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的叶树养或可为标准良民

无权的叶树养或可为标准良民

2010年01月12日14:41金羊网-羊城晚报

愤怒或者讥笑贪官，固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妥，但实在很容易因为愤怒和讥笑而经常忽略贪官产生的根源。叶树养自1988年开始受贿，到2008年案发，“潜伏”达20年，这恐怕不是作案隐蔽和“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而是个别权力基本上就不存在制约使然。

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算是一个有些新鲜的贪官样本。

据报道，叶树养有攒钱的目标，数额为6000万元；有分配设想，2000万元留给儿子，2000万元留给女儿女婿，2000万元自己安度晚年；有收钱原则，“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1月11日《羊城晚报》）。

人们看到过很多贪官故事，如此有目标、有安排、有原则的贪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叶树养案例新鲜的一面。

不过，因为大家没有做贪官的经验，做贪官的也未必自陈心曲，自陈心曲未必心口如一，所以，我们还不能断定叶树养是否真的具有独特性。假如叶树养的故事所言不虚，可能只是他率先吐实；何况我现在还不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如此深谋远虑，起码我还没有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定下受贿目标、作出贿款安排、确立收钱原则的。

如果一般地说，叶树养可能要算一个“好人”。他的故事中还没有搞情妇、包二奶的情节，他的贿款安排相当符合好父亲的标准，而且对儿子和女儿是平等对待的。这就可见贪官也未必就坏到了底，还回到做普通人，未必不是标准良民。然而，因为手中有权，而权力又用之于谋取私利，于是成为罪人兼笑柄。

一个具有标准良民之私德的人，成为阶下囚，可以说是悲剧。权力用之于谋取官员私利，可以说是丑剧。权力独大的体制，用权很愉快，而这种愉快又很可能只是积攒着做囚徒的资格，从而实现了贪官的量产化。而且，哪怕是往牢里成批地送人，也很难阻止腐败行为的前仆后继。而且，一个贪官就算是牢底坐穿，也很难说就足够抵消公共生活与公众利益所受到的损害。

尽管叶树养的故事看起来有些新鲜，但值得关注的，仍然不是他个人的特殊性，而是怎样的权力使用才使一些人纷纷走上腐败之道。

不少贪官几乎可以用“五毒俱全”、“恶贯满盈”来形容，不过，在他们当权之时，没有一个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其恶行的，人们只能用顺口溜、起绰号等形式非正式地传播其秽恶故事，表达对他们的愤怒。也有一些贪官是自奉节俭的，事迹败露后，人们又多只是对其加以讥笑。叶树养自然又是一个收获讥笑多于收获愤慨的贪官。

然而，总是把贪官按照“不幸者各有其不幸”那样去分别看待，实在不足以充分认识权力体制对制造贪官的决定性影响。就算那些“恶贯满盈”的贪官，既然能够掌握权力，也不过表明因为权力授受脱离了公众，变成了一种社会逆淘汰机制。而那些私德尚可的贪官，落马后总是被人讥笑，又隐约表明人们仍然多以个人道德来看待贪官的出现。

愤怒或者讥笑贪官，固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妥，但实在很容易因为愤怒和讥笑而经常忽略贪官产生的根源。叶树养自1988年开始受贿，到2008年案发，“潜伏”达20年，这恐怕不是作案隐蔽和“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而是个别权力基本上就不存在制约使然。

例如叶树养爱杀猪，这算是一种特殊的个人爱好，在一个正常的权力制度下，他恐怕得像我们看演出那样，自己去买票，但在现在的权力制度下，他的下级就会为他备好肥猪供其“小试身手”。落马了，人们就这是下级投其所好；不落马呢，那就是其乐融融的趣话轶事。类似的官场丑剧在出现的时候，表演者、观看者乃至社会舆论，哪里会有一点点以之为丑的感觉呢？腐败行为和丑态百出的逢迎，于是得到日常的“宽容”，乃至被传为佳话趣事的传诵。

不要怪腐败行为潜伏太深，因为很多摆在面上的腐败行为，尚有待查处。不要老是讲“一把手监督难”，因为既要维持权力自相繁衍生发的制度，则监督实际上也不可能不难。只要不准备打破权力的封闭结构，也就很难避免公共利益、官员个人和政治气氛被腐败侵吞。

