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吃人_叙事的历史变形记_从_狂人日记_到_酒国_

一、“吃人”：一个现代发现“吃人”之被发现，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

“吃人”由一个历史的经验性事实而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源于现代性在中国地平线上的出现。

只有在现代情境下，“吃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或对传统文化的本质性认定）和文化政治问题才成为了一个被反复言说的话题。

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看来，这一话题不仅有不断重提的必要，更是确立其现代主体的必需。

他们借由现代知识所造就的眼光，从围绕在周边和纠缠在内心的历史力量和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反观历史和反思现实与自我的生命感、历史感，造成了“现今吃烈士”与“历史之吃法”①的截然不同。

现代进入中国，意味着“人”的发现，同时也意味着“吃人”的被发现。

从鲁迅开始，“吃人”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用来进行历史和文化批判的经典文学意象。

在《狂人日记》中，他首先将对中国历史“吃人”的发现熔铸为一个文学命题。

鲁迅的所谓“吃人”，既建基于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经验性事实的指认，又超越了梁启超“新民说”而将其理念性的传达艺术化为一个内容提要“吃人”由一个经验性历史事实而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鲁迅《狂人日记》的巨大贡献在于，它将“吃人”的观念化表达熔铸为一个重要文学命题，并形成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经典性现代认知。

莫言《酒国》延续并转换了这一“吃人”叙事传统。

小说在主旨、意象营构、人物塑造及话语风格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狂人日记》的影响。

但作为传达某种当代文化隐喻的小说，《酒国》是莫言在特定的现实政治和市场经济语境中，循着自身创作内在的思想与艺术脉络，借助颇具民间色彩的先锋性叙述所完成的个性化美学创制，小说对“吃人”的再叙述也由此成为转型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寓言和主体命运的见证。

关键词《狂人日记》《酒国》吃人启蒙主体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之本质认知的隐喻性表达。

具体说来，鲁迅“吃人”叙事内涵有三个方面：其一，“吃人”现象本身。

这并非鲁迅“吃人”叙事的重点，而是其叙事展开的历史与事实依据。

“吃人”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就源自这一历史真实。

其二，作为文化隐喻的“吃人”。

它指的是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实乃对人的个体精神性存在的否定，也是对人的现世生存与发展的否定，由此展开对传统历史、文化也即“国民性”的批判。

这构成了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命题。

其三，人性意义上的“吃人”。

即每个人都有“吃人”的本性和潜在可能，由此达到对人性的深刻忏悔。

这体现了鲁迅超越性的现代人性意识。

《狂人日记》中包含着作家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强烈的思想动因，而体现作家这一认知和思想的则是“吃人”这一统摄全篇的核心文学意象。

二、现代中国文学“吃人”叙事传统的延续自《狂人日记》开始，“吃人”不仅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叙述对象，而且几乎构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性现代认知，并潜在地孕育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气质。

巴金的《家》，老舍的《月牙儿》，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可谓探讨这一话题的经典之作。

进入当代，文学继续在象征和隐喻的层面上讲述“吃人”故事。

尤其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吃人”几乎成为对“旧社会”、“旧中国”的本质性指认。

进入新时期后，“吃人”又借助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映射着前现代尤其是“文革”极左时期的暴力、野蛮、血腥与疯狂。

“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或从社会政治层面，或在更深广的历史和文化视野中对这一主题给予了颇具力度的表现。

“寻根小说”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刘恒的《伏羲伏羲》等，则借助食人习俗和生殖崇拜，将此话题进一步延展至民俗与传统文化层面。

“先锋小说”则借助“吃人”意象，将“寻根小说”的民俗与传统文化批判转向对人性之恶的暴露性呈现。

可以说，新时期小说在其历时性的展开中，不间断地重叙“吃人”故事，几乎容纳了鲁迅“吃人”叙事的多层话语蕴涵，较为系统地延续了现代中国“吃人”叙事的话语谱系。

作为一位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崛起的作家，莫言的小说较完整地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吃人”叙事内涵。

《透明的红萝卜》、《铁孩》、《枯河》、《天堂蒜薹之歌》、《我们的七叔》里有着尖锐的社会政治批判，《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拇指拷》、《蛙》表现着深沉的历史文化批判与人性反思，《檀香刑》则近乎完整地重写了鲁迅笔下经典的“吃人”景观和看客形象。

而出版于1993年的《酒国》，无疑是借助这一文学意象以传达某种文化隐喻的集大成之作。

或许《酒国》不具备《狂人日记》般石破天惊的现代开创意义，但它在莫言小说中自有其不可轻忽的独特价值。

事实上，莫言本人也并未回避这部小说的“吃人”构思与鲁迅《狂人日记》之间的直接关系。

在2006年的一次对话中，莫言坦承《酒国》、《枯河》集中体现了鲁迅的影响：“小孩被打死的情节，与读鲁迅有关系。

《药》与《狂人日记》对《酒国》有影响。

”“这部作品里有戏仿，有敬仿，比如对《药》的敬仿。

……我的本意并不是去说中国有食人现象，而是一种象征，用这个极端的意象，来揭露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的残酷。

……作品中对肉孩和婴儿筵席的描写是继承了先贤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继承得好还是坏那是另外的事情，但主观上是在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②《酒国》借小说人物“文学青年”李一斗之笔，明确表白自己的写作动机：“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

