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浅论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2013 .12 .3)【内容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繁衍至今的精神支柱，是一种文化(个体)，但成就了中华文明(共体)。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经过无数心安天下之人、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的诠释和发展，也经历了外来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其他文化的融入与补充，而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

但是，随着西方帝国对保守的中国进行冲击、侵略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以什么方式挽救中国，极左(崇洋)和极右(保守)的思想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今天，在坚持唯物主义前提下，重拾儒家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真正文明显得很有必要，对当代重物质、轻思想的现状的改变也有很大意义。

【关键词】儒家文化、儒教、文明、知识、价值判断在春秋时期，随着生产资料铁犁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经济得到发展；政治上周王朝统治地位逐渐下降；文化上开始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

社会上的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催生了各种“自我文化”，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阴阳家等学派的出现，形成了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对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由于当时诸侯异伐，兵家得到重用，并留下了大量军事兵法著作，这对当代军事理论和实践仍有借鉴意义。

也正是这个原因，儒家文化从未遭受礼遇。

秦王朝的建立，中国进入封建帝国阶段，秦在建国前后一直依“法”治国，重罚轻仁，二世而亡。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对于如何统治，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从此，儒家文化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历朝历代都未曾动摇过。

(一)、儒家与儒教随着儒家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内容时，有很多人，包括许多外国学者，认为儒家即是儒教，是一种思想控制，是一种教义。

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词即“儒教”来概括。

的确，在客观历史的过程中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是不等同于儒教的。

如果说是儒教，也就是将儒家归纳到宗教的范围，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统治下，统治者需要以某种宗教教义控制民众，统治民众。

董仲舒的“三纲”、“天人感应”等儒家学说是为政治服务的，不属于儒学本义。

董仲舒借“天”来束缚、规范被统治者的外在行为和内在思想。

正如宗教认为“客体或人本身单只自然的禀赋所固有的资质(卡理期玛)，这种资质需要各种“禁欲”行为和其他方式唤醒，这就是“恩宠注入论”。

这种说法与董仲舒所说的皇帝是“天之子”，是“天的意愿的执行者”，任何人不能违反的学说是相一致的，都是借助神的力量统治民众。

而儒学是一门社会人生之学。

是用于指导我们实践活动和提高道德修养的。

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臻于“内圣外王”的学说。

就是说通过自我修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成贤成圣，然后通过实践活动“齐家”、“治国”、“平天下”推行王道，实现社会安定，共建大同世界。

通过五常“仁义礼智信”指导社会实践(五常另一说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弟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

在《论语》中，孔子说“不言怪、力、乱、神”；又说“祭如生，祭神如神在”。

都很好表明了孔子说的儒家文化是人的学问，而不是形而上的问题。

孔子也不认为人生下来就会有某种内在潜质，人只有不断学习、思考才能成贤成圣。

(二)、文化与文明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

在文化与文明关系的观点上，认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文明是某种历史总和，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由各种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共同构建成了一种文明。

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民俗、文化，它们都具有自己的特征，而文明是对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最高范围。

文化具有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一种文明是博大的、宏观的。

而正是由于文明是各种不同文化有规律构成的，既然文化有认同和差异，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种文明之间既有分离，又有并集，它们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多文明体系。

中华文明是全球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子。

有人也称中华文明为儒家文明，这是因为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已经与中国这一庞大实体融为一体，创造了中国立国之国性，中国国民之人性。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文化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

这种文明一直以儒家文化为主，其他文化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中，内化成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其他文化截至今天仍然有它自己独特性。

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做到了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做到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文明是持久的，但也是动态的，是不断演进的。

时代在变，文明的具体内容、具体组成部分(个别的、具体的文化)在变，使得文明需要扩充体态，进行补充。

中华文明在儒家文化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不断吸收本土其它的和外来的文化。

但是，这种吸收是和谐的，是渐进式的融合。

而另一种方式便是文化冲击，由其他文明直接造成对中华文明进行排斥、冲击、打压。

这使得初步觉醒的中国人认为其他文明(西方文明)优于中华文明，开始一切向西方借鉴、学习。

初衷是好的，但却忽视了中国本身情况，生搬硬套式的思想挽救中华文明，是不可能的。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在一战期间，对于东西文明的讨论,辜鸿铭先生给出了另一份解释。

他认为：人类用自然的物质力量和道德的力量两种方式征服、克制“激情”。

在西方，战争意味着道德力量的失败，而道德力量又是优于自然的物质力量。

因此，西方文明会由于战争而瓦解。

他提出了“西方人在中国—在中华文明中—能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良民的信仰’”。

