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棋王》研究分析

阿城---《棋王》分析————————————————————————————————作者：————————————————————————————————日期：作者简介：阿城，原名钟阿城，著有中篇小说《棋王》、《孩子王》、《树王》集道与儒于一体，阿城的故事被视为文化寻根的上乘之作。

现居美国。

阿城的小说以传统文化哲学观为基础，努力于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续接”，着力表现的是传统中国的儒道文化思想。

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张扬了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道统思想。

一、论述题、简答题二、参考答案1.分析王一生的形象及意义王一生是《棋王》的主人公，“文革”期间的农场知识青年，外号“棋呆子”。

他出身清贫，对象棋爱好到痴迷的程度，又受到一位捡废纸的老者的指点，具有高超的棋艺。

他由呆所体现出一种特别的处世之道，他说：“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他不同意别人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

表现知道衣食是本。

但对物质生活不奢求，不囿于其中，养成一种崇尚实际、淡泊无争的性情。

王一生认为邦斯故事是馋的故事，很不赞成。

体现了他对物质生活不奢求的思想。

小说细微地描写了王一生的吃。

火车上简陋的饭食，他吃得虔诚而精细，饭被他吃的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些“惨无人道”。

在精神生活方面，耽迷象棋，“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他还从棋道当中悟出了为人之道，即所谓“生不可太胜”；又进一步悟到：“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他为人正直，珍视人间至情，“为棋不为生”，有人品和棋品。

他母亲给她用牙刷柄磨成的无字棋，他一直性命一样保存着王一生虽然耽迷象棋，但他说：“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他不同意别人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

表现了衣食是本的思想，但他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认为“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

小说写到两个吃的故事。

一个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书中的主人公因为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曾极度饥饿到垂危状态，被人救起后精神还处于怕失去食物的饥饿状态中，而把许多饼干藏于褥子底下。

王一生认为这个人做得太有道理了，是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的人，认为他有神经病是不对的。

这也体现了王一生衣食是本的思想。

另一故事是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邦斯嗜好吃美食。

王一生认为邦斯故事是馋的故事，很不赞成。

体现了他对物质生活不奢求的思想。

小说细微地描写了王一生的吃。

火车上简陋的饭食，他吃得虔诚而精细，饭被他吃的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些“惨无人道”。

这是贫困家庭出身形成的生活习惯。

总之，在物质生活方面，能吃饱饭不挨饿，有衣穿不冻着，由地方住，就很知足了。

要吃得好一点，要看书看电影等等，在王一生看来都是“锦上添花”。

王一生从小耽迷象棋，钻研棋道。

“文革”期间他也浪游各地，和马路棋手下棋，又得到老者指点，棋艺猛进。

他人品和棋品很好。

他没有能报上名参加地区象棋比赛，农场另一青年倪斌（外号脚卵）送给地区文教书记一幅明朝的乌木象棋，为的是能调到地区文教部门工作，书记答应了，并说王一生来报名他也可以向下面说说参加比赛。

王一生很不以为然。

他以为：他母亲给她用牙刷柄磨成的无字棋，他一直性命一样保存着，倪斌父亲的棋，倪斌怎么可以为了自己工作调动而送人呢？他更不愿意被人作了交易，被人戳脊梁骨，决定不参加比赛。

后来他邀比赛决出的冠、亚、季军和另六人，一个人同时和九人下，打败了八人，和冠军的一盘也肯定能胜，但冠军老者恳请求和，他也同意了，表现了高尚的棋风、高超的技艺和棋王的风采。

2、简析《棋王》的主题思想小说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的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着钻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表现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世之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和肯定了“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

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以及“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的人生思想。

