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玄经学意义]浅谈“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
浅谈儒道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儒道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内容摘要：对于我国文化及其整个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儒家、道家、佛家。
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
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
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中国文化在悠悠五千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卓越的进步与完善，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文人的智慧的体现，优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推动着社会的常卓发展。
关键词：儒学；道学；佛学；文化；历史；影响一、儒学孔孟荀是主要代表人物，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而出现的。
西汉董仲舒批判吸收了先秦秦汉其余诸家学说，使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形式是经学。
理学家出入佛老，返归六经，创建了宋明理学，主要表现形式即为理学从梁漱溟到杜维明，他们的时代课题是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希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乃至全球文明中继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的儒学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仁、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
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论贯穿于整个思想之中，万事以人为中心强调了人的主观动能性。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它的目的是使人达到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过程实现的，最终达到“君子”、“圣人”的境界，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
儒家的思想所传授的不外都是“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者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如何理解经学的意义？
如何理解经学的意义？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形成、輝煌、解体与消亡和今天的复兴四个阶段。
重提经学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其历史意义及其解体与消亡的原因，再结合今天的实际来理解和定位其意义。
经学的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代表其对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功，而它在漫长历史中的统治地位，又进一步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经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之基因（根），所以经学的解体与消亡并不意味着其意义的完全丧失，而今天经学的复兴将在重振文化主体性，重建政治合法性，重建国人精神家园以及弥补教育分科的不足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标签：理解；经学；意义一、形成与辉煌时期：提炼和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经学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是古代政治、社会和人生经验长期的积累，而六经的形成提炼了先民的核心价值观。
徐复观先生指出“经学是由《诗》《书》《礼》《易》《春秋》所构成的。
它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长期政治、社会、人生的经验积累，并经过整理、选择、解释，用作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①。
经学走向辉煌甚至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因为儒家提倡，统治者推崇，而是其本身具有高度的优越性，符合民众的价值观念。
六经何以成为极高的地位，原因是其阐明的道理符合人性、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可以说六经就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或者人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果。
马一浮说“六艺本是吾人性分所具之事，不是聖人旋安排出来。
……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露的，性外无道也”②。
经学的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标志着它对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功，而其在漫长历史中的统治地位，又进一步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经学发端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者对六经的研习、整理和阐述，至汉代而造及辉煌。
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吾国之大宪章”，为思想、政治、社会以及私人生活的楷式。
李源澄曾指出“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
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
