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世界经济课件
2 政府与市场机制旳有效结合。一方面政府在一 定程度上参加和干预经济活动，充分利用多种经 济、法律及行政手段调整宏观经济、实现资源合 理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主动为 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支持，为东亚经济 腾飞提供了巨大动力。随市场力量发展，政府逐 渐降低干预，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
模仿技术比较轻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 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某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 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能够 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旳发展，但是会给长久旳发 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久发展可能失败。
杨小凯与林毅夫旳学术之争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_回应
》VS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1）普遍放松贸易保护，提供出口信贷和补贴，降低 关税和外汇管制，由保护国内市场转向开拓国际市场 。
（2）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起步，根据国际市场 旳需求，及时调整产业构造，选择和发展具有相对优 势旳“拳头产品”出口，逐渐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产品出口。
（3）实施由政府指导管理、民间组织负责联络、协 调企业直接经营旳外贸体制，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 中小企业为基础旳资本主义销售体系，建立海外情报 网和推销网，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旳，努力开拓国际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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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域经济
一、NIES：1979年6月，OECD提出NICS旳概念，后来在1988年西方 七国首脑会议上使用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NIES旳概念。
NIES旳发展情况 高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对外贸易数量急剧增长； 产业解构不断优化；
二、经济发展战略： 分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旳效果不理想，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 始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摘要】杨小凯和胡永泰的一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中，该文章研究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了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是哪些。
还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
前苏联和中国是两种转轨模式的例证，也有其自己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那么中国究竟是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存在后发劣势？需要进一步论证。
【关键词】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这篇文章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是要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发展中国家有后发劣势。
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同时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最好的制度是英美国家的共和体制。
中国虽然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没有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
这篇文章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观点是在为前苏联、东欧进行休克疗法做辩护。
本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
对于以上关于后发劣势的观点，本人持反对意见。
后法优势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
该理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
后发优势是否存在呢？有人认为它是存在的；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不存在的甚至是存在后发劣势的，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劣势地位，经济难以发展。
本人认为，后发优势是存在的，只要经济落后，就存在着后发优势。
但是，后发优势只是潜在的，要发挥出来还需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创造有利于后发优势发挥的条件和环境。
具体到我国，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长期享有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解读
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 - -重要而非精彩的“ 论战”——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大诗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以下简称“ 林文”, 是林先生 2002年 6月 12日在北大演讲时所用的一篇稿子。
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下简称“ 杨文” ,以及杰弗里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以下简称《宪》文的一个直接回应。
从“ 真理越辩越明” 的精神出发,林文对杨文、《宪》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些看法之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林毅夫、杨小凯两位先生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健者,林文作为二者的正面“ 交锋” , 引起了学界和经济学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被誉为“ 高手的角力” 。
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林文及相关文本,但结果却颇感失望。
在笔者看来,林文并未构成对杨文或《宪》文的有效反驳, 充其量只能算是正式交锋之前的一个前奏。
林文的有效成分, 基本上还是林毅夫先生对自己一贯所持观点的一个复述, 其赖以支撑的绝大多数理论基础, 在杨文、《宪》文产生之前的语境中业已存在。
换言之,在时间上,林文虽在杨文、《宪》文之后,但在逻辑上,林文反而回到了杨文、《宪》文之前。
虽然是演讲稿,但林文有其明确的针对对象,显然是有备而来。
从文本的有效性角度看 , 林文在逻辑上基本保持了一致性, 不存在形式上的明显错误, 但在科学方法论上有失于严谨之处, 不排除导致误读的可能。
而林文包含的有效观点是否成立, 笔者不敢断言, 因为在一些地方, 其依托的部分理论基础在学术上存在争议; 而在另一些地方, 对部分事实依据的认定,就笔者的知识范围而言,也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文献才能使人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
而杨文是一篇发言稿,体裁的性质决定了其启发作用重于其论证的严密性。
《宪》文虽是论文, 但以笔者观之, 则仍属于综述或纲要性质, 其观点较为分散, 介绍各方的研究成果较多, 本身提出的论点不甚鲜明。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发布时间：2002-9-28文章来源：本站文章作者：杨小凯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
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
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
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
访谈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
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
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林毅夫对杨小凯后发劣势的反驳
我国在改革前后的情形也是如此。1978年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靠自力更生，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尖端技术和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相反，改革后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突破，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从经验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例如印度，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有民主制度，这是印度人很骄傲的地方。印度的宪政体制，包括议会选举、多党竞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是标准的先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后发国家。但是迄今为止，印度经济仍然比较困难。比较中国与印度，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国际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比较好。尤其是改革后，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发展质量，中国都比印度好（Rosen 1992; Srinivasan 1994）。由此可见，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看，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实际上，
（三）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789:;<=>.?@AB———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萧 冬 连 编者按：萧冬连老师是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专家，近年在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少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以及地方党史刊物转载。
而萧老师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专著———《探路之役：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通过揭示重大事件的经纬，对“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这个问题作了阐释。
作者将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２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既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也是对过渡路径的探索。
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凤凰网等媒体作了长篇采访报道，入选《财经》《２１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腾讯华文好书等机构２０１９年度好书榜，并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优秀原创学术图书奖”。
那么，这本书与已有的相关著作有些什么不同？作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史有哪些自己独特的观察？近期，本刊编辑部就这些问题对萧老师进行了采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一编辑部：萧老师，您最近出版的《探路之役：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下简称《探路之役》）一书，在读者中反响很大，被多家机构推荐或评为２０１９年“十大好书”之一。
您此前出版的《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以下简称《筚路维艰》）一书影响也很大，请您谈谈写作《探路之役》的想法。
另外，前后两本书是一个连续的写作计划吗？萧冬连：这两本书肯定是有承续关系的，但《筚路维艰》是提纲挈领式的，《探路之役》实证性更强些，尽管篇幅也不大。
