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_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
从韵味说角度欣赏《鲁迅先生记》译文
从韵味说角度欣赏《鲁迅先生记》译文作者：铁峥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2年第08期【摘要】散文也被称为美文，因为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创作特点，因为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
本文以刘士聪教授的英译版本《鲁迅先生记》为例，结合刘士聪先生的“韵味”说，来欣赏分析散文翻译。
【关键词】美文；刘士聪；“韵味”说：散文翻译一、引言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在各种文体当中它的边界是最模糊的，因为它选材广泛，作者可以借景抒情，可以借事抒情，甚至可以仅仅表达感情，也可以随意涂鸦，内容仿佛信手拈来。
正如人们常说的散文贵在形散而神不散，其结构较为灵活，语言又不像诗歌那样受到韵律的限制，不拘于形式，清新自然。
但是主旨很明确，看似形式松散，实际上通篇文章紧凑集中。
一篇优美的散文确实能够体现作者对于文字的驾驭功能，在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正所谓收放自如。
散文是一种能够让人感受到亲切感的文体，语言质朴，然而处处都传达着作者的情感。
善于“传情达意”，这是散文这种体裁明显优于小说的一个功能。
正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就像苹果里饱含着果汁一样”。
在这里，我理解的“诗意”不仅仅是文字流畅，语言优美，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亲切感的流露，这种“传情达意”可以很快拉近读者跟作者之间的距离。
近期我读了刘世聪先生的《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一书，感觉获益良多，特别是先生在书中提出的散文翻译“韵味”说，别出心裁。
本文将结合“韵味”说分析下萧红先生的《鲁迅先生记》的译文。
二、译文作者及其理论刘世聪先生乃南开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出版和发表《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红楼译评一（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与英汉互译长篇Confucius（《孔子》）、LaoZi（《老子》）等各种译著、译文、论文数十篇。
刘教授的语言具有质朴自然，韵味悠长的特点，他因为提出了散文翻译“韵味”说，并且贯穿与自己翻译工作的始终，因而在翻译界独树一帜。
听鲁迅谈他的杂文言说环境,方式与命运
鲁迅 又 是 “ 交 荤羞 ” ： 才是 阴 始 。 逼 了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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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 文 化 》 二 十 三 期 中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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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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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省下斡多人封鲁迅稚文 ， 特别是他 的後期稚 文的檀獯批秤睛 ， 常常要想起鲁迅的遭一忠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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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蘧是不要忙着作居高酶下的 ， 事後藉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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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逝的悲剧
鲁迅早逝的悲剧阅读鲁迅，了解鲁迅，知道鲁迅的一生是很伟大的。
但同时也从中体察到他的痛苦与不幸，他的早逝，就是很大的一个悲剧。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时年只有56岁。
如果鲁迅能够再多活几十年，那将对中国现代文学事业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然而不幸的却是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鲁迅为什么会早逝，这与他生活道路的坎坷，屡遭不幸，使他的身心不断地受到打击和伤害是有很大关系的。
鲁迅一生多灾多难，早在年幼时期，祖父因科举考试弊案入狱，后来父亲又身患重病而殁，因而家庭陷入了天灾人祸交加的困境之中，使鲁迅从十几岁开始，就被人歧视为‚乞食者‛，同时还受到了不少的冷遇和‚白眼‛，这给他年幼的心灵，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遭受到痛苦的创伤。