工人日报：对“有原则的腐败”同样零容忍

2010年01月13日来源：工人日报

据1月11日《重庆晚报》报道，为实现自己“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的“宏伟目标”，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贪污受贿，并总结出一套“五不”原则，即“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

有些网友对叶树养作出了别样解读。有人认为，他算是“有原则的人”，不办事

不收钱比只收钱不办事强。这些未必是一种严肃的表达，但不能回避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贪腐者的态度的确是复杂的。一个看似“有原则”的贪腐者，的确比那些只知伸手拿钱的贪腐者要相对容易面对一些。但事实上，在贪腐这个原则性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有没有“原则”的区别。

从公众权利的角度去看，贪腐的结果只能是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因此，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对贪腐的态度应该是零容忍——只要是腐败行为，就是对公众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侵犯。也就是说，任何腐败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无论贪污的钱多少，用在哪里，就是劫富济贫也不能例外。

尽管现实中的贪腐者呈现出了不同层次，但人们的道德标准是不能模糊的。越是情况复杂，越应该坚持明确的道德标准。假如，在现实面前人们的道德标准不断下滑，对贪腐的判断标准出现模糊，则贪腐行为就可能泛滥开来。

在公共利益面前，没有“有原则的腐败”。(乾羽)

不怕贪官就怕贪官有份“崇高理想”

2010-01-12 13:13 千龙网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贪腐案近日由广东河源市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据了解，叶树养曾给自己定下6000万元的“受贿目标”，他甚至总结出一套“五不”原则，即“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1月11日《重庆晚报》）

“生命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失望。”每个人的漫长人生，都离不开这两种诗意的划分。当希望升华为理想，对理想的实践则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可以说，这样的理想是神圣的，是纯洁的，是与贪念与私利无关的。所以在平

常人看来，伟大的理想也应该属于那些纯洁的青年人士的，那些“纸醉金迷”的贪官怎么会有如此神圣的东西呢？

可是，叶树养的案子却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贪官不仅可以有一份“崇高而伟大的理想”，还可以有相当坚定的家庭责任感，并且，他还能为实现这个理想切切实实地奋斗上半辈子。表现在贪污行为上，就是贪心不足、心态平静、步步为营而又有条不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等草根民众听起来，脊梁骨都几乎被凉透了，可这就是现实的贪官。

先看看这份“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吧，“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不得不说，叶树养的这个“伟大理想”，体现了作为父亲、岳父以及丈夫三个角色的不同责任，并且这三个责任之间，界限是非常明晰的——公平、公正、公开。所以，谁能否认，这份理想对他的家人来说不是“崇高而伟大”的？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贪污目标，该公安局长还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的“五不”原则绝对可以与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精神”相提并论了。最起码从信条上看，两位不同时代的两位官员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都给自己制定了相当严苛的行为规范，执著程度可见一斑。甚至于，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在书桌上刻的那个“早”字。对这种同样伟大的自律精神，我真差一点就被感动了。

我们常常想追问一下贪官：你们贪多少才能知足？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答案，在叶树养看来，是6000万，而在其他的贪官心中，我们不好定论，但不争的事实是，只要贪官有了理想，贪污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命题。

因为很明显，比叶树养贪得更多的，且没有伏法或依然浪迹海外的贪官还大有人在。近日新华网报道，近三十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

贪官贪污，世界上每个国度每个政府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反腐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也是最主要的时代话题之一。所以，贪污受贿行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贪官有一个贪不完的理想和信念。打破贪官心中的这个“伟大理想”，远远比反腐本身的建设更重要。

我们常说，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用此句式则是，不怕贪官，就怕贪官有份“崇高而伟大的贪污理想”。有了这个贪污理想，官员的行事与做人都有了明确的目标，对于我们的反腐机制建设与完善来说，绝非是一个好消息。

时空转换之道

2010年1月13日

腐败手法，现在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最近，从政30年、敛财3000多万元的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又出受贿新招：时空转换。

时空转换是一个新概念。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研究过这个问题。时间和空间都具有延展性、可变性，时间和空间变了，事物的面貌也会发生变化。叶树养不愧为现代贪官。他的贪污受贿之道，要比其他的贪官高出一着。

有的贪官搞钱权交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叶树养则是先送货上门、后收“红包”；有的贪官捞钱是“急吼吼”，迫不及待，叶树养受贿是“笃悠悠”，细水长流；有的贪官捞钱是“狠切切”，贪得无厌，叶树养收钱是“慢吞吞”，取之有

