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黄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对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在汉初的政治格局中，黄老思想充分发挥了作用，为汉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老思想是以黄帝和老子为代表的两大思想流派。
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黄帝内经》之中，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原则。
而老子则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是《道德经》，强调道家的无为而治、无名之实的思想。
这两大思想流派虽然有所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强调天道自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
在政治层面上，黄老思想主张君主应该遵循天道，以德治国，保持朴素和虚无的姿态，不争功名利禄，以此来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
在汉初政治格局中，这种黄老思想的影响比较明显。
汉初的政治格局主要是由刘邦创造的，他在三分天下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最终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
在他做皇帝之前，刘邦主张节俭朴素，以身作则，与黄老思想中的守朴无名相契合。
刘邦亲自领导农耕，尝试以德治国，号令士民共同努力，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刘邦的弟弟刘备也是一个亲近黄老思想的统治者。
刘备做了蜀汉的创业者和建立者，他在政治上也秉持了黄老思想中的柔和和平、安民稳定的原则。
刘备在位时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他注重民众的利益，采取合理的政策，使国家的政治局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除了刘邦、刘备之外，还有一些黄老思想的信仰者也对汉初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老思想主张主君应该以身作则、守朴无名，放弃权力的享受和追求，追求个人和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对这一思想的实践体现主要表现为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德治国、尊崇自然等方面。
这一政治格局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中有所变化，但在汉初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总结
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总结汉代政治经济思想的总结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汉代政治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官僚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的繁荣等方面。
下面将对汉代政治经济思想进行总结。
一、官僚制度的完善汉代政治经济思想在官僚制度的完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代设立了丞相、御史大夫、尚书等官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官僚管理体系。
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汉朝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增强了政府的执行力和稳定性。
二、土地制度的改革汉代政治经济思想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汉武帝时期，推行“平均地制”，取消了郡县与农民之间的租赋关系，改为由国家直接征收，并以佃租制代替逐年增长的赋役制。
这一改革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农业发展，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
三、农业发展汉代政治经济思想在农业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表现。
汉代政府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发展，如鼓励开垦荒地、改良农残、普及农业技术等。
通过这些措施，汉朝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商业贸易的繁荣汉代政治经济思想在商业贸易的繁荣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
汉朝重视商业贸易，放宽对商业活动的限制，鼓励商人从事贸易活动。
此外，还通过开放丝绸之路、设立商业市场等措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国内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综上所述，汉代政治经济思想在官僚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的繁荣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有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汉朝的繁荣稳定。
虽然后来汉朝也出现了一些弊病和问题，但是汉代政治经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老之学对于汉初经济、政治的影响
黄老之学对于汉初经济、政治的影响汉文帝时期，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了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这给了汉初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
汉初战后经济萧条，政局初定。
有一个例子①：那时候，皇帝出行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丞相是坐牛车出门的。
皇帝、丞相如此，遑论百姓。
而黄老思想的出现，正是契合这一局面。
在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长期政策下，有了文景之治，也为汉武帝时代打下深厚的物质基础。
先讲一下黄老之学自身的渊源，史学界对此有很大的分歧,学术界目前或以新道家名之，或以道家统而称之。
也有学者认为，原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②。
更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将两个学派联称的例子并不罕见，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之③，而这个黄老之学乃是《黄帝四经》、《老子》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派别。
本文综合这三种观点：受到百家争鸣间思想的渗透性，黄老之学有机地把儒、道、法融会在一起。
在这前六七十年中，统治者鼓励恢复发展农业④，推出轻徭薄赋的政策，田税15取1，税率相当低。
算赋，也就是人头税，每个成年人每年120钱。
正是符合“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这样的思想。
黄老之学也迎合了统治者日趋保守的思想，政策有点重农抑商。
当然这是针对那些唯利是图，囤积居奇以致物价飞涨的黑心商人。
商业的发展就被抑制了。
吕后时期，商人环境有一些放宽。
黄老思想，为汉初社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指导性的推动作用并在客观上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归根到底是政策好——与民休息、轻徭薄赋。
《史记·平淮书》中有一段是这么讲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质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致腐败不可食。
”有些夸张，联想一下，若是当时外国人看到了这个片段，必然会对这个富饶的国度充满憧憬吧！显然，西汉由于经济的提高，在国际中的政治地位也将提高。
并非说该政策是尽善尽美的。
文景时期，田税有30：1，也有天下大免的情况。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黄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汉初政治格局的基础之一。
黄老思想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提倡仁爱、道德、智慧等价值观念，对于汉初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黄老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
黄帝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被称为“黄帝”，其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在黄老思想中，将人类生活置于自然之中，通过追随天地自然的规律来寻求人生的真正意义。
这种思想观念强调人应顺应自然之道，遵循天意，以获得长久的和平和繁荣。