因为家庭贫困，鲁迅求学的生涯，既艰苦而又曲折，不仅要去寻求不需要交学杂费的学校就读，而且读书的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鲁迅怀揣母亲给他仅有的八元钱来到南京求学时，因不满水师学堂的生活而辗转考入了矿路学堂。
在矿路学堂读书虽然比水师的待遇较好，但所需的零花钱仍不够用，只有将自己因成绩优秀所获得的奖章拿去卖钱，以资助零用，可见他当时读书生活是多么的拮据。
后来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期间，学习生活仍然是非常艰难的。
特别是他为了帮助正在日本求学的二弟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恋爱与结婚，同时还为了尽儿子对母亲的孝道，他毅然中途弃学回国，另谋生路，为此作出了自己痛苦的抉择和牺牲。
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所面临的家庭困境，经济负担是很重的。
他经友人推荐，开始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教书，每月月薪只有30多元，除负担家人的生活费用外，每月还要寄60元钱给在日本求学的二弟周作人，严重的入不敷出，只得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鲁迅的精神压力很大，心里非常苦闷，整天郁郁寡欢，很显然，这种无言的痛苦，对鲁迅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影响和伤害的。
后来因时、事的变迁，鲁迅的工作更换多次。
最后辗转来到北京旧教育部供职，因为家庭负担重，收入低，经济拮据，甚至有时要借钱度日。
鲁迅第一章1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 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 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 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 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 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 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 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 运动了。”
弃医从文后，鲁迅先后发表了《人间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 说》《破恶声论》等文章，洋溢着爱国热情， 且在哲学、社会、文学上都有相当深入系统 的思考。 1908年，和二弟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 失败。但初步奠定其文学观。
三、彷徨中求索
成绩 ★组织文学社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1924，语丝社，《语丝》杂志。为中国现代散 文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25莽原社和未名社，前者提倡社会批评和文 明批评，后者着重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三、彷徨中求索
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成绩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出版小说集《彷徨》 1933年3月2日，鲁迅送《彷徨》给日本人 散文诗集《野草》。 山县初男，并在书上题写了本诗。 ★结识许广平
二、横站中的苦斗（1927-1936）
③1932年11月北京 探母，应邀在五所 大学发表演讲：著 名的“北京五讲” ——揭露和反抗 现实的黑暗。
和许多进步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瞿秋白
瞿秋白
二、横站中的苦斗（1927-1936）
④鲁迅参加了多个 反帝反战、争取民主 自由的群众团体。
杨杏佛，国民党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四、留学日本（1902----1909）
弘文学院
仙台学医
弃医从文
1906年春与朱安（1878—1947年）结婚
【作者信息拓展】巴金与鲁迅的忘年交
【作者信息拓展】巴金与鲁迅的忘年交1936年10月19日早晨8点，当32岁的青年作家巴金按照事先约定兴冲冲地带着两位好友、青年作家曹禺和靳以来到位于上海四川北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寓所时，不料鲁迅先生已在两个多小时前溘然长逝了。
巴金顿有天塌地陷之感，他陪着鲁迅夫人许广平肃立在床边，悲痛欲绝，涕泪长流。
在泪眼朦胧之中，与鲁迅亲密交往两年多的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帮助指导鲁迅在1934年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
”这里记述的正是巴金与鲁迅的首次相逢。
巴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先到，不久，随着门帘挑动，一个面容和善、身材瘦小且唇髭和眉毛浓黑的长者跨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由于长者的形象与巴金先前在照片上所见到的一模一样，故不用介绍，他就确信无疑，此人必是久闻大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鲁迅。
果然，当大家纷纷起身与长者亲切握手时，都尊称他为“鲁迅先生”。
