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叙事分析

当代文学作业
——《百合花》叙事分析
学院：文法学院
班级：汉语08—2班
姓名：许娟
学号：11084876
“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百合花》叙事模式分析
百合花象征着纯洁与感情。

在茹志鹃的《百合花》这篇小说里，百合花成为通讯员和新媳妇美的化身，他们就像百合花一样洁白无暇。

关于《百合花》的研究，涉及方面很多，主要有艺术特色、革命历史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女性视角等，本文主要从叙事模式方面分析这篇短篇而又经典的小说《百合花》。

一、故事情节与创作背景及主题
《百合花》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年代，线索是一张百合花图案的新被子。

“我”原来是文工团员，因战时需要而被派往前沿包扎所，护送任务派给了一个见了女性就脸红的小通讯员，他的腼腆和害羞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好感。

因为包扎所的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部队上的被子未发下来，所以必须向老百姓借被子，“我”就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在为部队向人民借被子时，他开始找了一个新媳妇借，却没有借到，“我”得知后来帮他，最终借到了那床新媳妇的嫁妆——红底上缀有百合花的新被子。

他的衣服在这时刮破了，但这竟成为他死后验证身份的标志。

原来，小通讯员为了掩护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新媳妇在最后一刻专心致志地为他缝好衣服，并用自己唯一的嫁妆——一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为小战士“送行”。

关于它的创作背景，茹志鹃曾在《<百合花>的写作经过》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

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

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

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于是，《百合花》成为在战争之际及种种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

至于《百合花》所表现的主题，评论家众说纷纭，表现军民鱼水情或青年男女朦胧感情。

段崇轩则认为，小说“表现了一个稚嫩而蓬勃的生命在严酷的战争中的悄然消失和毁灭，作者谱写了一曲纯真、浑然的青春与生命的挽歌。

”作者本人在文革后说它表现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军民关系”仅是这篇小说文本显层所承担的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内容，又或许这其中真正的意蕴连作者本人都不清楚。

二、叙事模式分析
（一）个性化叙事
里德森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百合花》的叙事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小通讯为了掩护同志，身受重伤并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

小说赞颂了小通讯员不怕牺牲，忠于革命事业的崇高品质，并通过诸如新婚少妇献出唯一的嫁妆——一床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新被的事迹，表达了普通民众对于人民子弟兵真挚而淳朴的感情。

十七年时期，作家们的创作聚焦于革命历史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抒发历史，长于描写恢宏壮阔的战争场面。

在这种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茹志鹃的《百合花》打破常规，在众多宏大叙事作品中脱颖而出，她没有描写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写相对宁静的包扎所。

作者对宏大战争场面的有意淡化、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蓄意解构，恰恰是对“共名”时代主流话语的超越，是一种“‘泛政治化语境’下的悄然突围”。

虽然故事也是发生在战争爆发时期，但茹志鹃并未单纯地为写战争而写战争，而是把战争当作一个道具，让战争提供给人物一个展示他们性格的舞台。

这才有了“我”和小通讯员友好微妙的交往，才有了小通讯员与新媳妇的一段欲言还休的故事，才有了小战士舍身救人的英雄壮举。

文本中没有出现太多的残酷交战场面，而是展示出一幕幕在战场形态下的富有生活气息、非常真实的感人画面，塑造了几位纯真质朴人物形象，尽情展现人性、人情的至善至美之处。

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集体性话语进行国家叙事化写作成为主流作家的选择，歌颂英雄的伟大事迹，而这种宏大叙事模式对个性化写作造成很大冲击。

茹志鹃则凭借《百合花》突破这种限制，以细腻柔美的笔调构建了一个日常生活的话语空间，它超越了“共名”时代的集体话语，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日常生活的个人化写作”的先河。

她曾经在谈自己的创作时说：“我追求像那些前辈作家那样，能在一个短短的作品里，在一个简单、平易的事件、人物身上，却使人看到整个时代脉搏的跳动；一个普通人物的遭遇，却能反映出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