“道”；有的贪官敛财是强讨硬要，叶树养受贿强调互惠互利。他甚至还总结出一套“五不”原则，即“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采用守株待兔方式静候行贿人上门。总而言之，他的这套受贿办法，其妙用是将权钱交易节奏的放缓，空间的转换和时间的延长，仿佛改变了权钱交易的表象。

叶树养自以为得计，但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受贿的时空可以转换，但受贿的本质没有改变。贪腐的痕迹可以淡化，但贪污的内涵没有改变，有时反而会弄巧成拙，自己暴露了自己。因为既要作钱权交换，就必须将钞票入袋为安。逢年过节送“红包”也好，将钞票塞到枕头底下或花盆里也好，目的都是捞钱。捞钱是腐败的“根”。伪装可以欺人于一时，却不能瞒天过海于永久。捞钱的黑手伸了出去，掩饰得再好，黑手终究是黑手。叶树养运用时空转换手法，屡屡得手，大大助长了他的贪欲，他的受贿胃口越来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2006年，韶关市公安局查获了一个跨境制贩毒犯罪团伙案。社会上有人传闻愿意出巨资保释毒贩，叶树养听说后指派相关人员放风：如果犯罪团伙中有人愿意出2000万元，即可“摆平”放人。此招果然见效，犯罪团伙主犯孙某的中间人找到叶树养，愿意出1000万元保释孙某，并承诺事成后给叶树养数百万元。经过一番运作，叶树养收受港币800万元后，将孙某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释放。欲壑难填，终于翻了船。800万元港币，剥下了他精心描绘的时空转换的画皮。

行贿受贿双方的心态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保持平衡，彼此相安无事，但这种平衡是相对的，两者的冲突和摩擦是绝对的，钱权交易的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平衡

会立即打破，再好的攻守同盟也会破裂。骑在老虎背上跳舞的人，总会从虎背上跌下来，被老虎吃掉。受贿者所获得的好处可以使他显赫一时，但不会给他带来长远的快乐。叶树养给自己定下敛财6000万元的目标，只完成了一半，就身败名裂。英国作家司各特说过：“罪行的恶果比罪行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而且它同受害者的幽灵一样，随时跟踪着犯罪的人。”据悉，叶树养在被提审时说，自己长至高中毕业从来没有穿过内裤，所穿的鞋子全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布鞋。谈到此处，叶伤心地放声大哭。现在，叶树养将为自己的罪行而抱恨终身，在迟到的忏悔中度过他的余生。

不过，叶树养的上述“罪行的恶果”，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可以让各种各样鼻子不灵、眼睛近视的人提高一点警觉，看看在自己的身边，有没有类似叶树养一类的人物，正在被我们提拔和信用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或正在道貌岸然地活动着。

“6000万受贿目标”背后的制度逻辑

作者：李宁发布时间： 2010-01-12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贪腐案近日由广东河源市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据了解，叶树养曾给自己定下6000万元的“受贿目标”，他甚至总结出一套“五不”原则，即“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重庆晚报》1月11日）

在反腐高压政策下，遇见贪官不足为奇，但是给自己制定明确的受贿目标的官员还真少见。给自己制定受贿目标，必须有前提，一方面是自己手中必须拥有权力，拥有受贿的资本，但更重要的是权力无人监管的客观环境。

在这个有明确目标的贪污受贿案中，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也分析称，从主观上说，叶树养价值观发生蜕变是其贪腐堕落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说，权力监管制度、公安办案制度和用人制度等方面的缺失，给他贪腐堕落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对于叶树养为何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没有被发现，报道也称，一方面与他敛财手段颇为隐蔽有关，另一方面与有关部门监督不力和“一把手”监督难有关，以至于叶树养的私欲膨胀，以权谋私越来越严重。

不管是犯罪的动因，还是从犯罪的持续时间长的原因看，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点，权力的无监管，“一把手”的权力撒野。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失去制衡和监督，让权力为所欲为，从而抛弃了贪官们“能捞一把就捞”的被动受贿局面，变成了制定具体目标的主动受贿。

其实，并不是没有权力的监管和制约措施，而是这种监督都被权力异化。在现实，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监督措施：一种是检察、司法机关的监督，但在政府和司法、检察机关各自不独立，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让检察机关监督政府权力实在是难上加难，在“权权相助”“权钱交易”下，这种监督机关只能异化为腐败的旁观者，甚至自身也被同化为腐败者。另一种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种监督也成为监督中的“面子工程”。前几天广州市将民生大事的决定权还权人大，人民为之叫好，可以看出，人大连普通事务的决定权都难以保证，去监督实权者，实在是“赶鸭子上架”。第三种是人民大众的监督，人民大众缴纳税务，权力者花着纳税人的

