注重家教。
在对子弟的教育问题上，张瑛花了很大的心血，为的就是使自己的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程朱理学的思想；以便给他们铺平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
据统计，仅张之洞幼年的老师中就有生员6人、举人4人、进士3人，他们都是当时兴义府所能请到的有名望的大儒。
1849年，张之洞师从韩超，韩超当时署理贵州独山州，不久又投于胡林翼门下，胡林翼，出身翰林，湖南益阳人，与曾国落、左宗棠齐名，成为咸同中兴三大名臣，时任贵州黎平府知府。
这两位先生都主张经世致用，对张之洞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很深。
父亲的教诲和名师的指点，加上
本人的勤奋好学，张之洞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基础，但同时，封建思想深入张之洞内心，把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奉为至宝，将封建纲常伦理视为万世不变的道，这就决定张之洞后来虽极力主张经世致用但却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其次，青少年时代的社会环境，同样对张之洞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之洞出生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重大变化的前夜，三年后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的入侵加深了社会危机，清政府为了抵抗资本主义入侵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
终于，爆发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的运动，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贵州也爆发了苗族人民的反压迫起义，云南则有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自然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据现存贵州省安龙县（清季称南笼县，兴义府治）张公祠内（现贵州省安龙县安龙中学校园内）的《原任兴义府南皮张公遗爱祠碑记》记载，张之洞16岁时，贵州爆发了苗民起义，他被父亲安排躲在好友宋杰家中，亲身经历了农民起义《一则有关张之洞父亲的史料》。
22岁时，他主动在家乡南皮县办理“清平团练”，以抵御捻军，25岁时则直接参与镇压捻军军政。
复杂艰难的社会环境和亲身经历的军政实践，很早就使张之洞明白仅仅空读书是不能救国救命的，更加坚定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这一点从咸丰十年（1860年）张之洞写的一首诗就可以看出来，“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
”’这首诗更充分地体现了张之洞忠君爱国、通经致用的思想。
最后，科举经历对张之洞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张之洞在科举道路上算得上是科举仕途的幸运者。
他14岁成秀才，16岁乡试中举，27岁殿试中进士第三名。
然而，张之洞的科举仕途中也经历过磨难的，从14岁中秀才直到参加殿试取得进士资格历时达十年之久。
这种阻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太平军、贵州农民起义和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他被迫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活动中，所以他20岁以前大部门时间是在贵州军旅中度过的。
二、1856年，父亲去世，按照礼制，张之洞为父丁忧三年（1856— 1858）。
三、后来两次因为主考官是其族兄，循例回避，直到最后同治二年科举考试中，几经磨难，终于高中。
这样艰险的科举经历，对张之洞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成熟期
1895年，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值胶着状态，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开始了投降卖国的勾当，他力主作战，反对投降卖国。
甲午战败后，维新思想日益高涨，迅速形成了全国性的浪潮。
张之洞对康梁维新派运动初期创学会、办报纸、设学堂的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但是随着维新运动的持续高涨，他开始认识到康梁思想的弊端。
为了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张之洞开始撰写《劝学篇》，并于1898年5月正式出版。
《劝学篇》全书4万余字，共24篇。
分内外篇，内篇共9篇，外篇共15篇。
《劝学篇》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实业教育的重要性，大力提倡新学，他说：“沧海横流，外海存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
不给。
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寝微寝灭，虽不赢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
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没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者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
他还在《劝学篇》中提出了兴办实业教育的具体方案，如“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
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
中小学以备升大学堂之选”在《劝学篇》思想的指导下，张之洞大力致力于兴办各类实业学堂和改制传统书院；兴办相关的报刊，为兴办实业教育创造舆论；他还出资请人翻译实业书籍；派遣大量官员出洋考察及留学生出洋学习实业知识。
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或改制了多所实业学校，主要有两湖书院、江汉书院、经心书院，把书院改为实业学堂，兴办了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
《劝学篇》的发表以及新式学堂的设置标志着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