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成就
国学经典解读 叔世硕儒 戴震
国学经典解读叔世硕儒戴震叔世硕儒戴震（1723—1777）作者:杨世文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
”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几番科场坎坷一代朴学大师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
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
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
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
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
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
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
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
《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
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
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
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
”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
5戴震在朴学上的成就
戴震在朴学上的成就范松 10应化 21007031011朴学思潮发端于清初，经过百余年的酝酿，迄乾嘉年间达至鼎盛，其间，惠栋与戴震的贡献尤著，经他们创立的学术与学派，非但占领了当时的学坛高地，而且还成为朴学思潮的引领，颉颃前行，声势阔然。
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
在中国经学史上，清代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皖学，皖学创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
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也最终宣告了兴于宋、固于元、盛于明的新安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寥落。
戴震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戴震，字慎修，一字东原，号杲溪。
安徽休宁人。
出身徽州小商贾之家，乾隆举人，屡考进士不中，后纂修《四库全书》，殿试赐同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少时勤学好问，成年后，对经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训诂等都有深入研究，为18 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考据学大师及“徽派朴学”集大成者。
戴震幼从塾学，遍览诸经及小学之书。
自十七岁时即有志闻道，已尔精通《十三经注疏》，“谓当先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以通六经之语言。
考诸篆书，由《说文》以观古圣人制作本始。
更念《尔雅》为承学津筏，又殚心其书，旁推交勘，尽得古画古义古音声。
有一字不准六书，一解不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
”自言曰：“余于疏不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
”至二十岁，在郡城紫阳书院从师徽派朴学的创始人江永，与程瑶田、金榜、郑牧、汪肇龙、方矩等同学于歙县西溪不疏园，学问益进。
其后至京师，与王鸣盛、钱大昕、朱筠、纪昀、卢文绍、王昶、惠栋等知名学者交往，共同研讨学问。
此外常与洪朴、洪榜兄弟等相与交游。
戴震的周围聚积了诸多良师益友，他们之间学术方面的切磋探讨对其学识建树大有俾益，并使他得以与当时考据学的主流相往还。
戴震生平无嗜好，惟喜读书，博闻强记，于小学、经学、哲学、天文、数学、机械、历史、地理都有研究。
戴震文献学著作述评
戴震文献学著作述评余国庆中文提要：戴震是乾嘉时代考据学“皖派”朴学大师，一生著述宏富。
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就戴氏在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天算学以及参修《四库全书》等方面的成就作出述评。
高度评价他在传统经学、文字学、《水经注》整理等方面的卓越见解。
关键词：戴震文献学徽学戴震（172４～1777），清安徽休宁人，字慎修，一字东原，号杲溪。
一生著述宏富，其著作有《尚书义考》二卷、《毛诗补传》二十六卷、《毛郑诗考正》四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中庸补注》一卷、《深衣解》一卷、《石经补字正非》四卷、《经考》五卷、《经考附录》七卷、《经雅》五卷、《方言疏证》十三卷、《续方言手稿》二卷、《声类表》十卷、《声韵考》四卷、《屈原赋注初稿》三卷、《屈原赋注》十二卷、《原象》一卷、《续天文略》一卷、《水地记初稿》五卷、《水地记》一卷、《水经考次》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策算》一卷、《九章算术订讹补图》九卷、《五经算术考证》一卷、《考工记图》二卷、《原善》三卷、《孟子私淑录》三卷、《绪言》三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东原文集》十二卷、《算学初稿四种》一册、《戴东原先生文》一册、《戴氏杂录》一册、《与段茂堂十一札》一册、《补遗》一册。
他还参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
此外，《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也出自戴震之手。
戴震对于传统经学、小学、哲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都有深刻研究，而尤专精于小学、数学、地理，是考据派中“皖派”重要人物。
他精通古音，提出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首创阴阳入对转理论。