在汉初政治格局中，这种思想观念也对人与政治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初的政治家们开始尊重自然规律的作用，并通过对道德和德行的重视来规范官员行为，以求实现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
黄老思想强调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社会存在着自然规律，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人民的干预，尽可能地让自然发展，而不是过多地干预人民的生活和工作。
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那种几乎被忽视的政府，只有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而不是公然干预人民的生活。
这种思想在汉初政治格局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刘邦在其执政初期，对各个地方政权实施了一种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鼓励地方政府自行进行管理。
通过这种政策，汉朝政府尽量减少了对人民的干预，使得政府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助于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
黄老思想强调仁爱和道德观念。
老子主张以仁爱和道德观念来治理国家，他认为政府应尽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这种思想观念对于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宗教、思想和道德教育，以培养人民的仁爱和道德观念。
他还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政策，来保障百姓的生活安定。
这些措施有助于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素质和道德标准。
黄老思想强调智慧和才干。
在黄老思想中，黄帝和老子都将智慧和才干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条件。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1. 引言1.1 黄老思想的基本内容黄老思想是古代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中的一派重要学说，主要代表人物为黄老之后，因而得名。
黄老思想主张道家和儒家相结合，注重修养身心、追求真理、实践道德。
其基本内容包括道教、儒教和荀子思想的融合，提倡“无为而治”、“至简至微”、“无为而无不治”等理念，强调养生、修身、治国、平天下，以实现社会和谐、人心安定。
黄老思想还强调修身养性、实现个体完善，通过“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等原则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黄老思想倡导实现道德、功利和政治的统一，提倡以道德为中心，以和谐为目标，以天人合一为理念，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和思想领域的重要学说之一。
1.2 汉初政治格局的特点汉初政治格局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趋势。
在汉初时期，由于刘邦的创业和统一，整个政治体制逐渐得到了建立和完善，政权基本稳定，国家治理比较有序，没有出现大规模内乱或政治动荡的情况。
汉初政治格局表现出一定的宽松和包容性。
在这个时期，汉初政府对不同阶层的人都比较宽容，不像之前的秦朝那样对异见者进行严厉打压。
这为各种思想流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空间。
汉初政治格局还体现出文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在这个时期，文官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通过参政、撰写政令和文书等方式影响着国家政治的走向，这也为各种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温床。
汉初政治格局在稳定、包容和文人的主导下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和多元的状态，这为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 正文2.1 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的关系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黄老思想主张以“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强调顺应自然、尊重天命，反对专权独裁和强权压迫。
这与当时的汉初政治格局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汉初的政治格局中，由于秦朝统治者的暴虐统治、法治体系的严苛限制，民众普遍感到疲惫和不满。
这种背景下，黄老思想的“道家”、“老庄”思想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同，成为一种宣泄和安慰的力量。
政无为而法有为——浅谈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特点
政无为而法有为——浅谈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特点西汉前期人们在总结秦不二世而亡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几乎一致地都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残暴的法家政治实践。
这样在西汉初年的“过秦”思潮中法家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
于是我们谈起西汉初年的政治总是首先想到所谓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可是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些完全相反的记载，好象西汉初年的无为政治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一定的距离。
取得政权后刘邦他们很快就发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就命令“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之后还曾命叔孙通加以补充成《傍章律》。
吕后打击政敌的手段之残酷也很难让人与“无为”联系到一起。
史书中称汉文帝省刑薄赋，但也有他“好刑名之言”以及“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记载。
而且史书中关于汉文帝废除肉刑、腹诽和株连的记载恰恰证明了在此以前法令的严酷。
仔细研究西汉初年的政治就会发现所谓的无为而治实际是对秦王朝的法家政治的某种修正，西汉的政治家们在抛弃法家刻薄寡恩作风的同时也保留了法家的基本精神给法家政治披上了一件道家的外衣。
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对先秦的法家有着明显的继承性。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家维护绝对皇权的思想被完整地继承下来并被进一步加强。
比如在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就对矫诏、矫制、不敬等侵犯皇权的行为都制定了严厉打击的措施。
矫诏就是诈称皇帝诏书、诏令的行为，对矫诏绝对是严惩不贷，《贼律》中规定：“伪写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腰斩以匀（徇）。
”对于伪写官印也要受到严惩，“伪写彻侯印，弃市；小官印，完为城旦舂”。
与矫诏近似的还有一种行为“矫制”，就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违反，对于这种行为视后果给予不同的惩罚，“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
”任何对皇帝不敬的行为也要受到处罚，《贼律》中规定：“诸上书及有言而谩，完为城旦舂。
其误不审，罚金四两。
”其次，法家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思想被继承下来并制度化。
西汉初年法家强调专制统治秩序的思想被统治者所继承。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黄老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黄老思想主要指的是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思想，儒家强调仁、义、礼、智等人文主义价值观，而道家则重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等思想。
这两种思想在汉初时期相互融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老思想对汉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仁德教化，注重道德伦理和治国理政，这与当时汉初推行的律令法制相契合。
在汉初政治格局中，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理念和指导，推行仁政之道，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格局。