从时段看，《筚路维艰》的主要篇幅是写新中国成立后前２７年，《探路之役》集中写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２年的经济改革。
但是，这并不是说写完《筚路维艰》就有了写《探路之役》的计划。
什么是政治艺术
第7章什么是政治艺术§1. 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以前的文章我已经说过，实行垂直控制的制度所产生的“永不合作”的制度均衡，会发生一种自增强过程，难以被打破；但是，它还是在许多国家被打破了，只是打得很艰难。
破解这种均衡，是一个关于民主政治的动力问题。
我们还是拿意大利来说事。
意大利1860年建国，但直到二战结束后一个时期，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政治国家，“上层是共和国，下层是帝国”这个话可用来反映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一个侧面。
国家主要政治家是参加选举的，有民选总统，也有议会，但地方政府的首脑是中央政府任命的。
于是，这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
1948年已经有了改革动议，产生了关于地方政府选举的新宪法，但由于当时的右派政治家担心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当时国际背景使然，这项改革被拖延了，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央政府控制。
欧洲国家作类似改革的还有其他国家，如丹麦，但曾被称作“欧洲病夫”的意大利作这样的改革其意义更加深远，其经验也更值得关注。
1968年，意大利的改革重新启动，一系列故事发生了。
帕特南是这场改革的见证人，他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想回答意大利这个国家究竟是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均衡，实现民主政治的。
有这么几个因素很受帕特南看重。
第一，是改革的次序。
没有地方自治，就没有民主政治，但实现地方自治的条件是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基础。
尽管中央政府实行了普选制度，有了一部民主政治的宪法，但因为垂直控制所导致的庇护－附庸型关系，使意大利的政治腐败异常严重，社会生活中“永不合作”的囚徒困境难以打破。
对于这种局面，包括共产党领袖在内的一批地方精英是不满意的，他们竭力促成改革。
不难理解，改革是艰难的、痛苦的。
但改革竟在二十来年的历程中成功了。
从改革的过程看，地方精英和中央精英有可能坐在一起谈判，而中央精英受选举制度的制约，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利益，使得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有了某种一致的可能。
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战后日本的经历
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战后日本的经历作者：董敏杰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01期一、引言对后发劣势的阐述见于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后发劣势》，以及他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认为：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这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他同时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
后发劣势的观点一经提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争论。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是林毅夫教授在北大的演讲稿，作为对后发劣势观点的回应(林毅夫2002)。
在肯定后发优势存在后，他主张落后国家应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
许多学者，如谢作诗(2003)、宋鸽(2004)等都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在现实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两者的关系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要利用后发优势必然会在发展后期碰上后发劣势问题。
本文同意这一观点。
由于日本被公认为利用后发优势成功实现赶超的范例，同时日本在近二十多年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历程的审视有助于对这一观点的深入理解。
根据技术进步主要来源的不同，本文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分为技术模仿阶段和自主研发阶段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从战后到1973年，在这一阶段日本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后一阶段从197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日本与欧美的技术差距已经缩小，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经济增长。
①按照这一划分方法，通过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本文试图说明战后日本带有明显赶超色彩的发展模式内生于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增长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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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杨小凯
首先林毅夫指称，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地区、韩国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世纪#"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以及不搞国有企业）。
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
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0
）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没有单调正关系。
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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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应该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
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
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
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见得比中国今天的某些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
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第!卷第5期!""6年7月经济学（季刊）$%8-&9:,-,;8:<=&’>)’(?@,(A !，B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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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季刊）第’卷
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
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
只要看看各省级机关!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警察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文强调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
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
而中国过去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条例，废除专利制度，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来模仿。
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企业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场。
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韩国、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得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
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
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
"#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
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
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
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且是由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
印度"#%#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
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
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
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
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从历史上看没有宪政制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
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
第’期杨小凯：回应$""(
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了世界大战。
林文强调宪法和宪政的差别，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在《宪政》一文中特别注重宪政形成的推动机制。
例如，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宪政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是欧洲长期没有政治大统一。
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宪政产生困难正是因为长期政治上的所谓“大一统”。
但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有个好宪法而没有宪政。
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
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产权经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
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
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
日本政府!"世纪#"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
但是美国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
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
但林文仍坚持乡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但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承包制，而后者很像合资经营。
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的可笑。
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
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
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
$%#&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世纪%"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
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H经济学（季刊）第?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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