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辞赋注译析修订稿前言

《宋玉辞赋注译析》（修订版）前言程本兴距今约1700年前的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还有稍后一些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分别在他们的著作《襄阳耆旧记》和《水经注》中明确记载：宋玉，楚国鄢人，即今湖北宜城人。

宋玉是战国末期楚国伟大的辞赋家，其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十六篇，而现今传世并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主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舞赋》、《钓赋》及《微咏赋》等，还有新发现的《御赋》，约计十四五篇。

据程本兴、张法祥在《江汉论坛》2011年第4期发表的《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云，爱国主义诗篇《九辩》为宋玉的楚辞代表作，而《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和《风赋》等为其楚赋代表作。

在荆楚文化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宋玉以其立身高洁的人品和师表文坛、垂范后世的文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形成了意蕴深邃、特色鲜明的“宋玉文化”。

那么，到底什么是“宋玉文化”呢？简而言之，就是指宋玉和他的作品及其两千多年来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影响所形成的物质的、特别是精神的财富。

它具有品位高洁、思想和谐、自主创新、影响古今的特质。

它是荆楚文化的一件稀世瑰宝，绚丽璀璨；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历史遗产，值得继承、维护、增值到永远！一文如其人。

文化的品位，往往与其文化人的品格密切相关。

大量史实表明，宋玉作为楚顷襄王和考烈王的文学侍从，创造性地继承了其先师屈原的遗志，始终坚持忠君义民、以文报国不动摇，并为此既敢于进谏、又善于讽谏。

在封建专制时代，为官“谏”而不“谄”，为文“讽”而不“媚”，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品位高洁的重要条件和关键表现，也是千古留芳的魅力所在。

首先，宋玉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爱国爱民的杰出作家。

这在其《九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九辩》以秋天的萧瑟衰败景象起兴，暗含着对楚国政治昏暗、国势衰落、气数将尽的忧心，有力地揭露了奸佞误国的黑暗现实，反映了贫士失职后的凄苦境况，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却决不同流合污，依然思国怀民的强烈感情。

从《九辩》这一总体精神和倾向来看，宋玉的人品和文品都是相当可贵的。

如《九辩》第二章就具体地写出了宋玉因被排挤离开宫廷而不能见到君王的心情——“专思君兮不可化”、“愿一见兮道余意”、“心怦怦兮谅直”！这些都是宋玉身处逆境仍思君忠君的反映。

第六章则揭露了时政的黑暗，表明了自己即使“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也要坚守圣贤节操而决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志向。

再如第八章，以浮云蔽日月象征小人蒙蔽君王，抒发了自己忠君、爱国、忧民之情。

其中“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一句，分明是说作者看见农夫们因赋敛过重停止耕作而背井离乡，造成大片田地荒芜。

这其中的“恐”字，是宋玉对农田荒芜的担心，是对国计民生的忧心，是对奸佞蔽君君不明所造成的社会黑暗的揪心，是对生产关系阻碍并破坏了生产力的痛心。

在最后一章，作者深情地劝谏君王应该学习尧舜重用人才；因为不能见到君王，只好去天上遨翔；但作者在结尾时，仍无限情深地祝愿君王——这是多么真挚的忠君爱国之情！《风赋》是一篇以风为喻的讽谏力作，主要讲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有一次楚襄王在兰台游览，宋玉和景差陪同。

这时，有一股风飒飒地吹过来，楚襄王就敞开衣襟，迎着清风纳凉，并且洋洋得意地自夸道：“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听后，就意味深长地对答了一句：“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宋玉的心中是装着普通百姓的，并且他敢于用巧妙的方式来否定楚王的自诩而不卑躬地迎奉；接着宋玉讲起了风的发生过程和各种态势，有意将风分成了“大王之雄风”和“庶民之雌风”。