魏晋玄学与佛教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与佛教的中国化作者：葛睿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7期摘要：魏晋是秦汉与隋唐之间的过渡阶段，不仅是政治上各种创制产生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继承发展、吸收创新的关键时期。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从东汉传入，到隋唐兴盛，这种强烈的变化都是在魏晋时期的有效传播所致。
而在传播过程中，玄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玄学；佛教；中国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7-0-02自东汉明帝遣使天竺取回《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释家宏旨便正式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
但从两汉到隋唐这一长达五百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并不是一开始就人人信服，万众皈依的，在中国传统思想儒家经学变动的过程中，佛教学习、吸收、融合，最终深刻地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众家纷呈、涵盖万千的流派，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比较普遍信奉的宗教。
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很有特色，正是其成功，才有了隋唐佛教的兴盛。
而其成功，与魏晋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儒学与玄学儒者是三代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的一种特殊的从业者，他们大者为国家管理礼仪，小者为普通百姓操办丧葬仪式，这些以礼仪服务为主要工作的人就是儒者。
所以，无论是早期的儒者，还是儒家的传人，都十分注意礼仪，认为礼义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儒家学派自孔子创立以来，有门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孔子去世后，儒家的学说便随着这些弟子传播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并且被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扬。
始皇帝“焚书坑儒”和秦末的战火，虽然没有使各家学说完全断绝，但是这次文化史上的大劫难同样对儒家的文化典籍造成了巨大的毁坏，以至于汉初皇帝下诏，广招天下古籍，珍藏于秘术阁等机构和学府中，并对先秦各家学派思想学说（尤其儒学）进行恢复，经学由此产生。
民间搜集起来的经书，比如故秦博士伏生凭记忆口授记载成书的《今文尚书》，其中就存在着很多与鲁恭王坏孔子宅发掘出来的经书原文不一致的地方，这反映在治学者的思想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今文经学者主张微言大义，讲求义理；古文学者认为六经皆史，崇尚考据。
魏晋时期“三玄”文本的价值意义
魏晋时期“三玄”文本的价值意义学界习惯将《老》、《庄》、《周易》并称“三玄”。
文章认为两汉时期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坠入繁琐的考证，影响了儒家学说的学习。
汉代后期，尤其是魏晋时期对“三玄”的研究，一方面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体现了魏晋时期学术的转向，从两汉经学的实证主义走向了魏晋玄学的尚虚，同时又体现了各学派间的取长补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极大的包容性。
标签：三玄；魏晋南北朝；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学术的变迁之时，汤用彤先生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虽然没有确切的路数，大体上还是保留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守旧的，另一方面是趋新的”。
“趋新”表现在多个方面，新的学术思想产生必然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在新思想的产生之际，出现了一个不是亮点的亮点，“三玄”替换了儒家经典，成为魏晋时期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文本。
现代学者向世陵认为这一转换有深刻的意义，“意味着当时的整个社会从两汉经学的证实走向了魏晋玄学的尚虚”。
[1]本文从这一不起眼的亮点为出发点，进而窥探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变迁。
一魏晋时期，谈“玄”之风日盛，魏晋名士善言“老庄”，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两汉以来被奉为正经的儒家经典被搁置一旁，逐渐褪去了其在学术界的权威光环，折射出的是两汉经学的衰退。
汉武帝实现统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思想，结合名教之治，用今文经学的形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两汉的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名教在天人感应的理论构建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权威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是又有其矛盾的一面：过分建立外在的规范条例，用名教来规范社会的方方面面，忽略了人的自觉意识，从而失去了名教之治的本心，名教在社会上起不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反而逆其道而行，“名实不符，徒有虚名”的现象成为普遍，引发了诸多方面的矛盾，突出的表现为人才选举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两汉察举制难以继续施行，儒学作为统治者的理论武器难以从意识形态领域化解这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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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伍成泉[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虽然已经趋于沉滞，但依然发挥着其巨大的影响，这从当时的儒道关系可见其一斑：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以后，随着神仙道教主导地位的确立，道教和上层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士大夫奉道者大幅度增加，道门中人多儒道双修，在当时礼学研究之风盛行情况下，也多以阐弘儒家礼教为务；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宗、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柱，在这些道徒心中发挥极其巨大的影响，取儒学以弘扬其教就变得更为自然，许多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被他们改造为道教的戒律规范而成为教徒必须遵循的行为法则，道教于是被正式纳入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秩序的统一体系之中了。