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研究综述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09级赵雪 200902120222摘要1919年 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
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
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
北京政府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规定的任务有四项。
结果，除了第四点得到较好的解决外，前二项更重要的内容都未能如愿。
坦白的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了。
本文就旨在综述一下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原因及影响一、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一）、期望过高导致议案过分理想化。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获悉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起初所有的人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所持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
然而，至巴黎和会召开时，国人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思潮与中国代表团的心态不断演变，中国政府与中国代表团对和会上的行动纲领一再进行修改，所提出的议案越来越理想化，要求也在逐次提升，偏离了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其议案的可行性也一再降低。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中国人民上上下下对这次议会期望过高，以致产生幻想。
（二）、中国代表团“联美制日”的失策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鉴于美日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美制日”的方针。
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以收回山东的权益以及其他的一些利益。
但是，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的实质缺乏清醒的认识。
国际争端冲突激烈时，强国一旦达成妥协意见，所牺牲的必然是弱国的正当权利。
美国是不可能因为中国与日本撕破脸皮的。
因此，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美国身上，就已注定了“联美制日”方针的必然失败。
中国反动分子外交失败事例
中国反动分子外交失败事例1919年，一战结束后，战胜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代表与会。
在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的主张，但英、法、美等国操纵着会议，他们无视中国的正义要求，悍然将青岛主权及山东权益交给日本。
国难当头，逐渐觉醒的中国青年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北京学生于5月4日英勇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科学、民主精神，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
使斗争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巴黎和会：中国为什么拒绝签字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英法美意四巨头掌控，想要重新划定世界秩序，德国在战前取得中国山东胶州湾的权益是中国和日本争执的问题点。
除了各国为了各自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进行分赃之外，巴黎和会的主要目的是：扼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并对其进行经济封锁；筹组国际联盟来反对共产国际；国际联盟指挥各国反动派向革命人民进行镇压同时重新瓜分德国原有的殖民地。
苏维埃俄国虽然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但苏俄的问题始终牵扯着巴黎和会。
在反对社会主义俄国这一点上，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是一致的，但在反对的方法上却存在不同意见。
法国主张采取硬的一手，福煦元帅提出要组织200万远征军去公开镇压革命，并建议主要由美国提供军队。
他说，美军参战较晚，士气极为旺盛。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谈不上失败。
而日本当时认为自己应当继承德国权益，理由便是自己出兵打下山东与胶济铁路，同时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所以中国必须承认这一点。
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则凭借对国际法深厚的研究据理力争。
主要代表人物是顾维钧。
顾维钧逐条批驳日本的要求。
他认为，‘二十一条’的内容并不该算数，因为依据国际法‘武力胁迫原则’条约效力仍存疑问；并且国际法中规定有‘情势变迁原则’，中国此前并未参加一战，但后来也对德宣战，因此条约失效。
根据查到的史料分析，顾维钧并非以传闻中“山东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等语打动参会人员，而是依据扎实的国际法依据驳倒日本。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不算失败根据新史料研究发现，中国是为了要回山东才参与一战，北洋政府对战后和会有着长期准备，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到底有无准备？2014年8月6日，值一战百年之际，台湾历史学家唐启华做客腾讯思享会，为您讲述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巴黎和会主流舆论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理解有误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般认为中国跟一战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中国受一战的影响很大，不只在内政方面，还有外交方面。
在100年前的今天（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了关于一战的局外中立条规，有二十几条，第一条就是要求交战双方不得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租借地，有任何的交战敌对行为。