在中国，他认为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式的人性——即将消失，取代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性——进步的、现代的中国人。

他建议，在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式的人性)完全消失前应认真审视它，从它身上找到某种在根本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辜鸿铭先生对东西方文明的认识——“西方学习中国、中国消失中国的人性”，对当代的我们重新认识儒家文化，重拾“真正的中国人”是有启发意义的。

因此，培养民族精神和中国之国性，必须首先挖掘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自根自生。

立足中华之文明，洞察儒家之文化，才能让中国更和谐，国人有良知。

(三)、知识之实与知识之灵知识，是人类诞生以后才被认识，但它又客观存在的，是一种历史事实。

知识不是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客观世界也不是直接产生知识，二者之间需要有理性的人的思考，人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考察研究形成思维上的、理论的知识，形成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意识。

有正确的意识，也有错误的意识。

但都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只是现有的工具、人类大脑思维程度还不足以认识。

当固有的事实形成意识时，这种意识反作用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进一步推动人类对物质的认识。

这种不断认识到不断实践再到不断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当以文字、图画等有形的具体形式描述出来后，就称为知识。

对于知识，可以做两种解释。

一是求知识，二是什么是知识。

求知识，即是人对客观对象的一种认识，这是动态的，需要一个过程。

求知有时是能够通晓的，通晓以后自己就会有收获。

但收获的是对于知识的具体内容。

通过不断学习具体的、有益的知识，就会掌握一些“谋生”技术，这种纯粹的知识、实在的知识，确保自己的生存得以维持。

此时，人就进入“功利境界”了。

当物质文明兴盛后，人们可能追求精神文明(当然也有沉溺物质文明，提倡现世享受，这是由于停止思考人类建设物质文明究竟为了什么？)，而追求精神层面，是对知识的好奇，开始思考什么是知识，求索知识一方面提高技术还能带来什么？因此，就进入了认知世界，他们希望对周围的一切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行为的最终目标为自己寻求安全感，去抚慰精神世界。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科学和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闲暇、惊奇、自由。

(同时，在这我希望学术不受政治影响)。

不成体系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

在无限的、五花八门的知识中就有无聊的知识，无聊的知识只会让人变得无聊，这就要求对于学习知识，求索知识，应该有一个无形标尺。

学习知识，自觉地形成知识体系，并不断完善知识体系，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追求，正确地把握自己，化具体的知识为抽象的价值，确定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这才是知识之灵，明白了什么是知识。

儒家文化要求人对社会应该具备良知，希望中国人能够具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道德境界”。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所说的“天地境界”，就是圣人能够独与天地对晤。

这是在前面的基础上“任重而道远，引以为己任”，不断臻于至善。

(四)、儒家文化发展历程儒家学说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其他各族文化无不是与汉族文化相融合，汉化。

使得整个华夏渐趋一种文明，即中华文明。

它们相互交流，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说他源远流长，远在殷周时期就开始有文字记载、文献；说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经历了无数中国人的诠释和发展。

而儒家文化，已经自成体系，对今天的我们在道德上、行为上都有莫大的作用。

儒家学说可分为先秦儒学(子学时代)、汉朝正统儒学、魏晋儒学的玄学化、隋唐“三教合流”、宋明心学、清初朴学、现代新儒学。

(五)、儒学文化的正确对待和审视一种由各方面文化共同构建成的文明，由于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生产力的高低等因素，使得文明体系中必定存在不合理的因素，这是由于时代性、主观性造成的。

文明是由人类建设而成的，就必然增加人类的主观情绪和目的，儒家文化也有这样的弊病。

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盲目追随西方文化的思想以及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轻视儒家文化，认为其迂腐，不合时代，这是不对的。

学习、认识儒家文化，才能真正了解儒家文化的好与不合理之处。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所说“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自我认识”。

儒家文化固然存在着时代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是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形成的，每个阶段都有自身固有的历史特征，而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这就使得个人主观思想纳入儒学文化体系中变得容易和积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儒家文化的纯粹性、原始性。

但历史是客观的，因此要正确对待儒家文化，不能全部否定或肯定。

儒家文化成长于中国封建时代，就少不了“三纲”教义的忠君思想、等级观念以及忽视自然学科知识，导致中国两千多年固步自封，最终落后于西方，这是从器物层面说的。

然而，儒家文化所教育的人格价值、道德觉悟、民族精神以及以和为贵的和谐哲学却是不容小视的。

培养的是人的内在价值，即“道德境界”，表现为一肯定人应具有独立意志，进一步发现“人格尊严”的存在；二是“舍生取义”具有社会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