在吃饭过程中，鲁迅话语风趣，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让原本有些拘谨的巴金在不知不觉之间，也感到自己的心和鲁迅贴得更近了。
不久，巴金决定远赴日本留学。
10月6日，好友黎烈文、傅东华在南京饭店设宴为他饯行，鲁迅也应邀参加。
席间，鲁迅谈笑风生，并特别热心地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讲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因语言不通而闹出笑话的故事，他还鼓励巴金到日本后仍要坚持多写文章。
1935年秋，巴金返回国内，就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在工作上屡屡得到鲁迅的鼎力帮助。
编辑“文学丛刊”时，巴金曾一度为稿源不足所困扰，获悉此情的鲁迅，即写信向青年作家萧军约稿。
在这封信中，鲁迅说：“有一个书店，即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12本。
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5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
倘可，希于15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
他们可以去登广告……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
”3个月之后，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被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
左联左翼群体的理论碰撞、分化与现实战略
左联左翼群体的理论碰撞、分化与现实战略作者：张欢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4年第3期张欢（中央编译局，北京100032）摘要：“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联自成立以来其内在冲突表现得最为激烈的一次，并直接导向了左联的解散。
而对这场论争的评判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语境，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重新界定和阐发。
论争虽导源于左联内部的宗派斗争，但实质涉及的远非如此，“口号之争”或“路线之争”的历史概括都有失简单，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以及中共领导层的战略选择是这场论争背后不容忽视的历史、政治意蕴，它与政党在战争中的判断、决策调整及目标诉求相关联，因而有必要将论争置于这种多重的视野加以审视。
关键词：左翼论争；冯雪峰；统一战线革命领导权；政党策略中图分类号：Ｉ20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4）０３－０126－05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左联史上，“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简称“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两个口号”的论争直接导向了左联的解散，而对这场论争的评判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语境，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重新界定和阐发。
论争虽导源于左联内部的宗派斗争，但实质涉及的远非如此，“口号之争”或“路线之争”的历史概括都有失简单，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以及中共领导层的战略选择是这场论争背后不容忽视的历史、政治意蕴，它与政党在战争中的判断、决策调整及目标诉求相关联，因而有必要将论争置于这种多重的视野加以审视。
冯雪峰从瓦窑堡回到上海一方面作为中共政策的传达者，另一方面又处在鲁迅与周扬之间的矛盾关系中，这种复杂的身份和处境使其在论争的整个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将冯雪峰作为一种线索和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历史的多重关系中来探讨这场论争。
一“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口号的提出始于1934 年。
该年10 月2 日，周扬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企”的化名文章———《“国防文学”》，被视为文艺界最早正式提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理论文章，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
解读冯雪峰：“横眉冷对”的鲁迅，为何能尊重他的“强迫命令”？
解读冯雪峰：“横眉冷对”的鲁迅，为何能尊重他的“强迫命令”？翻开现代史，最早对鲁迅提出创见性观点的批评家和捍卫者，当数冯雪峰和瞿秋白。
由于瞿秋白逝世较早，实际上把捍卫鲁迅形象作为毕生事业者，以冯雪峰为最。
有史学家甚至称冯雪峰一直在“神话”鲁迅。
1951年，冯雪峰(中)陪同苏联文化代表团参观鲁迅纪念馆农家子弟出生的冯雪峰虽是一介书生，却有传奇的一生。
他是湖畔诗社重要成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始人，为数不多参加过长征的作家，国民党上饶集中营里的“火炬”，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
