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性的几点特征

日本国民性的几点特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摘要］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比较普遍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

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及文化风土，造就了日本人实用主义、集团主义及注重等级秩序的国民性特征，从而构成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的复杂而矛盾的性格。

深刻认识日本的国民性，对于正确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与增进两国民众的了解很有必要。

［关键词］国民性实用主义集团主义等级秩序国民性是指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国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

构成国民性主要特征的，是规定人们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

深刻认识日本的国民性，对于正确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与增进两国民众的了解很有必要。

ｌ实用主义长期以来，。

中日同文同种”的观点对中国人影响甚大，日本是“儒教国家”的提法也成为评价日本的主流话语，其结果是导致人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国家形成及后来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曾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如果对日本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探人考察，就会发现日本人是一个很注重现实利益的民族，甚至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这种实用主义使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中表现为取自己所需。

有些中国文化、制度一度传到了日本，而后来销声匿迹了，如中央集权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也有一些东西从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如人们熟知的“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

除此之外，在人伦、制度的很多方面与儒家伦理格格不入。

ｏｏｏｏ比如，同姓不婚的制度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因素传到了朝鲜半岛，却最终投有渡过海峡传到日本。

日本人在８世纪初期制定律令的时候，许多内容都是对中国相关法律条文的照搬照抄，却对“十恶”中属于近亲相奸、紊乱人伦的“内乱”罪弃之不取。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日本社会内近亲结婚是普遍的现象，皇室与王朝贵族尤为典型。

连参与制定律令的重要人物藤原不比等也是与同父异母妹结婚。

可见同姓不婚的法律根本不符合当时日本的风俗。

再如，“异姓不葬”这一在中国至关重要的人伦规范在日本能够得到轻易变通。

异姓的养子女婿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而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

反之，如果没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及良好的资质，即使是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

据日本学者考证，从江户时代末期到明治时期，日本男子的四分之一是养子，且主要是异姓的女婿』·］这就是所谓“暖帘重于家业”，十足体现出日本人的实用主义原则。

日本人重家业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在关键的时候，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这种态度不仅维护了家业和家族企业的延续，使日本随处可见拥有百年以上、甚或数百年历史的企业或店铺，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又如，日本人为了家族的整体利益，连自然的、血缘的辈分秩序也可以进行调整。

辈分是在中国家族内部用以区别长幼、规范血缘秩序的等级制度，辈分秩序不仅深深潜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也显现在人的姓名中。

而对于注重纵式家族秩序的日本人来说，“代”是按家业继承情况而划定的，即使出生就决定了的人伦关系——祖孙、父子、兄弟，也可以因家业继承的需要而改变之。

因此，在日本历史上，常常有弟弟当哥哥的养子，孙子当爷爷的养子这样的。

差了辈”的现象。

在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追７ｌ啦国露他日语学习与研究求，而没有“礼”的束缚。

家族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内容，上述在中国人看来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在日本都可以发生，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其他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也都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日本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然而，随着两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彼儒学已非此儒学。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事事用中国的儒家道德来衡量日本的制度、文化及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就无法了解日车社会与日本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东方国家的近代化首先发生在日本，两不是儒家文化的故乡——中国。

如日本人接受了儒家的孝道，但是从时间上看，孝道是经过幕府大力提倡，到德川时代才普及珂全体庶民的。

经过武家社会数百年的发展，。

忠”不仅成为武士的最高道德，也影响到庶民阶层。

故在日本国民道德体系中，“孝”始终居于从属于“忠”的地位。

于是，中国的“忠孝难全”在日本可以变为“舍孝求忠”与“忠孝一致”，这可以视为儒家文化“变形”的一种。

再比如，父权家长制是中日两国都存在的制度，而与家统一尊的中国的家长制相比，日本的家长也要受到家的利益的制约，要求家长以旺盛的精力与良好的品行立于家长之任。

如果家长既达老龄，或体弱多病，或品行不端，就要隐居——将家长权让渡给继承人，从家长的地位上引退，代之以年富力强的新任家长。

这一制度后来也演变成制约官吏的机制，在江户时代，即使是藩主，如果不胜其职，便可以经藩中重臣的台议．强制让其隐居。

在久留米藩、冈崎藩、加纳藩等藩都发生过家臣强迫藩主隐居的事件。

［２］人们都说日本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但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又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过程；古代日本人虔诚地吸收唐风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积极嗳收欧洲文化，使日本成为东方唯一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吸收美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日本现代文化。

