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

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
班级：09中文（4）班姓名：黄雅琪学号：0906010250
文学创作的主题是作家，没有作家就没有创作。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创作性的精神产物，作家在创作中的主题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个性主体的存在是决定文学创作是否具有独创性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我们在谈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都会首先关注作者的背景，人生阅历，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更能深刻地读懂文章。

现在，就让我来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

中国人曾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

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

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

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

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

诗是什么，赋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

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

从各方面看，文学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

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注意。

作为一种创作性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体现了作家对人生的一种审视、感悟与反省。

作家与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在这种关系上，对作为主体的作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论及生活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对某些特殊人生经验的强调。

中国传统文艺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苦痛比快乐更加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确实，在中国诗歌文学等个方面的创作，以抒发苦痛的文学创作很多，如《诗经》中就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诗句，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规律，认为作家创作与坎坷人生经验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但诗歌等文学创作除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之外，表达自己对人生积极的态度，对人生从容面对，乐观的态度也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苏轼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

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饱受痛苦折磨的苏轼不屈服于命运摆布，从自己生活经历出发对人生社会进行了深入思索，并通过对儒道释等传统哲学的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哲学，即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条件的具备与否为辅助性前提的可隐可仕、无适而不可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

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从而如脱钩之鱼，无往而不乐。

这种人生哲学使得苏轼能以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能写出最达观，最至情的诗文，从而使其创作进入一个广博深厚的领域，达到一种“与天地合一”、“与万物同化”的新境界。

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悟透了穷达祸福，苏轼的心灵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首先从大自然中找回了人生乐趣，对生活周围大自然的风光，特别是长江景色发出由衷的赞美，佳作也不断涌现。

《与范子丰书》：“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闲者便是主人。

”《书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

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聚入。

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

”这些都是东坡随缘自适、超然物外的淡泊心境的自然流露。

苏东波的例子，正好反映了文学创作与人生经验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人生的欢愉和穷苦，都可以成为表现的对象，都具有艺术的感染力。

苏东波对人生态度，人生经历的抒发，有苦痛的，也有愉悦的，这些创作性的生活经验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能激发读者的共鸣，引起读者的深思。

文学家愤而著书，而创作一旦发生，愤并未烟消云散，而是蕴含着文学家的审美内涵。

李白的诗歌夸张而浪漫，杜甫的诗歌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讽刺。

钟嶸品五言诗，认为哀怨凄惨之情的作品才是最有滋味。

悲剧性人生和创伤性体验，从情感内涵、文学风格、语言形式诸多方面，酿成文学作品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也同样有着这样一种文学创作现象。

文学创作与作家的人生经验有着密切关系。

鲁迅从童年到成年这个阶段，他的家庭也从一个丰衣足食的中产人家逐渐没落，而他家庭的没落和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反映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他家庭的没落使他切身地体会到了旧社会的黑暗,所以他写出的文章能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种种丑陋。

设想，如果他一直生活在一个锦衣玉食
的环境中,能够写出那些深刻的文章么？曹雪芹先生和鲁迅先生同样都在青、幼年时期遭遇了家道中落，也许就是因为这样，饱尝世间的人情冷暖，一位“举家食粥酒常赊”“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穷困潦倒写就《红楼梦》；一位幼年时候垫着脚尖，举着东西在高于自己头顶的当铺柜台前典当、靠母亲做针线活的钱在日本留学，饱含大爱，却背袭封建包办婚姻、兄弟反目、推动新文化运动，真正关怀国家、民族、人民前途，遭受周遭各种阵营的明枪暗箭都毫无畏惧，被誉为“中国人的脊梁”的人。

虽然这两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时间都只有十来年，但在我们民族的文学史树立起的丰碑却足以流芳百世。

鲁迅是敏感的，这是小时候家境还好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没落了，这就使他慢慢的看到了人世间的丑陋，所以他写出的东西都是黑色的。

他生在绍兴，绍兴出师爷，他的文章也是尖刻的。

文章处处都透露着作者的对现实的批判，对现实的不满。

鲁迅的志向曾再三改变，最后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他的人生遭遇，人生经历的风雨，影响着鲁迅创作的文学对象，从生活中的大千世界里选择创作材料，确实不容易。

但这些生活材料只有转化为作者的经验对象，即融化为作家的人生体验，这些材料才具有意义，才具有生命力，才能产生创作激情的对象。

在文学创作中，环境在文学上影响非常厉害。

在上海的人，作品总提着上海的情形：从事革命的人，讲话总带着革命的气概；生在富贵人家的，虽热心于平民主义，有时不期而然地有种公子气出来。

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

环境本不是专限于物质的，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都是那时代的环境，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

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奥的神秘诗人，他的作品可以和他的环境无涉----就是并不提起他的环境，但是他的作品的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环境有关。

即使有反乎他那时代的思潮的，仍旧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反”，是受了当时思潮的刺戟，决不是凭空跳出来的。

文学家生活在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创作也特加关注。

在我看来，张爱玲是一个形容词。

她的贵族血液里流淌的是谜一样的故事。

张爱玲是天才，被傅雷认为是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

虽然她从未出现在文学史十二钗的正册，一向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倒是从不介意这样的排名，她唯一在意的只是读者的胃口。

作为一位女性，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喜欢“苍凉”，而不喜欢在同时代男性作家作品中以各种面貌经常出现的“悲壮”。

从根本上来讲，“悲壮”是一种完成，只有“苍凉”才是启示，才有回味。

只有回味她才能慢慢地咀嚼自己的情感，才能在自己有限的天地里享受着主宰自己命运的快乐。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

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月亮出现的时间、地点和任务心理之间有着鲜明的对应关系。

在《金锁记》中，每到小说情节的关键时刻或人物命运的紧要关头，月亮意象都会出现，而每次月亮的出现都会深化故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深刻性。

小说的一开头就通过月亮意象把读者带入一个伤感、凄凉的故事。

文学，是半个历史，是艺术化的历史。

张爱玲，像极了那一枚凄迷绝丽的罂栗，在文学的花园里，恣意的开，凄红而娇艳，颠倒着众生的意乱情迷。

总的来说，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

作家对有限的生活经验具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会对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像鲁迅、冰心、周作人、张爱玲等等，写出一部部传世佳作。

文学与人生简单的说明，也并不止这些，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凡要研究文学，至少要有了解作者的常识，至少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环境，至少要了解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代的精神，并且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文学创作的意义，了解作品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