他治经学，旁及名物训诂，从训诂入手探讨古书义理；他对于古代名物考释也有创获，在考据学方面卓然成一代大师。
他治经宗汉学，重证据而不轻信，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晚年，他精研哲学，以考证、训诂阐发哲理，建立了戴氏哲学体系。
下面就其一生文献学重要著作作约略的介绍。
一、经学部分《经考》，五卷。
是戴震早年读经时所写的札记，亦即经学考证，它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摘记经文及各家注疏，然后于卷中或卷末加“按语”，从“按语”可看出戴氏的思想观点，知识论方法，以书本知识为领域的实事求是研究法。
戴震对文献辑佚学的贡献
第34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7月 Vol.34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 2012────────── 收稿日期：2012-01-17作者简介：石开玉（1972-），男，安徽芜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56-戴震对文献辑佚学的贡献石开玉（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部，安徽 芜湖 241002）摘 要：戴震是清代“皖派”朴学大师，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经学、哲学、天文算学、方志学等方面。
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较为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戴震在文献辑佚学方面的成就：辑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七种算书，对《仪礼》三种注疏及其他古书的辑佚。
戴震对古文献的辑佚所遗留的著述，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戴震；历史文献；辑佚 中图分类号： K 8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4-0056-02The Contributions of DAI Zhen to the Compiling TheorySHI Kai-yu(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u 241002, China)Abstract: Among the textual research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AI Zhen is a famous scholar of Pu-learning of School-Wan. He wrote rich and generous works in the fields of classics, philosophy,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etc. It studies the contribution of DAI Zhen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document-study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even nowadays.Key Words: DAI Zhen; listorical-documents; compilation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前期著名思想家、考据学家，对文献辑佚学有很大贡献。
戴震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
浅论戴震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清代学术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个学术发展高峰。
考察这一前后相续的学术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
清代学术是在扬弃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新的时代风气的学术类型。
通观清代学术，可以将其大体上分成康雍初期、乾嘉中期和道咸以降这样三个阶段。
其中乾嘉中期的学术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也是最能代表清代学术成就和特点的发展阶段。
而在乾嘉学术之中，乾嘉朴学最盛。
因此，学界常以“朴学”代称乾嘉学术或清代学术。
①乾嘉朴学纠谬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方法和特质，奠定了朴学的坚实基础。
清代大师辈出，各领风骚。
可以说没有乾嘉朴学就没有清代学术的盛大成就。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有一总体评价，“康雍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一各“精”字，凸显了乾嘉学术的总体特点。
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派别，即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吴派以其“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的之学宗旨，笃守“汉学”壁垒，因其盲从、偏好，排斥异己的态度，在“精”字上不及皖派。
戴震曾言：“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有名之见，其蔽有二：非掊击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
”②“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此种学术精神，实为一科学求真之精神也。
故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③本文试通过对戴震学术成就及其特点的考察，窥测乾嘉学术成就及特点之一二。
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
少聪慧，“就传读书，过目成诵”，幼时一段佳事常被人引用。
私塾先生教授《大学》章句，念及又经一章，戴震便问先生：“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先生答：“此子朱子云尔。
”又问：“朱子何时人？”先生答：“南宋时人。
”复问：“曾子何时人。