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重视自然法则和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为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哲学基础。
汉初时期政治格局相对宽松，统治者较为宽容，这与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有关，加之儒家的教化思想，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人伦理和德政治国。
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等人文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统治者的权威，导致政治格局的不稳定和动荡。
儒家所提倡的仁政之道，要求统治者要以仁义来治国，而这种治国理念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统治者在政治决策上往往犹豫不决，缺乏鲜明的政策导向，这就给政治格局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也使得统治者往往不愿意过多干涉政治事务，导致政府管理不善，政局不稳定。
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黄老思想的提出使得政治格局呈现出一种相对宽松的面貌，政治上呈现出一种相对宽松的面貌，这一时期的政治决策相对灵活，政治格局也相对较为宽松。
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政治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和政治不稳定的问题。
要准确评价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治格局的影响，必须全面客观地看待黄老思想的影响，充分审视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需要指出的是，黄老思想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代环境和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
西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以西汉初期为中心的“富民”与“强国”政策【摘要】通过分析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现象，透视国家政策转变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借鉴西汉在处理“强国”与“富民”时所实施的政策【关键词】西汉、富民、强国、经济、政治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实现强国并富民,但是在那样的“家天下”的时期，由于国是自己家的，所以，强国之心甚于富民之心。
在他们心中，富民仅仅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
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觉的，是为了达到强国的最终目的一种无奈之举。
每个朝代从富民向强国过渡的时候往往也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时候。
一、西汉初期统治思想的变化汉初到景帝时：道家的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积蓄力量。
西汉建国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首先就要在意识形态上统一。
初年，有鉴于秦朝的暴政导致速亡的教训，加之长期的战争，经济凋敝，正如《汉书•食货志》中所描述的：“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统治者适合时宜的采取道家的黄老思想，它的理论根据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用这种“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放任自由经济政策，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宽大，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之后，文帝和景帝继承和完善这些政策，随之出现“文景之治”。
由于黄老之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相近，在这样的宽松政治氛围下，儒学得以逐渐复苏。
景帝到武帝前期：儒家登上政治舞台，取得独尊地位。
二、景帝时期在思想领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使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其他学派存在、发展，这就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及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而且，由于长期最高统治集团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到了汉武帝时出现了太平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帝国更紧迫的提出统合文化、确立一统思想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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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卷第6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15No6 2009年12月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Dec 2009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朱义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0)摘要：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
黄老思想淡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
关键词：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大一统；中央集权；农业经济中图分类号：F0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6−0790−05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的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
黄老思想何以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造成黄老思想阶段性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汉武帝个人的思想偏好而导致没落吗？在此，我们拟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剖析，试图来解答这些句题。
一、西汉初期黄老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秦王朝严刑峻法以及之后的迅速覆灭，引起了汉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以何种学说作为西汉政权的统治思想？对于这一问题应该说刘邦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于是同样缺乏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经验的汉王朝则采取开放的政策，“求亡书于天下”，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等学者，以探讨一种适合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思想理论，这反映了汉初统治集团在选择、确定新的统治思想方面，进行积极摸索的实际情况。
同时也反映了当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情况，对于统治阶级也好，对于各政治思想流派也好，都还缺乏充分的准备与深刻地认知。
不过，现实政治最终要选择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意识形态作为其治国的理论依据，西汉初年之所以选择了黄老道家作为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 “休养生息”成为社会头等政治问题在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秦王朝苛政以及西汉代秦的连年战争之后，整个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劳动阶层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1](489)，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确实已经到了极端凋敝的状况。
如何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使社会尽快从战乱的影响中走出来，是刚刚诞生的西汉政权必须要解决的头等政治问题，而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政治理论很好地契合了西汉初年的社会政治现实。
同时，汉初政治无力和民不聊生的惨淡局面，使社会又退回到了那种不同领域未加分化的原生性形态之中，这便为主张“清静无为”思想的黄老之学提供了最大的生存空间。