钱，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人民也会更关心他们的权力运用。但这种苦心往往被“不重视”所淹没。种种原因造成监管失去效力，也让腐败愈演愈烈。

温总理曾告诫官员们“权力失去监督，腐败就会滋生”。这也逐渐成为一个常识，但权力监管的漏洞让腐败者一次次横行。在高压反腐下和政府强大的决心面前下，治理腐败必须先完善监督体系，只有监督无漏洞，治理腐败才有可能，也是从根源上治理腐败的措施。6000万是一个贪官的受贿目标，但更应成为监督漏洞的警钟。

“杀猪局长”哭童年令人玩味

新华报业网2010-01-12 15

原广东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因为爱好杀猪，被人冠以“杀猪局长”的称号。东窗事发后，叶树养在与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谈到自己童年的艰辛时，伤心地放声大哭。(2010年1月12日《广州日报》)不哭自己违法违纪行为给党和政府的抹黑，也不哭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不哭自己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辜负了党的人民的期望，倒是在忆及苦难童年时放声大哭，“杀猪局长”叶树养的哭童年实在令人玩味。

或许，叶树养的童年真的很苦，使人回想起来就伤心不已。叶树养在被提审时曾讲，自己长至高中毕业从未穿过内裤，从未穿过在商店里买的鞋，自己所穿的鞋子全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如果这话属实，那么叶树养的童年真的是很苦。想来叶树养的话也不会有假，因为叶家世代耕田，祖上从没有人读过书，也从来没有人抛头露面做过什么大事，叶树养可以说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或许是穷则思变，苦难的童年一直激励着叶树养自强自立、奋斗拼搏、改变命运。叶树养的努力得到了回

报，他仕途顺利、平步青云，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公安局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叶树养又从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沦为一名阶下囚。往事不堪回首，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从苦到甜，又从甜到苦，如此轮回怎不叫人感伤落泪呢？

或许，叶树养有难言之隐，为自己所定的宏伟捞钱计划的落空而哭。也许是对苦难的童年印象太深了，叶树养后来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捞取钱财，以使自己远离苦难和贫穷，过上不再为钱财而忧虑的幸福生活。为此，叶树养制定了一个五项计划：一是给自己留2000万元，在广州买套豪华别墅；二是在加拿大购置住宅以备探亲时使用；三是带领家人周游国内外风景名胜；四是给儿子留2000万，让其不愁吃穿住；五是给女儿、女婿留2000万，让其做好做大生意。如此宏伟目标，如果凭叶树养的合法收入，肯定难以实现。实现宏伟目标的正路走不通，叶树养就走向了旁门左道。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叶树养最后走向了腐败的深渊，因锒铛入狱美梦难圆。叶树养曾为自己所定的三个2000万元吃辛吃苦地捞钱，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番辛苦努力都付之东流，还搭上了自己晚年的幸福，为此而痛哭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叶树养良心发现，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忏悔不已。从过去的日子虽然清苦，但生活得自由轻松，到如今的身陷囹圄、度日如年；从过去的清廉为官拒受土特产，到后来的贪得无厌、来者不拒；从保一方平安、建为民公安的公安局长，到利用职权为黄、赌、毒提供保护、帮助他人逃避刑事责任追究的贪腐局长，对于自己走过的不寻常的人生旅程，在高墙铁窗下的叶树养有时间去回味和总结。从1988年任新丰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党委书记收受第一笔贿赂开始，至2008年东窗事发，涉嫌受贿人民币、港币1800多万元，另有人民币16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潜伏官场20年的叶树养肯定会有不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如果叶树养还讲一点良心的话，他对自己如今这样的结局，肯定会生出悔意，也肯定会为之一哭。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作过这样的总结：腐败分子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有一个奋斗的青年，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以此证之如今的叶树养，说的实在不谬。“杀猪局长”哭童年，无论是哭自己小时候的受苦，还是哭自己捞钱目标的落空，或是哭从公安局长沦为囚犯的悔恨，好像都难以令人产生同情。当然，对哭童年的叶树养还是可以说些劝告话的，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