出任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代诗人、作家、艺术理论家。
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甚至阅人无数的鲁迅，为何会对冯雪峰这个“小老乡”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保持长达十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甚至对冯雪峰的“强迫命令”，也表示极大理解和尊重，不能不说对彼此人格的相互欣赏，是其重要原因。
让我们一起翻看这段历史吧。
一、从志趣相投，到共同战斗1926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当了14年处级“公务员”的鲁迅，从一科科长任上去职，先后南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短暂执教。
1927年秋，鲁迅与许广平决定离开广州定居上海，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文字里“金刚怒目”的鲁迅，常常给人冷峻无情的形象，让人不敢接近。
似乎除了弟弟周建人一家，好友茅盾、柔石、内山完造等，鲁迅对外交往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都“宅”在家里翻译和创作，偶而到内山书店去取信件、找找书。
1933年9月13日,鲁迅五十三岁全家照。
尽管鲁迅深居简出行事低调，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始终得到党的极大关注。
如何将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和中国文坛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团结成为“同路人”，是党内高层始终思考并亟待实现的问题。
也许是机缘巧合，联系团结鲁迅的任务，最终落到一个叫冯雪峰的年轻人肩上。
冯雪峰是浙江义乌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冯雪峰少年富有诗名，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和同学潘漠华、柔石等创立文学社团晨光社，后与应修人（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同为湖畔诗社重要成员。
鲁迅作品孔乙己赏析
鲁迅作品孔乙己赏析鲁迅作品孔乙己赏析《孔乙己》是我国的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
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鲁迅作品孔乙己赏析，欢迎阅读！【层次分析】这部作品是我国的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
作者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
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序幕（第1—3段），介绍孔乙己活动的社会环境—鲁镇的咸亨酒店。
第一层（第4—9段），写孔乙己的身份、地位、经历、言行、性格，是小说情节的开端和发展。
第四段首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承接上文，开始具体描写主人公孔乙己。
这句描写出孔乙己的奇特身份，揭示了他的社会地位，意义含蓄而深长。
“站着喝酒”表明孔乙己的生活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与小说开头所说的喝酒主顾中的“短衣帮”差不多。
但孔乙己又是“穿长衫”的，这又含蓄说明了他是“读书人”，虽穷可又不愿放下“读书人”的架子，死要面子，受封建文化教育之毒很深，不愿与“短衣帮”为伍。
因而，成为“唯一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
这“唯一”就标示了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性格与身份，他欲“上”不能，居“下”又不甘心，和酒店主顾中的上层人和下层人都不一样。
文章接着细致描写孔乙己的肖像。
逐步刻画他的性格特征。
“身材很高大”，表明他原本具有谋生的条件；“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表明他生活状况不好，时常遭受生活的折磨和别人的欺辱；接着，写孔乙己到店后，酒客们揭他的短取笑他。
他先是不答，当人们一次又一次揭他的“伤疤”、取笑他时，要面子的孔乙己不得不起来分辨说：“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他争辩的结果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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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葛 飞 1936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中,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们”、斯大林表达了敬意。
此情日后又得到了冯雪峰、许广平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的加强。
然因社会思潮和评价体系迭变,回忆鲁迅的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36年鲁迅在二三人间所说的一言半语方被公之于众。
热点主要集中在他对革命成功后自身命运不祥的拟测、对苏联肃反的疑虑、对冯雪峰代其攻击托派的不满。