戴震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
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人。
进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
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阴阳、五行、道都是物质性的气。
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理化气中”。
他还认为宇宙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地之化”，通过耳目鼻口之官接触外物，心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则，致知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考察研究，只有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道理。
他还提出“光照说”，认为心之认识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远，这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反映论。
在伦理思想方面，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
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
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而不能只“存理灭欲”。
他还提出“以情洁情”的主张，反对道学家的伪善，“以理杀人”。
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
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及《答彭进士允初书》等，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学，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清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
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
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
”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
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
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
戴震的历史文献学成就
戴震的历史文献学成就石开玉【摘要】戴震是清代著名考据大师.他创立考据原则,训释大量古籍,提出新音韵说,校定《水经注》,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古籍,编撰了许多方志并独创出新的方志理论.【期刊名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06(028)003【总页数】3页(P68-70)【关键词】戴震;文献;历史文献学【作者】石开玉【作者单位】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杂志社,安徽,芜湖,24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6.1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前期著名思想家、考据学家。
他一生著述丰富，对我国古代典籍有深入的研究，在古文献的考据原则、训诂、音韵、校订、辑佚以及地方史志文献的修撰方面，都有巨大成就，为我国历史文献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戴震自幼好读诗书，力学多思。
“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
”[1](P13198)到十六、七岁时，便能研精注疏，“性强记，《十三经》注，能举其辞无遗。
”[2]20多岁时即有著述问世。
少时的博闻强记，为其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功底。
清代是我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
清初顾炎武、阎若璩开始深入、精确地考证古书、古文字，至乾嘉时形成全面考证学高潮。
学者们搜集大量资料，对古代经典作综合深入分析，不臆断，不制造伪证，对古书和古代典制能纠正前人之误，得出较正确认识。
戴震即是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
他研读经典，并确定科学的文献考证方法：其一为循序渐进、取得理解原则。
他指出，考证的一般方法，由文字入手再研讨古书，进而理解典籍的古义。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3](P370)其二为实事求是对待资料原则。
他不迷信古人，不崇拜某一家一派，而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文献史料。
《清史稿》记载他“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1](P13198)戴震本人也曾说：“《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
戴震著述书目补正上
戴震著述书目补正（上）杨应芹戴震著述的存佚、真伪、版本等，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前辈学者写过不少这方面的稽考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梁启超《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和胡朴安《戴先生所著书考》[1]。
梁氏对于戴震书目“无论已成未成、已刻未刻、或存或佚、为著为校、独著共著”[2]，皆依段玉裁《戴东原年谱》加以编列，全录原序，多所考证。
胡氏则把戴震书目分为“见存”、“佚失”、“手校”三部分，重点考述了已刊书稿的版本源流、未刊稿的收藏来源，以及佚著的内容、著录。
胡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全集》编刊前的考查报告，为《全集》精选了最佳底本，并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未刊稿。