”“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

我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

”③虽然作家采用了戏拟和调侃的笔调，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政治意图依然清晰可见。

除了在叙事表层对《狂人日记》中诸如“吃人的筵席”、“我自己也吃人”等标志性表述的挪用，《酒国》在主题、灵魂上也有着对鲁迅“吃人”叙事与“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有意接续和深层次继承。

两位作家在对“吃人”现象的理解、阐释和艺术建构及由此而生发的悲愤绝望心理等方面，也庶几近之。

在人物塑造上，《酒国》与鲁迅笔下人物多有重合之处。

《狂人日记》中的“青年”、“我哥哥”及其他人既是吃人者，又是自食者。

“吃人”异化为一种文化遗传或心理—文化本能，积淀为一种连个体自我也难以体察的集体无意识。

《酒国》中的《肉孩》部分通过金元宝一家也写出了酒国这一令人惊悚的生物链。

在酒国，食婴同样是集体参与的暴行。

婴孩的提供者、制作者、食用者构成了酒国“吃人”的完整链条。

婴孩的提供者以受害者与自食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制作者以看客与自食者的双重身份出现。

与婴孩的食用者（以金刚钻为代表）相比，婴孩的提供者、制作者的帮凶身份更值得深思。

曾频繁出现于鲁迅笔下的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依旧构成了《酒国》人物的主体部分前后时隔近八十年的这两部作品，所面对的“吃人者”都是一个有着“吃人”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

《酒国》“这部小说里的很多情节看起来是非常荒诞的，但是实际上在荒诞当中还是隐藏着一种非常真切的现实”④。

小说接着鲁迅讲“吃人”的故事，将主奴根性，无视基本人权，虐杀、虚伪、残酷、麻木，杀人者的冷酷，被杀者的无助，看客的麻木等国民性问题作为作家思考与写作的触点，放射着依然灼热的现代意识。

鲁迅在自评《狂人日记》等小说时，特别提到了“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⑤。

这一评价是符合鲁迅创作实际的，将其挪用于《酒国》也是适合的。

《狂人日记》以精神病理学为依据，运用象征主义、意识流手法，以带有浓厚欧化色彩的尼采式箴言写成，可谓“五四”时期先锋小说的杰作。

《酒国》在形式的创构上也煞费苦心。

对这部被称为小说文体“满汉全席”的作品，莫言也颇为自得：“《酒国》在结构上有它的独到之处，对多种文体进行了戏仿。

”⑥具体说来，小说除了在叙事模式上对侦探小说、武侠小说（《驴街》）、严酷现实主义小说（《肉孩》）、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烹饪课》、《酒城》）、表现主义小说、元小说进行了戏仿或“敬仿”之外，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叙事人称上的花样翻新，也使小说有着一种阅读快感和阐释难度的奇妙扭结。

颇有意味的是，两部作品问世后的遭遇也差可比拟。

被看作新文学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在发表之初，竟如风从耳过。

在茅盾的“历史还原”中，尽管《狂人日记》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但置身于“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新青年》语境，这篇“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⑦。

《酒国》这部被莫言自称为“我的美丽刁蛮的情人”、“我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在出版后竟也有类似遭遇，“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⑧，“没有什么反响，许多评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⑨。

《酒国》之被冷落，原因较《狂人日记》更为复杂，这关涉到文本形式、意识形态寓意、文本生产语境等多个方面，也关乎对《酒国》及其与《狂人日记》之关系的深层理解。

三、“吃人”叙事重心的转换鲁迅、莫言都是具有确定的当下/现实立场和鲜明批判意识的作家。

这是二者在“吃人”话题上持续进行思想和艺术探索的重要前提。

对当下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关注，是鲁迅思想现代性的重要方面。

这种当下特质的现代性，在《狂人日记》中表现为强烈的“他者体验”。

“现在”既是一种时间，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

由是观之，整篇小说便可视为一种强大而封闭的传统时间与“现在”之间的冲突及对抗。

对于鲁迅来说，过去（历史）—现在（现实）—将来处在一种分裂而互为他者的状态中。

对于鲁迅来说，他更加切近“现在”中国的现实，只有“现在”这一时间维度才是他所重视的。

让他真正感到焦灼的是，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现在”的中国现实，与过去（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思想、文化的难以切断的根脉联系，借用鲁迅自己的说法，当下（现实）中有着“摆脱不开”的过去（历史）的“古老的鬼魂”⑩。

小说甫一开篇，便确立了狂人作为现在（现实）中的觉醒者的他者化存在，“今天”同“以前的三十多年”（即鲁迅所要批判冲击的历史结构及其势力）形成了明确的对立关系。

然而觉醒者却因独自进入了现代而成为现在（现实）的他者，于是这种觉醒就成了整部小说他者体验的缘起，也就构成了现代对过去及其遗留物现在（现实）的否定。

否定的结果，便是狂人对“没有年代”因而成为了一种象征性存在的历史的否定性指证。

对于个体生命意志而言，这种过去（历史）是一种将一切他者同化、吞没、扼杀的异己性力量。

与鲁迅不同，莫言虽同样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现实，但更倾心于对现实社会文化现象与问题的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