原来鲁迅私下谈话与公开姿态颇为不同。
鲁迅并非追求体系严密、首尾一贯的思想家,而是择定阵营、坚持社会介入的反抗者。
职是之故,某种情绪、姿态或观点,入文还是见诸书信,抑或仅与友人谈及,他颇有讲究。
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与党的文化工作者结盟,必然会体现在言论场合这个微观情境,场合也就成为我们考察鲁迅的选择与时代政治关系的切入口。
私议越是敏感,亲闻与传闻者就越少。
书信中既有率性之语,也颇多政治性酬答。
杂文写作本身,也展现出一个复杂的政治网络:有应人之请而作的序记,有答政治组织和刊物的提问。
有的出自瞿秋白之手而署鲁迅笔名。
有些是冯雪峰命题作文且指出“可以这样这样的做”、鲁迅犯难却每每让步的产物①。
有一两句话是冯添上的,答托派信通篇皆为冯代笔,答徐懋庸信由冯草拟、鲁迅作了增补修改。
在研究范式上,考察作为社会人的鲁迅及其“渐次展开的”历史影响,应与剖析作为主体的鲁迅的思想情感有别。
晚年数则谈话乃新出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鲁迅心境。
相应的几个问题,鲁迅本人选择了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倒能说明双方皆深明政治利害的行事风格。
这就决定了鲁迅言辞必将历时性地展示于公共空间。
1930年代主要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建构鲁迅形象、发挥社会功能;书信至40年代末方结集出版,后又陆续增补;不愿笔之于书的感触,政治情境发生变化后方被披露,转成当代文化事件。
回忆鲁迅有着自身的动力,同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无论所忆近真,还是传闻异辞,乃至年久失忆,皆与政治变迁、舆情变幻、忆者自身看待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
历史悖论在于,前辈不愿明言的东西,后人不得不费力说出。
年代久远,往往成为孤证,有所讹误亦未可知。
本文将在已有成果上作进一步考证,梳理晚年鲁迅数则颇为敏感的谈话的公开过程,对勘他“公”31“私”两种场合中的不同表达;并以此为个案,考察左翼文化人时时面临两难选择的政治困境。
一20世纪上半叶,同情革命者遭遇言与不言的困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内在问题,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可新俄政权果真失败,工人群众必遭报复,他宁可封存遗嘱以待后世。
罗曼・罗兰也决定50年后再公开《莫斯科日记》,且批评纪德不顾利害发表《从苏联归来》。
左翼十年,鲁迅发表了不少表彰苏联的文章,苏方也屡次邀之访问,阅其书简可知,鲁迅也答应过萧三转致的邀请。
50-70年代产生了一些解释鲁迅为何未能“如愿”的回忆,经朱正辨正,我们才发现它们多不可信。
冯雪峰且云“据我回忆”,鲁迅从无“赴苏的打算或意思”。
②答萧三信原来是应酬之语。
1934年,萧又邀之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胡风晚年称,鲁迅说“吃了白面包回来,还能不完全听话么?”③可胡风并未提供谈话场景细节,故未得到学界认真对待。
2006年修订《鲁迅回忆录正误》,朱正补充了胡愈之透露的鲁迅不愿访苏的特殊原因: “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
(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此乃1972年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76年公开发表时被删除。
朱正当年也见过原始记录,未加引用,大概有孤证难立的顾虑。
关于鲁迅的此则谈话,我们还可理出另一条流传路径。
裘沙在70年代曾问冯雪峰,鲁迅是否觉察到了苏联肃反?冯“毫不思索”地答道:鲁“很忧虑,问我:‘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为帮助裘沙更好地了解鲁迅晚年,冯还主动把他介绍给胡愈之。
然在当时,裘并未意识到问题之重要,故未追问下去。
(《冯雪峰同志谈鲁迅补遗》,《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胡愈之于1936年5月中下旬抵沪,主要任务是邀冯赴港与潘汉年会谈④,拜访鲁迅,冯理应陪同。
胡、冯—裘转述的很可能是鲁迅的同一句话,所闻、所传闻导致了异词。
裘沙从鲁迅藏书中查到了刊有“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报道的《东方杂志》,以说明鲁迅的消息来源;胡愈之则归咎于西方报刊的大事宣传。
不过,此次审判发生于1936年8月。
胡要务在身,逗留上海时间不会太长, 8月返沪后又没有再与鲁迅会面,二人相见只能在5月中下旬。
鲁迅所谓苏联“自己人出了问题”,只能是1934年年底基洛夫被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遭到指控、流放。
《申报》,《东方杂志》,以及胡愈之参与策划的《新生》皆有报道,援引的多为塔斯社和旅苏者发来的通讯(又皆无评论)。
两次审判乃时人之常识,我们无须到鲁迅藏书中查索资料。
1990年,楼适夷向王元化透露:抗战胜利后冯雪峰曾谈及,鲁迅读了《从苏联归来》说,如去苏联也会说纪德那样的话。
(《致王元化信十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8期)其实,《从苏联归来》出版之际鲁迅已故。
37年,此书由戴望舒、托派郑超麟分别译成中文,却无甚反响。
我们都知道,33年纪德尚称苏、德“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鲁迅随手引来批评“第三种人”并无这样的态度(《又论“第三种人”》)。
戴译《从苏联归来》,也是对鲁迅批评的迟到的回应。