”确实茹志鹃也这样开展着自己的写作。

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来写。

在她的眼里，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平常的人。

《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就是一个这样简单、普通到平凡的战士，与女同志“我”说话时，表现得张皇不安，腼腆羞涩，谈到娶媳妇时，更是飞红了脸，越发扭捏。

小通讯员并不是一般的英雄，有多么高的威严，并没有多少令人感到可敬的英雄品质，也没有多少崇高的壮举，小战士和异性交往时显得局促不安，因没有借到被子而生闷气。

这些描写实际上
是突出了其“可爱”，而不是“可敬”。

他有英雄的行为，却无英雄的性格，这是对当时英雄形象的一种颠覆。

这里的英雄形象不是高步可攀、无法触及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很贴近现实。

也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物，恰恰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来他的英雄气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通讯员也可以说是一位英雄。

总之，茹志鹃打破国家叙事的格局，采用对日常生活的个性化写作描写当时作为主流文学——战争的一个角落，《百合花》中小通讯员的形象更是颠覆人们以往对英雄的认识，平凡人中也有可尊可敬的英雄人物，。

茹志鹃的开创性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二）女性视角叙事
从十七年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实践来看“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和标准控制着主流文学的写作范式”。

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情感风格等方面无不体现了男性的话语秩序，男性中心主义对话语的控制导致对女性作家写作的束缚，迫使女作家进行无性别写作，女性在男性权威叙事的拘囿之下普遍地向男性化趋同，作品里的女性英雄在语言、行动、心理等方面无不体现着男性的应有特征和男人一样的理性、刚强，女性的性别意识被无情地扼杀。

茹志鹃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自然无法避免在作品中将女性刻上男性话语的影子”。

百合花体现了女性话语突破男权中心的努力，尽管从很大意义上来说这种努力是无意识的。

百合花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巧妙地将叙述视角定位在一个年轻的女性“我”的身上。

“我”不仅是小说的叙述者还是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

作者以女性视角来创作《百合花》，这也是她文学创新的一个方面，它显然以“女性”的独有方式，唱出与时代格调相悖的不和谐音。

文本中以“我”为叙述者，“我”是限制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女性视角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我”是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

在战斗发起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

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他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

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讯员的性格的重要阶段。

作者有意地把这段行军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是在总攻之前而不是炮声呼啸的战斗之中，使得小通讯员不愿与女性接近的个性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以女性的撒娇，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的“泼辣”，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内心却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

同时也是“我”联系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见证了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叙述了“我”的所见所闻，这也是一个限制性人称叙事视角的需要。

文中省去了小通讯员借被子的过程、小通讯员如何英勇和牺牲的过程，这都是因为叙述人称的问题。

“我”没有设置其中，所以
也没法写。

“我”的存在也增加了故事与读者的亲切感，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十七年时期“女性男性化，男性英雄化”是小说人物的主流意识，而茹志鹃以女性的眼光，用女人的心思来刻画人物形象。

她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和艺术风格都是“女性化”的，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不仅写活了许多新型的女性形象，还表达出了她对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的思考。

三、结论
本文主要从《百合花》的叙事模式角度分析了这篇短篇小说，涉及个性化写作及女性视角的问题。

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多描写革命战争，以谈论情感问题的几位少见，而《百合花》却一反常态。

作者从战争的一个小角落——包扎所来窥见人性、情感，既不脱离社会现实的大方向，又达到了出新的目的。

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茅盾先生首先给予它充分的肯定，他说：“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它“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淳朴的思想感情。

”由此可见，茹志鹃凭借《百合花》达到的艺术成就是如此之高。

“百合花”这三个字眼在小说中仅出现两次，而且都是做为新媳妇被子上的图案而被提及，可全篇都是围绕着百合花展开。

被子上白色的百合花正好象征了纯洁与感情，是通讯员和新媳妇洁白无暇的美好心灵和情感的化身。

也许就像作者自己说的“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至于更深层次的意义，还需要我们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