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

早期官督商办企业经营管理初探年级：09级班级：历史1班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洋务企业开中国近代企业之先河，尤其是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仿效西方近代股份制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出现了招商认股、股息分配及任用精通近代企业的买办参与经营管理等做法，对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兴起具有开山辟路的先导作用，但官权运作因素仍占较大分量，对中国近代企业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军事工业中经营管理的诸多弊端，使洋务派对早期官督商办企业采取了西方近代股份制公司的一些做法，虽未摆脱封建官僚习气的桎梏，但与军事工业相比，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本文从股份制实践、买办经营、官权运作3个层面谈谈早期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管理。

一、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股份制实践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原材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和达到“先富而后能强”的目的，洋务派创办了一批与军事工业相关的近代采矿、炼铁、运输等新式企业，并模仿西方近代公司管理的运行规则，进行了初步的股份制实践，开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风气之先。

早期官督商办企业，已经出现了西方股份制企业的雏形。

以黑龙江漠河金矿为例，该矿初具招商认股程序和股息分配的形式。

1888年，漠河金矿“现议筹本20万两，分作2000股，每股收天津行平化宝银100两。

如交上海规元，每股收106两。

填发股票一张，息折一扣，认票不认人。

一股至百股均可附搭①”又股友“不准提本，只准招人接替，更易姓名，调换股票息折②”可见，漠河金矿以20万两作为启动资金，向社会公开募股集资，不仅降低了平民商人入股的门槛，还保证了企业创始之初流动资金的稳定性，有利于解决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

在股息分配方面，其年度收入“除将借款陆续提还，并将官利及员司矿师薪水及局费夫役护勇工食一切开支外，若有盈余，作为20成均分，内呈交黑龙江将军衙门6成报充军饷，商股10成，本厂员友司事花红4成③”在盈利的前提下进行股息分配，初步体现了西方股份制企业股息分红的形式，引导中国企业迈进了一大步。

其次，在财务管理上，规定“主厂者不当兼理钱财，致涉嫌疑。

今拟将收支事务，由股本最大者公举保荐平素诚实有望之人，然后延订，将来如有亏空舞弊等情，一经查出，惟原荐主理直认赔…凡收支各帐，周年汇齐，刊刻成册，分送各股友阅核，以凭征信，并报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查核④”主厂者与财务管理权的分离，有效地防止了其以权谋私的弊端，而股董与掌管财务者之间结成的垂直经济责任关系，能够保证企业高层员司的经营管理素质，且企业年度收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及股友和政府的监督核查，不仅提高了漠河金矿的社会信用度，还收到了积极的监督效果。

此外，在生产管理上，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严格管理工作交接，“每日所得金沙，由监工稽查，同送至收金所，给主厂者眼同兑收，登册盖戳…凡出入之人，一体严搜⑤”对防止金沙流失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人事方面，量才授职，赏罚分明。

对外国矿师，“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延订合①《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63页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29页③《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70页④《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68—4369页⑤《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70、4402页同内声明，到厂后如无明效，不拘年限，即行辞换…按其责任之轻重，才能之大小，酌定薪水之多寡⑥”有利于人尽其才，提高了经济效益，利于企业发展。

漠河金矿仿效西方近代企业的股份制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年产金量从1889年的18961两增加到1895年的50742两，而企业结余也在不断增长，最高时达到677575两，股票也从初创时的293股涨到1894年的1022股⑦”其产金量和结余的增多以及商股的大幅度增加就是明证。

1892年，李鸿章说：“开办三年来，先后出金沙62000余两，除陆续分给股商官利外，所有勇夫饷械、粮运及各局经费，均由该厂筹给，不费公家之款。

并提存余利，解充黑龙江军饷，以申报效。

实属办理得法，成效昭彰⑧”减轻了清廷的军费负担，达到了其“杜防边患，息外邦觊觎之心，弥内地奸民之隐”的意图。

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买办经营及其成效洋务派虽是民用企业的官方发起人和创办者，但缺乏近代商业管理才能，而在洋行长期从事近代贸易的买办不仅熟习商务，而且还是把巨额财富和企业家专长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富商。

因此，为降低投资风险，任用买办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成为清廷最好的选择。

1873年，李鸿章任命精于近代轮运业务的知名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计划唐廷枢为招商局筹资1000000两。

1873—1874年，唐廷枢已筹到476000两；1877年，增至751000两；1881年，已筹足1000000两资金；1882年，实收资金达到2000000两，远远超过预定数额。

当然大部分资金都是买办认购的，其朋友徐润在1873—1874年约认购120000两；1881年，增至240000两；1882年，达到了480000两。

徐润还招徕亲朋好友入股者不下五、六十万，买办刘绍宗、阿魏等人也都拥有股份。

可见，买办资本在筹资中占有压倒性的地位。

1877年，唐廷枢任开平煤矿常务董事时，负责的筹资事项也取得了成效。

1878年，筹到200000两；1882年，已增至1000000两；到1889年，又追加500000两新股本，完成了“过去五六年来，任何矿业或其他行业的合股企业的华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⑨”就说明了唐廷枢在筹资中的关键作用，解决了洋务官僚所不能解决的筹资难题。