楼适夷回忆虽有误,却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化人虽对《从苏联归来》保持沉默,窃窃“私”语还是有的。
推测起来,楼向冯雪峰言及此书,冯又告诉他鲁迅对苏联肃反的疑41虑,在“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心理作用下,往事在楼氏记忆中发生了变形嫁接。
20世纪30-60年代,苏联乃中国左翼政治文化的乌托邦,有关人等自然不愿公开他们的私下交谈。
中苏断交,尤其是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思想界状况和政治氛围皆有所变化,胡愈之才会在座谈会中予以披露。
恰如裘沙所言,“问题真正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还是东欧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的事”。
待社会动荡平复,公开回忆和学术考证方获得了空间。
这已是21世纪的事了,人们转而希望鲁迅做纪德式知识分子。
其实,罗兰赴苏主要目的,就是要求斯大林解释基洛夫被刺后的大规模乱杀,以澄清欧洲同路人思想情感上的混乱。
鲁迅则缺乏前往探明真相的动力。
鲁迅就是鲁迅,既非罗兰亦非纪德。
二检阅鲁迅杂文,可知其谈论苏联的调子一直没有变化。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936年2月17日作,后又并入《〈苏联版画集〉序》)且批评前几年国内刊物少有苏联报道,“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连苏联文艺都避之唯恐不及,“近一两年可不同了”: 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
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
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决不幸灾乐祸”数语颇显突兀,既曰“平和的繁荣”,灾祸又何从说起?鲁迅隐约其辞地表达了对苏联政坛变故的态度:“决不幸灾乐祸”。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艺社、文学社、中国画社五团体⑤主持的版画展在沪开幕之前,茅盾即向鲁迅求文。
鲁复函云:“新八股已经做好,奉呈。
那一段‘附记’,专为中国读者而说,翻译起来是应该删去的”。
如此说来,《记苏联版画展览会》是要译成俄文反馈回去的,故有向苏联介绍中国舆情变化的调子。
赵家璧又请鲁迅出面编选《苏联版画集》。
赵回忆道:除了文学作品插图,鲁迅特别喜爱描绘第聂伯水电站的木刻,“十月革命的历史画和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一副都不删”;选“《文盲的消灭》和《基洛夫像》作彩色版,今天看来,也是含有深意的”。
⑥鲁迅强调《基洛夫像》深意何在?赵家璧没说,鲁迅在序言中也未作说明。
行文至此,我们得到了1936年鲁迅对待苏联的三种态度,场合不同态度亦复有异。
首先,在公开场合鲁迅始终是苏联形象的捍卫者。
他与赵家璧的交往出于公谊,后者所见、所忆自然与鲁的“社会形象”一致。
其次,在私人信件中鲁迅自我调侃:《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不过是“新八股”。
类似事例我们还可举出《答国际文学社问》,它最初发表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真理报》转载。
文称早年因“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不过,29年前后,鲁迅仍从其翻译的苏俄同路人小说中,看到了十月革命“混乱,黑暗”的一面,包括肃反滥及无辜、强征粮食等等“血和污秽”,可革命毕竟有着“新生”⑦。
比较之下,应苏方之请作文,他更倾向于提供标准答案。
他如《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等等,也该是应人之请而作。
最后是私人谈话。
鲁迅只对一二共产党人稍稍提及对苏联并不平和的担忧。
表达方式即说明,他不希望自己的疑虑广为传播,否则就不会出现数十年后方才公开的现象了。
从文化身份、社会角色的角度考察问题,51我们可以说:肯定苏联成就、避而不谈敏感问题,是包括鲁迅、罗兰在内的同路人的共同特征。
党员则会在疑窦丛生的情况下即谴责基洛夫案乃托派所为。
既谈成就又不避问题,那就近于自由主义了。
蒋廷黻访苏归来,对五年计划不吝赞美之辞,同时也述及基氏被刺后,“未经法庭审判而被处死刑者已过百人”,英国工党向苏联提出了人道抗议;斯大林崇拜盛行,“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免不了要觉得肉麻”⑧。
中国左翼知识界也绝无崇拜政治家的习惯。
不过,横向比较诸家姿态,我们仍可以说,不批评苏联乃彼时左翼文人的本质特征之一,越界必被视为他者,鲁迅自不能例外。
三对于鲁迅而言,重要的是与统治者作决不妥协的斗争。
然在党的文艺工作者看来,支持斯大林与打击托派,也应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因与瞿秋白、冯雪峰的关系非同一般,事涉托派,鲁迅的态度颇为复杂。
同盟、同路关系建立之前,鲁迅曾言及深解文艺的“托洛茨基,拉狄克都已放逐,沃隆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1928年《奔流》编校后记);左联成立不久, 30年4月12日作《〈文艺政策〉后记》,乃连缀旧文而成,也包含了这句话。
此后鲁迅就不大提及托氏了。
问题还在于文艺政策的变化。
32年,鲁迅译介了上田进作《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从中可知斯大林对党性原则的高度强调,译者则未加任何按语。
32年12月12日,鲁迅致信身在苏联的曹靖华,告知别德内依的《没工夫唾骂》已由瞿秋白翻译发表,望曹寄一插图本,以供出单行本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