在讲述雄风经过的地域时，专门刻画了王公贵族生活的豪奢，透露了自己的不满；在讲述雌风经过的地域时，乘机反映了普通百姓生活的悲惨，表示了自己的同情。

他借雌雄之风，提醒楚王要体察庶民的疾苦。

《钓赋》是以钓鱼之术喻治国之道的名篇。

文中宋玉独具匠心地由钓鱼说到治国，由叙事转到说理，不失时机地劝谏楚王效法尧舜禹汤等古代圣主贤君，选贤任能，强化德治，以民为本。

全文充分表现了宋玉心系国事、不贪逸乐、谏君治国的政治智慧。

在《御赋》中，宋玉则由实到虚地向楚王讲了“良御”、“神御”和“俗御”等三种御术；接着巧妙地以御术喻治国之道，主张“君丽民义”、以义役民，忠心劝谏楚王采用“以国家为车，贤圣为马，道德为策，仁义为辔，天下为路，万民为货”的“义御”。

全篇充分展现了宋玉爱国爱民、为民治国的情怀和谋略。

宋玉在《招魂》中为生病的楚王招回魂魄，使之归附躯体，讲了一大篇“招魂词”，否定了天地四方可以找到幸福的幻想，无比执着地诉说了对尘世生活、对楚国故居的深深眷念，显示了对家园的热爱，对人生的亲切明朗的乐观态度。

其次，宋玉还是一位能够扬诗守礼、严于律己的正人君子。

据《登徒子好色赋》记载，楚考烈王初期，有一次，楚国大夫登徒子在楚王身边侍奉，就趁机说宋玉的坏话：“宋玉这个人长得体态文雅、英俊潇洒，说起话来既婉转温柔又巧妙引人，加上他天性好色。

希望大王不要带他在后宫出出进进的。

”——就像当今一些心怀叵测的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上找不到某人的毛病，便无中生有地向领导打小报告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一样。

于是楚王查问宋玉，要落实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宋玉便胸有成竹地坦承自己绝不“好色”，并具体讲述了他家东边邻居的姑娘，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十全十美，经常趴在院墙上偷偷看他，暗送秋波，一连看了三年，他一直没有动心。

而登徒子的老婆，完全是个“丑八怪”，叫人恶心，只因为她是个女人，登徒子就对她产生性爱，以致不顾肾虚腿软，使她生了五个孩子！两相对比，是谁好色呢？最后，作者借章华大夫之口说明了对女色应当“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的道理，最终赢得了楚王的好评。

《讽赋》则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宋玉休假回家去了，唐勒就乘机在楚襄王身边进谗言说：“宋玉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

”待其休假结束回到宫廷后，楚王就当面责问宋玉，宋玉原原本本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回家途中他到一家旅店投宿，房东的女儿看上了他，便趁父母不在家的时机，如何收拾打扮得仙女般的漂亮，如何千方百计地向他献殷勤，甚至主动向他求爱，而他始终坚守礼义、丝毫不为所动，并且对她说“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以至打消了房东之女的欲念。

最后，楚王感叹万分。

——这同《好色赋》一样属于巧妙讽谏、现身说法，以达到规劝楚王面对女色诱惑要恪守礼义、不乱方寸、以国事为重的目的。

可以说，宋玉所有作品的立意和主题，凸现出来的，都是宋玉那高洁耿介、令人景仰的正面形象。

在宋玉生活过的地方，有关宋玉的遗迹、纪念性建筑及其自然文化景观，从历代方志及其他历史文献记载可考出25处之多，凭吊宋玉的诗文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流传甚广的一首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歌谣《黄花鱼儿歌》，就很有代表性：“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

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

只道朝宋王，谁知朝宋玉。

”其欢快的语调、灰谐的语意，正洋溢着民间对才貌双全、德艺双馨的宋玉的无比赞美和喜爱之情。

唐代“诗圣”杜甫在咏赞宋玉的诸诗中以《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为最佳：“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杜甫敬慕宋玉高洁的情操、完美的人格、儒雅的气度及非凡的才华，在内心深处把宋玉视作自己的师长和榜样。