这就是说作品的主题思想。

这是一篇文化小说。

捡废纸老者向王一生传授的棋道，诸如阴阳之气相游相交，初不可太胜，太胜则折，太弱则泻，若对手胜，则以柔化之。

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

需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即是道。

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所以生不可太胜，等等，都是道家老庄的思想。

王一生的为人之道，如衣食是本，但不奢求等等，也体现了老庄清静寡欲的思想；但王一生的正直的人品，不攀附权势，不以人品做交易、沾便宜，走光明正道，不靠关系走小道，对妈妈的无字棋当性命一样珍惜，以及“人还是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等等，又兼有儒家思想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因此，这篇小说又表现了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很深，例如在王一生与九人下棋时“我”的想象：“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

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

忽然又仿佛见了棋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页一页地折书页。

”体现出下层人民为本的思想。

“我”在作品中具有结构功能，是以“我”为视角展开叙述；而“我”的某些想象、思索、议论，又体现出小说主题的某些方面，如小说结尾的一段。

３、简析《棋王》通达的叙述态度对表达主题、刻画人物性格的意义小说以一种通达的态度叙述故事。

这种通达态度，主要表现在叙述的客观性，对故事中人物悲欢离合的遭遇，不掺入主观感情，仿佛一切都不在意，只是关心如何尽可能准确地把故事讲明白。

即使写“文革”中家庭惨变，例如小说开头的一段：“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

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

我野狼似的转悠了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按：指知青离开城市到边疆农场去）。

”这是何等练达的口气。

这种通达的态度正符合主人公王一生的棋道以及为人之道；但作品后半部分，叙写王一生一个人与九人同时下棋，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作者的主观感情时有露出，未将通达的态度贯穿到底。

这种通达的叙述态度增强了小说的独特意蕴。

如上引的一段，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我”，父母惨死家破人亡，叙述时竟如此平静，也反映出这种事情在“文革”中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麻木，从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文革”浩劫的惨重。

“我”和王一生都为能到农场去而高兴，只因为那里有饭吃每月有二十几元工资，也反映出国家是多么贫困，人的生活欲求是多么低下。

这沉重的历史以通达的口吻出之，字里行间令人唏吁深思。

这种通达的叙述态度和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吻合的；而后半部分叙述使作者主观感情的流露，其实和王一生的为人之道以及作品主题也是吻合的。

因为王一生的性情除淡泊无争外，最后悟到“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后半部分作者赞赏、感叹的感情流露，和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相符，予以了肯定。

４、简析《棋王》语言文字的生动传神对表达主题、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这篇小说文字新颖，力破俗套，简洁有力而又生动传神。

许多形容词和动词都用得颇为奇特。

例如写王一生：“他的瘦脸上又干又脏，鼻沟儿也黑了，头发立着，喉咙一动一动的，两眼黑得吓人，”“眼平视者，像是望着极远极远的远处，又像是盯着极近极近的近处，瘦瘦的肩挑着宽大的衣服；”下棋中间，喝了一口水后，“眼睛望望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里面游动，苦甜苦甜的。

”棋将结束时，王一生“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

……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相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众人都呆了，……眼前却是一个瘦小黑魂。

”这都是极好的肖像描写的文字，简洁有力，形神毕备。

其中许多形容词动词，用得颇为奇特而生动传神，如“头发立着”，“肩挑着宽大的衣服”，“铁铸一个细树桩”，“苦甜苦甜的”，“灼得人脸热”，“瘦小黑魂”等等，眼神描写尤为出色，刻画了王一生的形象及其内在精神。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

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

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

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

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

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

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

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

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

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

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

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

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

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

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20世纪80年代初陕北“城乡交叉地带”农村青年的爱情故事为背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描述了小说主人公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回到乡里当了一个民办教师。

不久又被别人挤回家当了农民。

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农村姑娘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振作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来到县广播站工作，当他抵挡不住中学同学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后不久，组织上查明他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进城的，于是取消其公职，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

这时，即将迁居南方城市的黄亚萍也与他分手，而遭遇心灵打击的巧珍则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孑然一身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

小说凝聚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诸多的社会生活变动的信息，通过对主人公高加林这一人物性格的全面塑造，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话题，即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上进行选择和思考。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就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物性格作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