中国与一战真正发生关系，就是从100年前的今天开始。
可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多停留在过去宣传中的刻板印象上。
比如，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内战的、无能的政府；中国对一战没有贡献，对巴黎和会也没有准备；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实际上待遇还不如战败国等等。
因为这样的刻板印象，所以在国内引发了五四运动，继而让亲日派下了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也没有签字。
新史料为北洋政府正名到目前为止，关于一战与巴黎和会最好的一本书，还是80年前王芸生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为什么后来者反而没有办法超越他？关键的因素在于当年英国外交部提供了档案给他看，他当时用了大批的外交档案，而这些档案很多现在都看不到。
有关巴黎和会的档案也特别不全，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找了十几年都收不全，以为此生无望了，结果却在三年前无意之中意外地搜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
2007年年底，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上线了一批新档案，放在外交档案03-13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那个档案我早就全看过了，但只用了前半部，2007年上线的是后半部。
新上线的这部分虽名为驻比利使馆保存档，但实际根本就是陆征祥档案，内容是民国元年到九年，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的总长室密档。
巴黎和会 中国外交失败后的感想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的感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参加到协约国一边，中国不仅以大量粮食支援协约国，还派出十多万民工到欧洲战场上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19年1月，战胜的协约国为了缔结合约，对战后的世界作出安排，在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参加会议的有27个国家，会议被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英国首相苏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操纵。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和其他弱国在和会上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归还在大战期被日本夺取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合法权益等合理要求，但被英法美等列强拒绝，这一事件的爆发。
1919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无奈.doc
1919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无奈弱国也有外交，这是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顾维钧，中国外交官，因拒绝在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名垂青史，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晚年时，曾有人问起顾维钧人生最得意时为何，顾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青史留名并不能算是意外，但以一种非他所预想的方式留名却出乎他的意料。
而出乎意料的不止是顾维钧本人，还有当时整个中国。
天真的中国1918年12月4日，31岁的顾维钧肩负着中国政府和整个民族的重托，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巴黎和会。
此行意义之重大，早在半个月前顾维钧便心中有数。
1918年11月11日，法国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的车厢里，德国代表签字投降，中国在那一刻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宣布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张灯庆祝。
据胡适后来回忆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非常兴奋，在3天公假之后，愣是跟教育部借来天安门城楼，带领一群北大的教授，向民众发表了一整天的演讲。
中国人的兴奋和喜悦完全可以理解。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80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丧权辱国，打了太多的败仗，签了太多的不平等条约。
终于，现在中国成为了战胜国。
举国上下开始期待能够借此机会重新赢回失去的民族尊严和权益。
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声明，其中“废除秘密外交”和“各国一律平等”的观点让很多中国人欢欣鼓舞。
彼时，中国人开始憧憬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将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抢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
一想到这样的场景，全国上下从政府要员到中学学生都天真地笑了。
于是，当听说巴黎和会参会国的代表分成5人、3人和2人三个等级时，中国竟不假思索就派出了最高级别的5人代表团。
然而，中国自清以降，就一直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这其中的差距不单单是曾国藩、李鸿章所说的器物之差，其关键还在于观念之差。
巴黎和会_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_熊玉文
民国档案 2012． 4 91
致”。虽然陆征祥在和会初期电告国内专使之间 相处“极融洽”，外国舆论也“颇赞我之容纳两方 出于一致”①，但南北之间的鸿沟很难泯灭。王正 廷在去巴黎的途中给南方政府非常国会写信，道 明自己与 会 的 目 的 就 在 于 监 视 北 方 代 表，“得 与 闻提议之内容，谈判之颠末，与其影响于国利民福 者，奚若庶使邦人君子，咸晓然于当轴者之所为， 于以昭示大公，慰我民望。”②
拥次席代表的名衔自失代表发言的机会与顾维钧在会议上的表现相形见绌遂于顾维钧生妒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而又欲攘他人之功月底国内报纸译载大陆报字林西报等外报消息报道一则中国代表顾维钧已附曹党而受曹指挥的近中国所未见最大政治黑幕即顾维钧在其妻去世后近由驻巴黎北京代表为冰人已与曹汝霖之女订婚对于这则谣言的来源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留下了详细记录其在招待李石曾的午宴上曾当面质问王正廷的造谣王正廷也如实予以承认