近年来，随着对戴氏学说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戴氏著作的进一步搜集整理，我们有机会看到了戴氏手稿等一批新材料，同时也发现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因此本文对戴震著述书目再作一番补正。
一、孔刻戴著的种数及其版本称谓梁氏在《书目考》中说：孔氏拟尽刻先生书而未能，已刻者名曰《戴氏遗书》，凡十五种：《毛郑诗考正》五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考工记图》三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境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续天文略》二卷，《水地记》一卷，《方言硫证》十三卷，《水经注》三十五卷，《策算》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文集》十卷。
[3]“《戴氏遗书》凡十五种”，这句话原出于段氏《戴谱》，但是段玉裁从未说过孔继涵刻过《水经注》。
《水经注》为戴氏自刻，并非孔刻。
段氏说“十五种”，而他在《戴谱》中实际只列孔刻戴著十四种，即以上梁氏所列书目除《水经注》以外的十四种。
查《微波榭丛书》，在《算经十书》中还有戴氏的《九章算术补图》一卷，《五经算术考证》一卷。
这样，孔刻戴著的实际数目既不是十五种，也不是十四种，而是十六种。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整理出版的戴震著作(如《戴震集》、《戴震文集》、《戴震全集》等)，仍沿袭孔刻戴著为“十五种”这个错误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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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1月 Vol.40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an. 2018──────────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外访学研修项目（gxfx2017214） 收稿日期：2017-03-12 修回日期：2017-09-15 作者简介：石开玉（1972-），男，安徽芜湖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
-27-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成就石开玉（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思想政治教研部，安徽 芜湖 241002）摘 要：戴震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
在古籍版本学方面，他注重研究《诗经》《尚书》《方言》等古籍的不同版本，并形成了推崇文献善本、不迷信宋本、集众本择善而从、利用古籍的版式行款来考订文献、辨明古籍版本的源流变迁来校勘古书的思想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戴震；古籍；古籍版本学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8)01-0027-06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1.006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Dai Zhen’s Version of the Ancient BooksSHI Kai-yu(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ought, 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u 241002, China)Abstract: Dai Zhen is the master of the Qing Dynasty Qianjia School. On the edition of ancient books, he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ancient books such as the Book of Songs , Shangshu and Dialect . He formed the style of praising literature, no superstitious belief of Song version, examining the literature, identifying the ancient version of the source changes to the ancient book of ideas and methods. These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today.Key Words: Dai Zhen; ancient books; version of the ancient books古籍版本指同一古书在编辑、传抄、刻印、装帧、流传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主要有抄写本和刻印本。
古书版本优劣杂陈，治文献考据学应选择可靠的版本，否则容易受误本之欺。
古籍校勘有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其中对校是最基本的方法。
对校的前提是广备同一书的各种版本，在考清版本源流后，确定底本和校本。
作为清代乾嘉皖派考据大师，戴震在进行古文献整理时，注重研究古籍版本，并阐述了一些古籍版本学思想，探讨了一些古籍版本学的方法，在古籍版本学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一、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思想与方法（一）推崇文献古本、善本文献版本越古，所记载的内容越接近事实，杂乱臆改和倒衍讹脱现象越少，其真实程度、可信程度也就越高，所以古本、善本比近世多次传抄的抄写本的史料价值要大得多。
宋、元时期的版本，由于流布较稀少，加上传抄、刻印次数少，讹错谬误较少，因此宋版、元版古籍一般都是珍籍善本。
对此，戴震在多年的古籍整理实践中，也有这种认识：“书，年代略旧，便有些子好处。
”[1]清代学者多通晓古籍版本学，广备众本、精选珍本，作为考据的重要前提。
戴震也是如此，他在对古籍的考证、校勘时，多方搜集异本并精心挑选善本为底本，以纠正讹舛、订正错漏。
如他在早年校勘《大戴礼记》时，共搜集到五种版本（宋本一，元、明本四），对其中的宋本，戴震更为珍视，将之作为最重要的底本，再比对其它四个版本而互相校对。