作为买办阶层中“粤籍股东团体的发言人和领袖”，唐廷枢筹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广泛的买办关系及在买办界崇高的个人威望，这是洋务官僚所不及的。

其次，唐廷枢运用在洋行积累的近代企业经营知识和技能，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实施全面高效的管理。

在拓展业务方面，招商局在天津、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宁波、汉口及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等国内外19个重要的商业港口设立分局，作为航运据点，揽载货物，大大扩展了货源。

而开平煤矿在开采煤矿的同时，还在唐山生产焦炭、砖瓦、水泥，并参与热河附近金银矿的开采；为适应运输的需要，1883年，唐廷枢提议修筑了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1886年，成立了专门运输开平煤矿的铁路公司；1889年，拥有了转运煤炭的航运企业，大大拓展了开平煤矿的辐射范围，扩大了销售市场，形成了以开平为中心的一系列工业企业。

在人事方面，由于大多数买办都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轮船管理知识，具备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

因此，在招商局下设的分局中，唐廷枢十分注重任用善于招揽生意的得力买办。

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是一个能干的茶叶商人，被唐廷枢任命为上海商董，原琼记洋行买办刘绍宗精于招揽⑥《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64、4369页⑦蔡永明《洋务企业的近代股份制运作探析》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334页⑨《北华捷报》1889年9月21日货源，被廷枢任命为汉口商董，买办陈树棠则被任命为香港商董，可以说是各尽其能。

在开矿技术方面，鉴于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有经验，1878年，唐廷枢聘请3个英国工程师主管开平煤矿的开采；1879年，其外籍职员增至10人；1883年，达到18人。

外籍职员的任用，大大提高了开平煤矿的生产效率。

在激励机制方面，唐廷枢在招商局实行“水脚提成”制度。

即“一年所得水脚银两，除每100两除去经费5两，又照各股东银每100两提出利银10两之外，如有盈余，以8成摊归各股作为溢利，以2成分与商总董事人等，作为花红，以资鼓励⑩”其实质虽是一种揽货佣金制度，但慷慨的佣金和回扣，使大买办以下的次等买办竭力招揽生意，不仅使大批通商口岸商人涌向招商局，还提高了职员的积极性，达到了双重目的。

唐廷枢对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高效率经营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招商局获利丰厚，1878—1879年利润为869210两；1883年，资本总额增至2000000两，获得了飞速发展。

而开平煤矿的成绩更是喜人：1881年，产量为3613吨；1882年，增到38383吨；1883年，达到75317吨，此后产量迅速而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开平股票也在一路飙升，1881年，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的价格溢价为150两11，到1882年6月，市场上出现争相追逐开平股票的现象，一度有人愿意以每股237两的价格买进12，呈现一片良好势头。

更为重要的是，据海关报告，1880年和1881年，进口天津的洋煤各为19409吨和17445吨。

但开平煤投放市场后，进口洋煤的产量迅速下降，1882年降为5416吨，3年以后，再度降为566吨，到80年代末，天津就不复有洋煤进口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与洋商争利的目的。

三、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权运作因素及其影响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官僚必须控制新式企业管理权，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又急需官方扶持和保护。

因此，官权运作因素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阻碍了近代企业的发展。

清廷运用行政权力对早期官督商办企业提供的诸如垫借官款、缓付利息、减免税收、垄断经营等一系列优惠特权，不仅保证了流动资金的稳定性，扶助企业成功度过了创设之初的艰难期，在一定程度上还提高了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但也成为官僚变相勒索企业的合法依据。

经统计，1888—1894年，漠河金矿分派给股东的股息合计不过200000两，而缴给清政府的各种“报效”则达855000两之多，“报效”数额竟为股息数的4倍；1891年，轮船招商局“官款业已还清，故本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在公积内提出官款免利报效银100000两，指定作为预备赈济之用13”；1894年，借慈禧大寿之机，“朝贺费”涨到由招商局进贡50000两，由它的商董进贡50000两之多14等诸如此类的“报效”无止尽。

这些做法都扼杀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为处于上升时期的企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此外，官僚习气浓厚，企业职员裙带关系严重。

1890年，袁大化为漠河金矿总办时，大肆任用袁氏家族成员，仅该矿的文案、监工、巡查、押运、批解等肥缺职位中，袁氏家族即16人之多，且“皆不在其事，挂名分肥而已…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15”，相互包庇纵容，营私舞弊成风，导致效⑩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1935年刊，第145页11《新报》，1881年12月3日12《申报》，1882年6月13日13《北华捷报》，1892年4月14日14《京报译丛》，1894年2月11日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19页率低下，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