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_宋玉

第六节宋玉宋玉是屈原以后著名的楚辞作家。

关于宋玉的生平，《韩诗外传》、《新序》等书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都太简单，且彼此互相抵牾，未必是可靠的材料。

唯一可靠的，现在看来还只有司马迁在《屈原列传》末尾所说的几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参照宋玉的作品，宋玉是一个屈原的后辈，他向屈原学习，从事楚辞创作。

而出身低微，出仕后并不得意：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

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

然《楚辞章句》有《招魂》和《九辩》，《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

《招魂》非宋玉所作，已详前节。

其馀十二篇，除《九辩》外，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

《古文苑》中六篇，前人指为伪作，已成定论。

《文选》中五篇由于它们的艺术成就较高，且对后世文学有不小影响，如“巫山云雨”、“曲高和寡”等，成为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成语。

因此，尽管前人作了不少的辨伪工作，提出了许多可疑的理由，但也还有人相信是真的。

我们认为《文选》中所谓宋玉赋的体制、风格和语言都与楚辞迥异，倒和汉赋相近，这从辞赋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宋玉的时代是很难出现的。

而且这五篇赋都作第三者叙述口气，又直称“楚王”、“楚襄王”，明为后人假托之词，不是宋玉自作。

综上所述，宋玉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一篇，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九辩》是一篇优秀的楚辞作品。

王逸认为宋玉“闵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这大概是一种揣测之词，事实上屈宋未必有什么师生关系。

《九辩》主要是作者抒发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例如说：“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

”诗人对社会的黑暗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的。

因此，他明白表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

”但宋玉没有屈原那样激烈的感情，所以调子很低沉。

像诗中“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等句，又可以看出他性格卑顺软弱的一面。

《九辩》在《楚辞》中也是一首长诗，共二百五十五句，其中虽颇多袭用屈原作品中的词句，但在艺术上仍有它的独创性。

作为抒情诗，它不是以直接倾泻诗人内心的激情来感染读者，而是善于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浓厚的感情，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

像开头的一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寂兮收潦而水清。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怳忄广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作者在这里把情与景交错地写出。

他写了萧瑟的秋景，写了远行的凄怆和送别的愁绪，写了贫士失职的不平以及羁旅的孤独惆怅，这就使诗人的感情和自然景物互相衬托而融合为一。

诗人之情虽是主观的，但使人感到它是具体的；自然之景虽是客观的，却使人感到与诗人的感情是和谐一致的。

宋玉就这样进一步开拓了诗的意境，提高了诗歌的表情达意的作用，千百年来不少文人学士推崇这一篇作品，“悲秋”成为诗歌中不断重复的主题，除了由于宋玉那种感伤情绪在特定的时期唤起他们的共鸣外，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九辩》艺术上的这一特色。

过去屈宋并称，宋固不如屈，但无疑的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他的作品对后世文学曾发生不小影响，在文学史上宋玉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

第二编秦汉文学(公元前221-公元189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将军王贲攻齐，得齐王建，最后灭了齐，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

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秦王朝统治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

废除西周以来分封侯王的旧制度，统一行政区划和组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统一；简省“史籀大篆”为小篆，又作便于狱务、更趋简化的隶书，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统一；此外，法令、历法等等，也得到了统一。

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无疑是有进步的作用的。

同时为了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秦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

它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更有甚者，是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翻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奔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它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也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秦王朝利用战国晚期邹衍的“五德终始”的学说，即一种历史循环论，来解释它的统治的合理性，而实际执行商鞅以来一套极严酷的刑法统治。

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

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

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

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

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

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

这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

统一后，秦始皇巡狩封禅，产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

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

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滥用民力，筑长城、治驰道、修骊山墓等等，暴虐无比，赋税无度，奢侈无穷，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国残余贵族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所推翻。

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封建王朝。

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租”，对广大人民放松了压迫，减轻了剥削。

因而初步取得了社会安定、有利生产的局面。

“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汉书?食货志上》)文、景时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汉书?景帝纪》)，进一步减轻劳役、赋税，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土地尚比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汉书?食货志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活跃了工商业。

在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国侯王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统治。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

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同时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汉初统治者也注意到制礼作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的传统作用，统治者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在作乐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应的舞和歌诗，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乐(当然包括歌舞)的“乐府”机关。

《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庙的歌诗，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颂，很少现实内容。

汉初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

汉初文士承战国游士的馀风，一般积极参加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促使封建政权迅速巩固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等问题，发抒所见，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

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

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

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

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

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

但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

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

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

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

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在汉初的政治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经营；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山通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集中豪强于茂陵，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坚决实行盐铁国有的政策，更打击强豪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

同时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击了匈奴的侵犯，也扩展了帝国的边疆。

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以及统治阶级无穷的奢侈浪费，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

为了镇压贵族、豪强的叛乱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汉武帝极端信任酷吏，不断加强严酷的刑法统治。

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渊。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

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

这对伟大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是有促进的作用的。

但从此也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

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都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则刑亦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