最后以楚宫的泯灭与文章的传世加以对比，烘托出宋玉作为一代文人的不朽精神。

二自古以来，凡是杰出的文学家，都应当而且必然是思想家。

作为文学大家，宋玉的辞赋创作中也理所当然地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

而宋玉思想宝库中的和谐思想，正是其作品中的重要思想；宋玉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调整自我心态心理时采用的和谐方式，正是在其和谐思想支配下的重要方式。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屈原因报国为民直谏惹怒了君王，遂被逐流放而愤然投江，其后宋玉就一直没敢象屈原那样用刚正指言的方式进谏君王。

那么，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时代，面对专横而又昏庸的楚顷襄王，宋玉又是怎样做的呢？在规劝君王尊长或朋友改正错误或过失时，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最推崇的是“讽谏”的方式。

所谓讽谏，就是用讲故事、打比方、谈寓言、说笑话等方式方法，营造和谐的进谏气氛，设置对方感兴趣的悬念，委婉、迂回、暗示、巧妙地规劝君王改过纠错。

宋玉基于自己出身贫寒、没有背景，只有报国之志和横溢才华等实际情况，为了尽到爱国之心，一方面必须继承屈原的遗志，坚持进谏决不动摇；另一方面还需要记取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屈原直谏身亡、宏图无望的惨痛教训，于是决心采用孔子的教导，选取“讽谏”的方式并身体力行。

例如，楚顷襄王非常好色，淫逸无度，不理国事。

面对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有些大臣心怀叵测，干脆听之任之，甚至助之兴之；有些大臣心怀忧虑，却又束手无策、莫敢谏言。

而宋玉决不是明哲保身、“和稀泥”的人；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有一次，应襄王的要求，便趁机向襄王讲述了怀王梦交神女的虚幻故事。

这其实是在帮助襄王用“白日梦”的方法释放好色的欲望和情感，对襄王难以抑制的性爱原欲（性冲动）进行顺势疏导和发散，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治疗，并在《高唐赋》的结尾，不失时机地劝谏楚襄王要“思万方，忧国害。

开贤圣，辅不逮”；惟其如此，神女才会见君王。

结果使襄王陷入了深思之中，在一段时间内达到了讽谏的目的。

即使在游戏文学作品中，宋玉也能够匠心独运，“寓教于乐”。

楚襄王沉迷逸乐，荒芜朝政，诸大臣皆莫敢谏。

有一次，宋玉便趁着楚王要臣僚们讲大话、说小话之机，在《大言赋》中以包举宇内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形象地描绘了“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的壮士形象，在玩笑中有力地激奋了楚王。

而在《小言赋》中，宋玉更是通过逗乐的方式启发楚王若有复兴楚国的大志，就要从“道”（宋玉《小言赋》中所说的“微物”就是《老子》一书中所说的“道”）的根本处做起，先修身而后治天下。

宋玉往往就是这样，擅长以柔克刚，迂回激将，因势利导，规劝君王；既有不动声色的原则性，又有举重若轻的灵活性，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用对方易于接受的方式，巧妙地使君王醒悟以体现报国的理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上下关系达到安定有序、双赢和谐的目的。

宋玉在处理左右同僚关系的态度和方式上，也是发人深思、令人感佩的。

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每当楚襄王向群臣发问时，总是唐勒、景差、登徒子等人争先恐后地抢着先说，而宋玉则是谦恭地听着，直到最后才胸有成竹地发言，并且一旦发言，总是侃侃而论，一语破的，令人折服。

宋玉讲求诚信友善，从来不捏造事实诬告同僚；即使遭到一些同僚嫉妒、诬告时，他也“不愠不怒”，也不立即以牙还牙，而是直到襄王追究责问他时，才镇定自若地加以解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