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儒学；道教；戒律规范；伦理道德儒家思想在名教名义下，形成汉代的制度，支配意识形态，创造各种道德价值和精神理想，然而随着它所支撑的汉帝国的瓦解，自西汉武帝以来“定于一尊”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虽说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趋于沉滞，但依然发挥着其巨大的影响，当时士大夫教育的基本依然是《孝经》、《论语》等一系列的儒家经典，特别是门阀士族阶级为严格“士”、“庶”间的差别、巩固自身名分和地位而特别注重礼仪，使这一时期的礼学异常发达，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古代礼籍的考核和注释，如马融、郑玄、卢植、蔡邕、王肃等对《周礼、《仪礼》和《礼记》等礼学经典的疏释；二是将礼学的观念和原则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如何加以具体实施展开讨论，进而制定当代的礼仪制度；[1]三是“纳礼入律”，三国时魏律在汉儒“春秋决狱”以经解律的基础上将《周礼》中的“八辟”制度直接纳入律中（即所谓“八议”），晋时复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确定“准五服以制罪”原则，自是至南北朝，礼律进一步融合，儒家“礼治”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融于律典中，不再仅仅是道德的戒律，而且成为法律的规范。
所有这些，特别是“纳礼入律”使礼的原则法律化，从而在儒家礼制的基础上构筑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与法律规范，对当时社会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史学独立的历史进程教学课件
２、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
• 断代纪传体的确立。 ➢ 班固的《汉书》，因《史记》纪传体，而改通史为断代史。
断代纪传体则符合家天下、一朝一姓的特点。
➢ • 编年体的成熟完善。 ➢ 荀悦《汉纪》发展《春秋》和《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断
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体。 用连类列举法，克服编年之不 足。
• 二体优劣之争。 ➢ 编年优：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深抑司马迁。他说：
➢ 白寿彝《刘知几》：“他是唐代的大 史学家、大著作家”，“封建社会前期史 学的殿军”。（《中国史学史论集》
➢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史通》 “是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 “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 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 新转折。”（309页）
２、史才三长：才、学、识
➢干宝释“五志”说：“体国经野之言则书 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 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 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盖所谓“审正得 序”，而能够去史不胜史之弊。
➢蒙文通说：“邓、孙之说既亡，沈（约）、 魏（收）之书又略，于后言史例者，唯魏 澹耳。” 魏澹的说法见《隋书》及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
➢ 《隋书·经籍志》史部既有范晔《后汉书》， 又有《后汉书赞论》4卷。隋朝魏澹著《魏书》， 除12纪、78传外，还“别为史论及例一卷” （《隋书》本传）。
➢ 由于重视史论，在集体编修的史书中，主编 者常常要亲自撰写这一部分内容。如梁武帝“又 造《通史》，躬制赞序”（《梁书》卷三《武帝 纪》）唐初官修五代史，“受诏总加撰定，多所 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 《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 ）唐修《晋 书》，先后参与者达20多人，只因唐太宗为宣帝 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史论，所以 《晋书》就题为“御撰”。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摘要“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也是现代中国文化重要元素之一，它深深渗透到人们生活之中。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本文浅谈儒家的本源，分析其体系结构，思想主张，经典著作，并浅析儒家思想就现代中国文化一部分对国内外交流做出的贡献。
本文旨在透析儒家思想，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发展，腾飞中国文化。
关键字儒家思想结果体系现代文化交流•儒学----追本溯源儒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
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如今很大长度上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儒学--- 学术体系.著作经典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儒家思想的精华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
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家圣教十三经。
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
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
《诗》道志，故长于质。
《礼》制节，故长于文。
《乐》咏德，故长于风。
《书》著功，故长于事。
《易》本天地，故长于数。
