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论文

大唐时期中日典制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史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 专业：历史学概要：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时期，国力强盛，法制完备，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亚洲文明中心之一，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由于日本正处于奴隶社会末期，急于向外寻找突破口，而唐代先进的典制文化为日本完成社会转型提供了仿效借鉴的蓝本。

日本政府以向中国派遣唐使的方式全面移植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大唐文化。

日本统治者以唐制为基础，发起大化革新运动，使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令制度等都打上了浓厚的唐文化烙印，同时依据本国实际有所损益增删，使其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利于日本典制文化进一步向纵深处发展，加深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促进了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往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交流现状中央官制经济制度法令制度影响意义一、大唐时期中日交流的现状由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远远高于日本，在文化输出方面，以唐朝向日本输出先进的典制文化为主，很大程度上是唐制文化在影响辐射日本，唐朝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中日交流的形式一般为正式的官方使团交往，仅仅局限于朝廷、政府和上层统治阶级，不涉及普通的下层民众，“贞观五年，（倭国）遣使贡献方物。

太宗矜其道远。

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

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①”自此唐朝不再向日本派遣使节，主要是日本政府不定期地向中国派遣唐使，史料载：“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

开元初，粟田复朝。

天宝十年，朝衡复入朝。

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

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②”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遣唐使船队的规模也越来越来大，人数也越来越多，以其中的四次为例，“630年，121人，2艘船队；717年，557人，4艘船队；733年，594人，4艘船队；838年，651人，4艘船队③”一般认为唐朝前期，遣唐使船队的平均规模是2艘船，120人左右；唐朝后期，遣唐使船队的规模较大，是4艘船，共有500到600人左右④”，出现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高潮，促进了大唐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尤其是日本645年的大化革新运动受中国先进的典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彻底，本文仅以大化革新为例，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令制度方面谈谈这一时期中日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二、大化革新时期唐制对日本的辐射影响唐朝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唐朝处于主动、强势地位，中国先进的政治体制给日本统治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日本留学生、学问僧所奏称“大唐国者，法制完备，珍国也，常须达⑤”因此，日本在645年的大化革新运动中全面移植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大唐文化，以唐制为蓝本，在政治、经济、律令方面对唐代典制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虽带有浓厚的机械模仿和照搬色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特色。

（一）唐代中央官制三省六部一台制与日本的二官八省一台制三省六部一台制在唐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可以说达到了其成熟期，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相当完备的官制系统。

日本在遣唐留学生的推动下，仿照唐代官制，在中央实行二官八省一台制，单从字面上看，除个别文字和量词存在细微的差异外，二者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和融合性，实质上其加强中央集权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日本对唐代官制的吸收融化主要体现在：其一，日本统治者采纳了唐代官制系统的基本框架模式，使其行政管理系统更趋完善，很好地体现了律令的形式性、完整性和综合性。

日本参照唐代三省六部的格式，天皇高高在上，下设神祇官、太政官总领全国宗教和行政事务，太政官下辖八省，其职权涵盖人事、财政、军事、司法、礼仪等各个方面，成为各项具体事务的执行部门。

二官八省的设置体现了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

此外，又参照唐代的监察机关御史台，置弹正台，完善对行政、祭祀等政府高官的监督职能。

因此，二官八省一台制，使政权组织从最高层到最低层沿直线分布，保证了上级对下级的垂直统治，强化①(后晋)《旧唐书》刘昫等撰《倭国传》卷19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0页②(宋)《新唐书》欧阳修、宋祁等撰《日本传》卷22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08—6209页③《外交关系》石井正敏《唐与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第74—76页④(日)《遣唐使眼里的中国》古濑奈津子著、郑威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⑤《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了政令的上行和下达；其二，日本积极吸收了唐代尚书六部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相互掣肘，彼此牵制的精华，设置太政官，下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八省，专职专办，职权流向一对一，有效地避免了职权范围交叉重叠官员相互推诿的弊端，大大提高了各个部门的行政效率，运用权力制衡原则，以分权手段实现集权目的，使天皇权力得以强化和集中；其三，在监察机构方面，日本以唐代的御史台为蓝本，设弹正台，专门纠察官吏的不法行为，以儆效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各级贵族官员的监督和弹劾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纯化了旧日腐败的官场风气，提高了官员的政治素质和行政质量。

当然，除机械模仿和照搬唐制外，日本也适当地结合本国实际加以稍许创新。

鉴于日本民族尊崇神道教和重视祭祀的传统，日本统治者在政权设置中首次把太政官和神祇官分开⑥，神祇官掌祭祀，太政官掌行政，可见日本统治阶级把神祇的地位看得很高，这在社会风气极度开放的大唐也是没有先例的，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崇道的宗教文化特色。