政府谁来代表中国收回这些利权？ 南北政府之间 以不快之感”； 然后故意把中国唯一可以依赖的
的猜疑和争斗给和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青岛是直 接归还还是间接归还？ 日本的盛气凌人又给和会 带来了不祥之兆。于是，在巴黎和会过程中，谣言 四起，人心恐慌，梁启超一封普通的电报遂能激起 五四之变。以往关于五四运动发生的研究，经典 的结论是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点燃了五四运动的 导火线。可是仔细梳理五四运动爆发前从巴黎传 回的信息，梁启超的电报并未言中国外交失败，威 尔逊对“欣然同意”的指责国内无人知晓，巴黎和 会满足日本要求的有关山东条款的消息还未传 到。因此，本文从谣言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和 会期间由外交引发的谣言所构建的信息环境对五 四运动发生的刺激作用，试图能够合理解读在真 正的外交失败消息到达之前五四运动突然发生的 逻辑。
顾维钧眼中的巴黎和会：弱国有外交的经典一役
顾维钧眼中的巴黎和会:弱国有外交的经典⼀役2019-07-15作为“近代中国第⼀位职业外交官”，顾维钧晚年时，有⼈曾问过他，搞了⼀辈⼦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中国排位起风波1918年12⽉4⽇，年仅31岁的顾维钧，在众⼈的期盼下，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
在那⾥，他将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的和平条件。
在回忆录⾥，他这样描述了⾃⼰对此⾏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次⾮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这其中，主要包括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东占有的权益。
然⽽巴黎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两席。
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下，和会减⾄的两个席位可派代表轮流参加，中国代表团内部顿时风波骤起。
在顾维钧看来，陆徵祥是中国外交总长，⼜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位。
⽽王正廷博⼠，是陆徵祥拉来的南⽅军政府代表。
为显⽰中国⼀致对外，排在第⼆位也未尝不可。
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都是外交界的前辈，⾃⼰排在第五位是⽐较合适的。
陆徵祥思考再三，将顾维钧的顺序调⾄第三位后，报给北京政府。
出⼈意料的是，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对此决定⼗分不满，他曾私下断⾔陆徵祥充其量也就是个⼤礼官式的⼈物，更何况⾝体极差。
⼀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南⽅代表⼿中。
于是徐总统发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第⼆位。
“⼗⼈会”上有理有利有节1919年1⽉27⽇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突然通报顾维钧，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下午的“⼗⼈会”，即由操纵会议的英、法、美、⽇、意五⼤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最⾼会议。
之前，⽇本已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东的权益，并公布了⼀战期间⽇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东问题的秘密协定。
当时，中国代表团并未对此做专门的准备，只好将时间推迟到28⽇，重担即刻落在最年轻的顾维钧⾝上。
论中国外交的失败
论中国外交的失败张应帅 312101010342（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文津校区芜湖 24100）摘要：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们为了进一步地取得战后利益，在1919年于巴黎举行了巴黎和会。
表面上这是一场为了解决一战后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为了战争后国际和平发展的会议，实则这是一场一战后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被列强们一再欺压，最终爆发了五四运动，国人又一次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们。
关键词：弱国；利益链；爱国主义；反抗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没有得到战胜国所享有的权利，不仅如此，还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压迫欺凌。
这是中国国人所不能忍受的，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中国人民开始了反抗的道路，开始了为保护国土主权的抗争。
一，弱国无外交，在这场分赃会议中中国注定是鱼肉自从清末列强们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就开始了一场瓜分中国的行动。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从封建主义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后清王朝灭亡，由孙中山领导的一场革命，使的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然而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中国依然处于一种国弱民贫的状态，整个国家依然处于一种旧伤未愈的状态。
伴随着一战的爆发，在这场全球的战争中，中国也参与了战斗，最终中国胜利了，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然而原本给中国代表团的五个席位到最后却减少到了两个。
最终由顾维钧为代表参与了这场会议，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
“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1]，在这场分赃会议中，列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决定牺牲中国，把原本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竟然无耻的交给日本。
日本居然也拿出所谓的“协议”，来证实自己在山东的权益。
虽然这些无理的的协议根本不可能成立，然而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注定成为牺牲品。