《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3]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十三经注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后又有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十三经注疏》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代表了儒家发展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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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玄经学意义]浅谈“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
当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相对于魏晋玄学,儒玄双修是东晋南朝士大夫的
新思潮。
但对其逻辑起点、兴起的时间上限、发起者及其学理论证,大都
少有提及或语焉不详。
本文试就上述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晋前期的儒学转机
南渡司马氏君臣通过对西晋倾覆的反思,内治朝政,笼络吴人;外御强敌,致力北伐。
王导新亭慷慨陈辞、祖逖江淮中流击楫,桓温叹合抱之木、
谢安在淝水后方对奕,都使魏晋名士形象在东晋焕然一新,既展现了具有文
化优势的名士的真正价值,又表现出其仍抱守着忠贞爱国和建功立业的儒
学情结。
在思想界,犹如汉初思想家对秦亡的反思一样,南渡之初乃至东晋
建国前期,江左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反思浪潮。
反思的结果,就是遏制了玄风
独扇的势头;而在江左政坛,因关注伦常秩序之重建,则又呈现出了重振儒
学的势头。
因而,在两晋之际,自汉末以来日渐衰徵的儒学开始出现转机。
二、渡江之初的正始遗风与儒玄双修的开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东晋前期江左君臣对玄学及其士人的批判
来看,有两点非常突出:就批评内容和对象而言,只是批判一些玄学人士的
怪异言行及其玄学士风对魏晋社会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而对玄学及其清
谈的本质内容与功用并未进行深思甚或触及。
清谈的理性思辨已融人上层
主流社会的文化娱乐,一直是大多数东晋士人所刻意追寻、或乐于接受和
回避不了的,包括对何晏、王弼极为贬斥的范宁;就批评者本人的构成而言,批评者大都是少受玄风濡染的吴姓士人,如干宝、葛洪、陶侃;或是一直秉
受儒家礼教传统而又对魏晋玄风有偏见的东晋中上层官僚,如刁协、蔡谟、应詹等。
但对大多数南渡的士人、尤其是门阀士族和中兴名臣来说,在政
治生活上崇尚儒学君臣大义和仁义道德,遵守儒家礼教,并不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就必然对魏晋清谈等玄风要进行彻底废弃。
相反,东晋士人在政治生活之外,却因魏晋玄学的时代风尚,清谈玄言在东晋已实践为其日常高雅生活的一部分和必需的娱乐、学术交流方式,在其平时的宴饮、游玩与聚会中,都将清谈看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他们中的许多南渡名士在重振儒学的同时,又确实一直在追慕、仿效启动魏晋清谈的正始之音,王导甚至常以参与洛下清谈为荣: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
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世说新语企羡》)这里试以王导为例,请看其政务之余的日常宴游与清谈。
三、儒玄双修新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论说
由于上述儒学的转机、基于对正始清谈的留恋和竹林玄风的追慕,而郭象将魏晋玄学推向高潮的名教与自然为一的哲学论证,又使正始、元康以来魏晋士人内心的情、礼双重裂变最终得以愈合,并进而将汉唐间社会,由曹魏和西晋的儒道兼综与玄学思潮引向了儒玄双修的东晋南朝新时代,它既不同于元康名士的废弃礼教,又不同于魏晋礼法之士的表面服膺儒教而内心实功利、冷峻。
四、儒玄双修新思潮的儒家经传诠释意义
关于魏晋玄学,可从多个层面、各个视角加以考察。
目前,学术界大多将魏晋玄学的特色借读为儒道兼综,有些学者如王晓毅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将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归结为儒道深层融合的过程。
这当然不错!不过,若从儒道经典诠释的角度具体考察魏晋玄学及其发生、发展,无疑,专就诠释理论而言,儒道互释(儒家经传诠释上的以道释儒与道家经典诠释上的以儒释道)则是其在汉晋时期最显著的诠释特色!单从汉晋经学史来看,在儒
家经传诠释上则表现为:先是在汉魏时期汉魏儒援道入儒,进而在曹魏、西晋,何晏、王弼与郭象等玄学家更是以道释儒。
具体来说,开始在汉魏之际
援引《老》、《庄》注经,接着到了曹魏、西晋则主要是以改造了的老庄
之旨,或其所认定的老庄意义,例如崇本息末(以无为本),诠释《易》之经传、《论语》等儒家经传。
以道释儒的过度诠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曹魏、西晋时期儒家经传诠释的老庄化甚或玄理化,进而使儒典文本与其原本的
儒学学派归属、经学特质渐行渐远。
如《易》之经传,在两汉为儒家经典,
在魏晋则为玄学名著,经过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家的玄理发挥,《易》已
由两汉六经之首而变为魏晋、南朝三玄之一。
而两晋之际尤其是东晋建国
前后所启动、兴起的儒玄双修思潮,融人到东晋南朝儒道经传诠释上,在汉
晋经学史上则从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非儒化(玄理化、老庄化)的诠释趋势。
仅从这一点上说,其在经学史上的文化意义便非同一般。
以东晋《论语》注为例,我已发专文进行了梳理、分析①。
试再以东晋南朝《周易》
注为例释证之。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继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掀起魏晋玄
学的时代思潮之后,晋室渡江之初又开始兴起儒玄双修的社会思潮。
两晋
之际的这一新思潮,由王导开启,其周围的中兴名臣回应及中下层士人加以
论证。
着眼于历史的逻辑考察,新兴起的儒玄双修思潮,离不开两晋之际转
折时期的儒学转机、正始遗风和以王导为中心的南渡士大夫的儒道兼综与
儒玄双修。
儒玄双修新思潮在东晋建国前后的启动和兴起,不仅为东晋南
朝士大夫的政治社会生活规定了方向,开创了东晋南朝士大夫儒玄双修的
新时代。
这一时代的大多数玄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而身兼政事,其行政务
又不废清谈;而多数官员或学者,也儒玄双修、时隐时仕,而且,还对魏晋南
北朝的儒道经传诠释尤其是经学的老庄化、玄理化起到了转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