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外来文化，并融合本民族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选择、融合，三者缺一不可。

在这个过程中，贯穿了日本人的强烈的务实精神。

这种务实，不仅表现在他们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方面。

也表现在他们对外来文化中不适于自己的内容进行鉴别和改造方面。

日本人接受了儒家文化，却只吸收了有益于其统治的部分政治伦理，两７２２００７年●５ＭＢ革１３２用对作为儒家人伦根本的婚姻、家庭伦理或加以排斥，或进行变通，以适应本国的国情及实际利益的需要。

虽然这个过程往往伴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但不能否认，儒家伦理对日本人的束缚远较中国人为轻，因此，他们的家族关系较为开放，建立在此之上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也相对简单。

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日本所遇到的障碍也就比中国小得多。

２集团主义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性特征，这是人们随着Ｅｌ本近代化的成功及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共识。

当一个使用同一语言的人群身居异乡，面临生存竞争的时候团结一致，这种集团主义是很好理解的。

在鲜有外族以战争形式登陆的岛国日本，人们仍然习惯于以集团的原则行事，这就是国民性使然。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特征如同思想家加藤周一所说，在日本，“超越集体的价值决不会占统治地位”。

［副在思维方式上，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员，“自我”是以社会群体方式体现的。

个人应该属于某一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

这种集团的概念，对于现代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所供职、求学的企业、机关、学校。

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是服从集团，集团内部反对个人竞争．人们崇尚“枪打出头鸟”的处事哲学。

在行为方式上，日本人与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人们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集体之中。

一位西方评论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日本人就象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直到～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转变方向朝相反的方向游去，但仍然队列整齐。

成群游动。

在价值观念上，中国人与西方人都重视个人的天赋，强调个人的作用，而日本人更多的是重视集团的作用。

有人曾将日本人与美国人作比较：美国人奉行的原则是，我只要做别人尚未做的事，发挥出个人的能力就会成功；日本人奉行的原则刚好相反，只要我认准社会的主流，坚定不移地把自己汇入社会的主流中去，就一定会成功。

美国人总是极力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日本人则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一样。

Ⅲ日本的集团内部反对个人竞争，不认可以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带动大家的做法，他们认为鼓舞大家工作热情的动力不是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面日语学习与研究２００７年■５朝直摹Ｌ３２■能的。

明治维新之后，新政权对身份关系进行了重组，由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序列构成的新的。

四民”取代了旧有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并标榜“四民平等”，为许多没有家系背景的人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或办实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

不过．在重家系门第的传统观念面前，要使这种可能完全变为现实是相当困难的，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明治维新后官吏的登用，表面上是依据学问才识，不分出身贵贱，实际上明治初年的官吏多是过去的封建家臣。

通过华族制度的制定，旧贵族、藩主阶层又获得了新的特权与荣誉，而且不断有维新功臣、高级官僚、大资本家、军人等成为华族新成员，按其功勋可得到爵位，并可世袭，从而赋予门第、出身以新的内涵。

因此，家系和门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拥有不凡的家系照样是高人一等的资本，从过去的世袭制度到靠受教育来决定等级地位的过渡经历了很长时间。

日本人真正实现不靠继承、家族背景，而是靠个人的努力和接受正规教育获得在社会上完全平等的地位，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等级秩序，但中国人或者西方人很难赋予这种秩序以合理性，ＦＩ本的特点则在于人们对等级秩序的认同。

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等级秩序，日本社会的稳定就有了保证。

西方学者评价日本人“各安其分”，对秩序和等级制充满信赖。

而这种“各安其分”的表现就是“安分守己”．每魑国熨他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认真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这就是日本社会所提倡的『分限Ｊ意识。

ｒ分限ｊ意识的形成，首先来源于日本人的家庭。

在传统家族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尊卑差序，家业继承人的地位比其他兄弟姐妹高，本家比分家地位高，每个人都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家中的位置，并严格按此行事，从而养成服从的习惯。

ｒ分限Ｊ意识无疑也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

“士农工商”的始作俑者——战国时代齐国宰相管仲提出“四民分业”的Ｉ＋１的之一是让从事各业之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两千年后，这一思想被日本人所利用，并加以改造和发挥，“四民有业”变成了。

人有四等”，既是统治秩序，又是职业体系。

武士阶级垄断了权利，不事生产，权力和财富的关系被削弱；农工商各阶层被剥夺了步入仕途、参与政治的权力，只得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专事生产，使江户时代农业发展，商业繁荣，豪农、豪商脱的不同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隔阂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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