“落后就要挨打”[2]，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剥削，和本国的不安定因素的困扰，使得中国一再落后于其他国家。
在这种敌强我弱的状况下，中国作为弱国，只能备受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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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受访人/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洋政府在一战爆发后就开始筹备巴黎和会新浪历史：今年是一战一百周年，国人对一战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会，在过去的观念中，我们一提到巴黎和会就会想起山东问题，事实上在当时的外交中是先有山东问题才有筹备和会和参战的问题，您能谈谈袁世凯时期的中国对于巴黎和会的筹备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吗？唐启华：说先有山东问题才有参加和会问题，是因为今年是一战百年，100年前的1914年8月份欧战全面开打，中国是在一百年前的8月6号宣布中立的，日本在8月23号对德宣战出兵山东，进攻德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并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对中国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国际法》上中国是中立国，但是中国并没有执行中立国的义务，未能用武装来阻止日本的借道进攻，所以中国在《国际法》上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所以将来要解决山东问题、胶州湾问题、胶济铁路问题，必须要能够参与战后的和会，才有办法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先有山东问题才有参与和会的问题。
袁世凯政府在这段期间，组织了一个保和会准备会的特别会议，专门来讨论跟山东有关的各式各样的国际法问题，这个会议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开一次，由它的会议记录看，讨论的非常详细，在我的书里面第一章的部分讲了很多保和会筹备会的工作。
甚至于在1915年，中国还派了两个人到欧洲去筹备会议，如果和会召开的话可设法直接参加，并联络各国的国际法专家讨论中国如何能够参加和会的问题，一个是刘式训，一个是夏诒霆，所以袁世凯政府时期对和会的筹备可说是下了很大的工夫的。
新浪历史：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由黎元洪担任总统，段祺瑞担任总理，当时府院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参战存在一定的分歧，你能够从当时的内政和外交层面讲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唐启华：其实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内政的问题，黎元洪原来是袁世凯的副总统，袁世凯过世之后他代理总统的职权，但他本身的实力比较弱。
段祺瑞是国务总理，手中的兵力比较强大，手下皖系的督军控制了很多的省份，是掌握实权的人，所以他主张中国应该参战，参战可以向外借款，然后可以输入军火，而且将来能够编练参战军到欧洲去，他的军事势力可以得到很大的扩充。
事实上他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真要拿这支军队到欧洲打仗，最主要是想拿这部分军队把南方不服从中央的省份能够统一，所以他是主张参战的。
黎元洪不希望段祺瑞的实力进一步的扩大，主张跟南方不服从中央的省份联合，抵制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所以既有牵扯到外交，也有牵扯到内政的部分，比较复杂。
新浪历史：当时他们的分歧和山东问题有没有关联？唐启华：和山东问题多少有点关联，因为当时中国要参战的话，主要的借款对象只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后来食言了，向日本借款就有会很多的条件，对日本取得山东权益会有更进一步的保障。
新浪历史：1918年11月11号一战停火之后，北洋政府对于和会加速筹备工作，就组建代表团来说，南北政治分歧对于和会筹备的过程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唐启华：当时中国想要参加和会，在中国参战以后，参加和会就有把握了。
但是当时协约各国，主要是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国家，借口中国南北分裂，质疑北京政府是否有代表性，所以当时北京政府就做了两个筹备工作：第一在协约列强的要求之下，在国内进行了南北和议；第二个就是组建代表团的时候，希望能够把南方的代表纳进去，对外表示说，中国虽然有内争，但对外都是一致的。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很出彩新浪历史：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陈述，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演说，尽管顾他本人并没有说过“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但是他从法理层面，驳倒日本的立场依然非常精彩，你能谈一谈顾当时是怎么反驳日本的吗？唐启华：是，过去都认为说顾维钧这个1919年1月28号下午在和会的发言很精彩，但是过去都把他的发言内容的重点放在他讲了山东就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当时的会议记录、演讲记录里面都没有看到这一句话，他真正精彩的部分事实上是他用国际法理为中国辩护，他基本上有好多的层次讲得非常精彩。
他一开始就说，日本代表也说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来要还给中国，那既然要还为什么不直接还，还要分两步还，法理上面最主要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当初中国跟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之后签署的《民四条约》里面，同意接受日本与德国谈判的结果。
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但是后来中国参加欧战，用国际法上的情势变迁原则，因为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迁，所以原来答应日本的应该不算数了，所以中国用情势变迁原则主张中国不受《民四条约》约束。
顾维钧又指出日本当时逼着中国签署《民四条约》的时候是用最后通牒武力胁迫的，这在《国际法》上也是有问题的。
又说到，如果日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国际法》上，中国对德宣战时宣称废除所有中国跟德国的条约，所以租借胶州条约已经失效了，所以日本不能够继承什么。