但值得注意的是，神祇官并非凌驾于太政官之上，在行政事务方面，神祇官要接受太政官的指示，神权始终是不能超越世俗权力的，这是儒家“君权至上”国家思想⑦在日本的直接反映。

同时，太正大臣的职能也具有特殊性，以德性辅佐天皇，负有调整四时之和的任务，充分体现了律令的教化政治和儒教政治精神。

大唐三省六部一台制对日本民族的影响远远不只在于它在行政体制上仿照唐制实行二官八省一台制，完善了行政管理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日本由落后的奴隶社会成功转型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时代性影响。

（二）唐代均田制与日本的班田收授法均田制在唐代进一步发展，对唐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相反，据《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纪“各置己民，恣情驱使。

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征战不已。

或者兼并数顷之田，或者全无容针少地”日本的部民制已到末路。

因此，日本以唐均田制为基础，推行班田收授法，既带有浓厚的唐制色彩，又兼具本国特色。

日本废除部民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其对唐代均田制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主要体现在4个层次：其一，对于适合日本国情的均田令条文，日本班田令基本上全文照搬，“班田令三十七条条文中，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完全相同的有十二条，占总条文的30%⑧”，变通度很低。

以关于“宽、窄乡，从近便”的规定为例：唐令《册府元龟·邦计部·田制》载“其州县界内，所部授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而日本《令义解·田令》载“凡国郡界内，所部授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又唐令《通典·食货二·田制下》载“诸给口分田，务从近便，不得隔越。

若因州县改易，隶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

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者，听隔县受”而日本《令义解·田令》载“凡给口分田，务从近便，不得隔越。

若因国郡改隶，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

本郡无田者，听隔郡受”由此可见，日本班田令与唐代均田令的相似度是何等之高，除两国地方行政制度不同之外，二者如出一辙，无丝毫变化，也间接反映了唐令在日本社会的适用度很高；其二，日本沿用唐令条文的基本原则，根据本国实际加以变更，“《养老律令》中有十六条，占总条文的43%⑨”变通度大为提高。

以“授田年龄”为例：唐令“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⑩”而日本《令义解·田令》载“凡给口分田者，男二段，女减三分之一，五年以下不给”可见唐代的授田年龄在18岁以上，而日本的授田年龄却在6岁以上，唐代的均田令以均田农民负担租赋和课役为前提，授田者必须具备独立劳动的能力。

日本并未对此条唐令条文全盘照搬，而是把本国实际充分考虑在内，由于日本征收租赋以田和户为标准，因此对授田年龄的要求就比较低，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融会贯通和消化吸收能力；其三，日本对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条文全部排除在外，不予吸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唐令《通典·食货二·田制下》载“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以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由于日本的工商业不发达，商人群体占有的比例很小，没有必要对工商业者的授田给予特殊的⑥（日）《日本史概说》坂本太郎著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页⑦《试论日本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问题》孙义学载于《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⑧《日本班田令与唐代均田令的比较》史丽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48页⑨《日本班田令与唐代均田令的比较》史丽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48页⑩(宋)《新唐书》欧阳修、宋祁等撰《食货志》卷5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2页规定，因此该条就被班田令排除在外；又唐令《通典·食货二·田制下》“诸道士受老子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官二十亩，僧尼受具戒准此”而日本民族尊崇神道教，并不以佛教为主，国内很少有道士、女官、僧尼，因此这条均田令条文在日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也不可能被吸收，体现了日本的求实精神；其四，日本结合本国国情，独立创设班田令条文，以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唐令“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11”日本《令义解·田令》载“凡田六年一班，凡户籍六年一造”与唐令模式虽一致，但具体实施方式却大相径庭，体现了日本的消化创新精神。

唐代均田制对日本封建性经济制度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日本的社会性质发生质的变化，日本将土地收归国有，把部民解放出来，既保证了国家稳定的租赋收入，又提高了公民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大唐律与日本律唐高宗即位（650年）后，命长孙无忌等人诠释《唐律》撰成《唐律疏议》，是唐代社会最为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和日本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华革新时期的《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就是以唐律为蓝本而制定的刑事法典。

因此，日本律和唐律有着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两国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民族信仰等各方面的差异，日本律在照搬照抄唐律的同时，也根据本国实际加以变更调整，以适应日本社会的发展和需要。

日本律对唐律的全盘移植在“八虐”、“六议”、“五等罪”方面表现得很是突出，除比唐律条文更为简化外，基本上全部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