这种功能混溶、领域不分的原生性社会形态，既是黄老之学存在的根基，亦是黄老之学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社会，即《老子》中所描述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2]。
从效果上来看，从汉高祖到窦太后参政的汉武帝初年，一直把“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采取了“约法有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力禄，度官用，以赋于民”[1](489)等一系列与民休息、强本节用的政策，为生产劳动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出现了“文收稿日期：2009−08−11作者简介：朱义明(1975-)，男，湖南邵阳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史，经济哲学.第6期朱义明：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791景之治”的社会繁荣，《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3](841)，历史史实上的西汉文景之时是否真的如司马迁所说无法考证，多少存在着溢美之词，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西汉社会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恢复，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黄老思想对于解决西汉早期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核心统治团队多好黄老之学刘邦的主要谋臣之一陈平就好黄老之学，《汉书·陈平传》中记载“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而陈平自己则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3](841)。
汉初的重要思想家陆贾也在《新语·无为》中说到“夫道莫大于无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泽来朝。
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4](11)。
此外，张良、曹参也都崇尚黄老之学，即便是萧何在天下平定后也趋向“清静无为”。
由于这些朝廷重臣都好黄老之学，则这一思想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皇帝的刘邦，应该说在当时来说黄老思想已经被统治阶层的核心团队所接受。
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建国后接受了具有黄老思想的陆贾的建议，实施了治国方略，在陆贾《新语》中贯穿了很多黄老思想的治国理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无为》篇，王利器先生评价为“大倡清静无为之治。
其精义所在，就是要求：人君在上而无为，百官在下而有为，……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4](11)。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汉高祖刘邦“不好儒”也应该起到一定的影响，《史记·郦生陆贾传》有刘邦“不好儒”的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
”[3](841)(三) 道家思想自身的发展演变从春秋战国到秦朝兴灭再到西汉建国，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震荡时期，各种思想也都不断地进行着自我修正与兼容并蓄，源自于道家思想的黄老思想在继续坚持其理论本源的“道”的基础上，逐渐抛离了某些虚幻缥缈的理论元素，开始与现实政治结合，迈向了世俗化的进程，黄老思想着重发展了原始道家中救世治弊的思想理论，在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自然无为的天道中推演出治国救世之道。
其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老学派的代表作《黄老帛书》，这一著作中突出了“道生法”的思想，成功地将自然无为之道与治世之道通过“法”结合起来，此后《吕氏春秋》、《新语》等著作在吸收了儒、阴阳、墨、名、法诸家思想的长处进一步把黄老思想进行了世俗化的发展与丰富，最终到《淮南子》将黄老思想集大成。
应该说，原始的道家思想通过发展与演进而来的黄老思想是其能够成为适应西汉初期社会现实政治的重要因素。
金春峰先生在其的《汉代思想史》中这样描述道：“历史的经验表明，法家思想仍然是这段时期适合社会需要的政治指导思想。
儒家式的崇尚仁恩，宗法情谊，妇人心肠，不仅不适合于战争时期的形势，也不适合战后建立社会秩序，奠定统治基础，削平反抗的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
因此汉代统治者采用外具宽容、清净而内行严厉法治的黄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很自然的。
”[5]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最为重要的是黄老思想在西汉初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契合了西汉政府集团“休养生息”这一首要的政治目的，从而成为西汉政府集团的统治思想。
然而，当“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的政治目的逐步达到，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
二、西汉推行黄老思想导致的社会问题西汉从汉高祖到武帝初年的大约七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以黄老思想作为政府集团的指导思想进行统治的，一方面通过黄老思想的确使得“休养生息”的政治目标基本得到实现，但另一方面黄老思想的推行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大致总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百家争鸣局面再起自西汉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以来，使得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再度兴起，不过这个时期的各种思想都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陆贾、贾谊、淮南王刘安等人的著作都是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作，同时又将各种思想兼容并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西汉推行黄老无为政治有关，又与当时如何有效治理中央集权大国的现实政治课题有关。
但客观地说，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无法对社会中产生的各种思想进行有效的约束与控制，而多元的思想格局对于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来说显然是不利的，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5卷792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1](489)(二) 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受到影响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的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政策，就使得君主与臣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构成了对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严重威胁。
主要表现在：(1) 汉初丞相的权力很大。
丞相有独立的办事机构，总理中央行政事务，而且还有任免400石以下官吏的权力，对于600石到2000石高级官吏的任用，丞相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以至于汉武帝初年，丞相田吩无视武帝的权威，“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1](489)。
(2) 诸侯王实力膨胀。
汉初中央把相当部分的权力授予各同姓和异姓诸侯王，当时的诸侯王不仅封地大而且有较大的独立性，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诸侯王日益膨胀，他们“官制百官同制京师”，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以及至高无上的皇权，以至于出现了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叛乱，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图谋与中央分庭抗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治思想有关的消极后果。
(3) 地方郡县以及豪强权力很大。
西汉初年郡县的管理者在地方财政方面权力很大，郡守在财政方面全权负责本郡的收入与支出，有征收赋税、征发劳役、调拨物质、考核县令、进行手工业监督等权力。
郡守几乎重于当时的诸侯，在自己的郡中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权，中央对郡守的控制较松，这对中央直接管理是不利的。
同时，一些地方豪强实力也迅速增强，并与当地官吏勾结在一起，“武断于乡曲”。
《汉书·平准书》中记载“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