甚至顾维钧还指出，在1898年中国跟德国签署胶州湾租借条约的时候，条文规范得很清楚，所有胶州湾德国取得的权益不得转让给第三国，所以依据以上种种《国际法》的理由，把日本的主张全部驳倒，顾维钧发言精彩的应该是在国际法上面的这部分。
新浪历史：日本在山东问题上法理依据应该和《民四条约》有一定的关系。
唐启华：是，基本上它的依据就是《民四条约》(即一般说的《二十一条》)，《民四条约》主要是两个条约，一个是有关于满蒙的条约我们在这里就不谈。
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山东的条约，其中第一条就讲，有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跟胶州湾租借地的处分，日本跟德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中国都承认，这等于说是，只要日本取得德国同意把权益给日本的话中国就承认，所以这是日本最主要的法理依据。
另外日本还有其他的法理依据，它跟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四个协约国在战时都订有密约，互相交换利益，日本得到四国支持战后取得山东原来德国的权益，包括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岛屿的权利，所以它的法理依据主要就是：第一，《民四条约》里面的依据。
第二，跟各国之间的密约。
第三个就是1917年山东问题换文，但是山东问题换文我觉得不应该太强调，主要是前面的两项。
新浪历史：刚才您谈到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法理依据，以及谈到了顾维钧在和会上对于日本的反驳，西方诸国是怎么看待中国代表主张的？唐启华：事实上日本的立场是，我取得山东的权利是有法理依据的，中国同意了，英国、法国等各国都同意了，就只有美国没有同意。
中国当时拿什么来作为依据呢，除了中国主张的情势变迁原则、武力胁迫，说日本的条约其实是无效的之外，还强调了美国主张的原则。
美国在1917年参战的时候，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所谓的十四点和平计划，里面讲的很清楚，要废除秘密外交，主张公开外交，主张民族自决，主张建立国际联盟，以法理正义来解决国际争端，所以中国基本上是用这几条来争取国际同情，所以得到的是美国的支持。
而且美国是不承认中日《民四条约》的，所以基本上美国支持中国跟日本竞争山东，甚至于废除《民四条约》。
但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都跟日本有密约，支持日本，所以在巴黎和会上只有美国支持中国，其它国家支持日本。
刚开始美国力量很强，主导会议进行，但是会议开到一半，美国的力量越来越弱，到四月意大利退出和会，美国担心和会失败，支持中国的态度也软化，有人认为美国背叛中国，导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山东失败，国际上的因素主要是这样。
新浪历史：美国为什么后来会改变呢？唐启华：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和会之前影响力很大，但是在和会期间，英国法国坚持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法国，不断的主张它在战时受到很大的损失，要求很多很多的权益补偿。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非常的狡猾，美国总统在应付这两个非常狡猾的外交界的前辈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时费尽了心力。
再加上意大利希望能够从奥地利这边多得到一点领土，因为一个港口没有拿到，意大利宣称退出巴黎和会。
日本在美国力量越来越弱的情况下，跟美国强调，你应该支持条约神圣，不应该支持情势变迁，尤其日本最后出了一个绝招，在国际联盟的盟约里面，要求了一条美国不能答应的种族平等原则，作为要挟，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英国、法国都支持日本的情况之下，美国为了要保全国联，不得不对日本作出让步。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并不算失败新浪历史：五四运动的兴起，最终致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字，您在书中指出，不能简单地用爱国或卖国做区分，能谈谈其中的原因吗？唐启华：到目前为止，一般人的印象《凡尔赛和约》不能签，主要的原因是里面有三条，156、157、158条，是规范的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不是交还给中国，所以中国若签署此约就等于承认日本取得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所以中国老百姓坚决就反对签约。
事实上真相可能复杂一点，就是对德和约条文上是这样做了三条的规范，把德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但是日本也在巴黎和会最高会议上面做出了口头保证，将来一定会把权益还给中国，日本只保留一部分经济利益，甚至于还做成会议录，但是日本坚决要求不能够把他的保证见诸于白纸黑字的条约里面，所以条约上日本要取得德国利益，但是实质利益日本可以还给中国。
当时知道内情的外交官和北洋政府的高官多认为其实可以签的，但是这种属于外交机密的事，老百姓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坚决主张不能签的，所以当时主张签署和拒签的基本上都是站在国家利益，都是爱国的，只是立场不一样。
这种比较复杂的内情，现在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新浪历史：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顾维钧比较倾向于美国，陆征祥比较倾向于日本，您是怎么看待顾维钧和陆征祥的？唐启华：顾维钧亲美是没有问题的，他坚决主张联美制日。
陆征祥是不是亲日本我觉得不尽然，他在欧战结束之前，是支持段祺瑞的，比较亲日。
但是在欧战停火前夕，由于顾维钧和美国的联系越来越有成绩，美国也对中国表示的相当程度的支持，当时北京政府当机立断决定联美。
依据我看到的材料，当时是主张亲日联美，就是既对日本友好，也对美国联合。
但是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利用中国制衡日本，所以美国最后跟中国摊牌，不准亲日又亲美。
所以在1918年12月1号，陆征祥离开北京，准备到欧洲巴黎开会的时候，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联美制日，再加上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和掌握实权的段祺瑞之间也有亲日、亲美之间的争执，所以我并不觉得陆征祥是亲日的。
他后来在路程上，尤其在路过日本这段期间，刻意跟日本疏远，在和会期间跟美国合作，所以顾维钧联美制日没有错，陆征祥在和会期间基本上也是联美制日的。
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史料全面客观新浪历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这本书在某些地方和过去的看法不一样，之所以有新观点出来，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史料吗？唐启华：是，这本书有一些看法、观点跟过去相当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