余尝访求各本，得宋本一、元明本四。
宋本亦有讹失，余合五本参互校正。
[2,p287]第40卷第1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1月-28- （二）实事求是，不盲目迷信宋本宋代开始兴盛雕版印刷业，从而促进了书籍的广泛流传和普及。
宋版书由于流传稀少、校刻精细，因此有极大的文献学价值。
到了清代，世人多视宋版书为珍宝。
或为治学，或为显富；或珍视有加，或顶礼膜拜，由此形成佞宋之风。
宋本珍贵招致赝本增多，就是真正的宋版书也不可能一字不错，因此真正治学的清儒不会盲从佞宋之风。
戴震即是如此，他不盲目迷信宋本，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宋本[3,p166]，此即他所说的：“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
”[2,p189]言下之意，宋版书也不是全部都尽善尽美，也有讹错谬误；元、明本也不全都有误，可用之来补充校订。
因此，戴震在对古籍进行训诂、校勘等实际工作中，经常指明宋版书的一些错误而“不可从”，如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为正式校订《水经注》而作准备所作的《手校水经注批语》中，就指出过宋本有脱误而不可以盲从：东原云：《水经》本作“又东北过屯留县东，又东北过潞县北”，上“壶关”下《注》云：“县在屯留东，不得先壶关而后屯留也。
”若删去“屯留”则《注》无着矣，宋本脱误，不可从。
[4,p562]再如戴震在早年校勘《大戴礼记》时，共搜集到五种版本（宋本一，元、明本四），他将宋版书作为最重要的底本，但知道“宋本亦有讹失”，故而戴震“合五本参互校正”[2,p287]，即他将元、明时期的四个版本作为重要补充来互相校对《大戴礼记》。
（三）集众本择善而从戴震在训释、校勘古文献时，尽可能地搜集同一古文献的多种版本，从中选择一至二个善本作为最主要的参考底本，然后进行相互比对研究，此即“集众本择善而从”的方法。
例如，戴震在疏证、校勘《方言》时，多以宋代曹毅之本和明代《永乐大典》本为依据而从之，原因在于曹毅之本是明正德四年影印的一个宋钞本，近于古本、善本，《永乐大典》则是明代官修的类书，根据宋代国子监本、蜀本、闽本、赣本而来，基本源自古本、善本。
但戴震并不仅仅以曹毅之本和《永乐大典》本为依据，而是比对《十三经注疏》《说文》《集韵》《广雅》《经典释文》《玉篇》等群籍中所引用的《方言》来相互校正[3,p164]。
例如，《方言疏证》卷十中的“昲、晒，干物也。
扬、楚通语也”条，戴震对之作案语曰：《广雅》：“昲、㬓、晒，曝也。
”《玉篇》云：“昲，干物也。
晒，暴干物也。
㬓，置风日中令干。
”注内“费”，诸刻讹作“晒”，今从曹毅之本。
“常”诸刻讹作“通”，又脱“耳”字，从《永乐大典》本。
[5,p159]（四）注重古籍版式、行款以考订文献戴震在研究、整理古文献的过程中，通过研究不同时期古籍所具有的特定的版式、行款等特征，来进行对古文献的校勘、考订。
如戴震在对唐朝《开成石经》系统校勘所著的汇录《石经补字正非》中，就在多处根据《开成石经》的版式、行款等特征而推断文字的衍脱讹误。
在《开成石经补缺正非·春秋左氏》哀公七年“必弃疾于我”条目下，戴震注曰：少“弃”字，然按一行十字之数不少。
[2,p127] 这里，戴震通过版式字数的特征推断出石经不缺字。
在《开成石经补缺正非·公羊经传》之“隐公”下，戴震注曰：石经《公羊》最为残坏，此段碑缺补者少二十八字，岂补字时片石犹在，近始脱与？合断损纹颇似，非补者误也。
今将碑为图，缺处以朱别出，其已补者以墨围示异。
[2,p129]这里，戴震从版式行款字数来推定文字缺失二十八字。
在《唐石经葛本春秋左氏传校缪》文公二年传“谓其姊亲而先姑也”条目下，戴震注曰：石经脱“姑”字，“也”字，上下行空独大，时刻舛误，可口映日中，并非裱脱。
[2,p165]这里，戴震从石经版本文字的行款特征，即上下行之间的距离“独大”，推测出石经脱了“姑”“也”两个字。
如此例子不胜枚举，表明戴震研究古籍确实明察秋毫、巨细毕究，充分运用丰富的文献版本学知识来整理古籍，这也是他能够在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
（五）通过辨明古本源流变迁来校勘戴震在1773年进入四库全书馆后，充分利石开玉：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成就-29-用宫藏的大量珍本、善本、秘本校勘了许多古籍名著，每校一书，必辨明古籍版本的源流变迁情况，以力求探讨致误原因，改正错讹，使所校典籍成为善本、珍本。
如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张淳的《仪礼识误》后，以此《大典》本为底本对之校勘，其前提工作之一是辨明张淳所引据的多种来源古籍版本，即校书提要中所说：淳为之校定，因举所改字别为是书。
其引据有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之监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杭之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释文》、《疏》，覈订异同，最为详核。
[4,p614]再如戴震在校勘《九章算术》时，辨析了该书自北宋以来二三百年的流传变迁情况：北宋以来，其术罕传。
自沈括《梦溪笔谈》以外，士大夫少留意者，书遂几于散佚。
至南宋庆元中，鲍澣之始得其本于杨忠辅家，因传写以入秘阁，然流传不广。
迨明又亡。
故二三百年来，算数之家均未尝得睹其全。
惟分载于《永乐大典》者，依类裒辑，尚九篇具在。
[4,p629]二、戴震在古籍版本学方面的实践成就（一）考辨《诗经》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 戴震训释《诗经》而著成《毛诗补传》二十六卷、《毛郑诗考正》五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
在训释工作中，他备列古本、今本、俗本之文字异同，并详细列举众本所引古书之文，以相互参证、辨章析字、探求真义。
如《毛郑诗考正》卷三中的《公刘》篇义条目下，戴震作案语时引用《国语》《史记》所录祭公谋父谏穆王曰：“昔我先王”，戴震对此作注道：“俗本《国语》脱去‘王’字，宋本及《史记》并有。
”[6,p649]又如《杲溪诗经补注》卷二中的“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句下，戴震在列举毛《传》、郑《笺》之说后，作按语曰：“俗本‘襛’旁作禾者，转写之讹。
《石经》及《释文》、《注疏》本皆未误。
《说文·衣部》‘襛’字下引此诗。
”[2,p41] 可见，戴震能充分运用古籍版来考订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取正去非，推重古本、善本而驳正劣本、俗本。
戴震训释《诗经》精深之处在于能够利用娴熟的古籍版本学知识而广列众家善本所引经典之文以考辨一字，如《毛郑诗考正·维天之命》“假以溢我”句下，引毛《传》：“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