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部分内容

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础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

为了提出一个合适于我本节论述目的的重点此后我把它叫做基础市场社区。

我相信，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进要把这种社区当作以中国中间社会结构，而且也要当作一个文化政体——雷德菲尔德的“小传统”在中国的表现——来分析。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

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

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

我们可以从这个区域通常有多大，社会一般包括多少人口开始。

为了避免罗列引证众多的实例，我提出一系列的估算，把我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有关的经验实例中的资料合并理顺。

表1以一个简单的图解模型为基础，指出一个显著而又极端重要的事实，即，基础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的密度反方向变化。

在人口稀疏分布的地区，市场区域必须大一点儿，以便有足够的需求来维持这一市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它们则较小。

这个表还提示出一种一般常识不一定能遇见的关系，即市场社区的平均人口仅在一个点以前与人口密度一起增长；当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325人时，以及当基层市场区域面积降到27平方公里以下时，市场体系的平均人口开始下降。

至于为什么市场区域会随他们所在区域的人口密集而逐渐变小这一问题的充分理解，有待于第二部分中对变化的分析，但表1显示出的市场体系人口和面积之间的关系则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当各地区的市场区域面积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而不断下降时，显然最终肯定会达到一点，此时更小的面积无法容纳更多的农业人口。

在中国农业区，民国末年，这个点位于人口密度300-350之间。

面积达150平方公里或更大的特大市场区域（表上最上方）只出现于中国农业区的山岳地带和边远的不毛之地，在这些地区，人口散居于险恶的环境中。

只有这类地区市场社会的人口才会少于3000人。

在另一端，面积15平方公里或更少的特小市场区域（表底部）只出现于特别肥沃的平原，在典型情况下位于大城市中心的附近。

中国农业区基础市场区域规模的分布可以概括如下：所以，大多数基础市场区域的范围可以让最边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气地步行到集上——这段距离为3.4到6.1公里。

在模型中（见表1最下行），市场区域面积刚过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不到8公里，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

基础市场社区平均（中等）人口约7000多。

所以，很清楚，即使典型的社区——18个左右的村庄、1500户人家、分布在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也不是在讨论由极为紧密或强烈的束缚构成的关系密切的原始团体。

另一方面，像大多数中国学生不愿意把市场体系看作社区，并受到相关文献的烦扰一样，我们很可能在这方面也被引入歧途。

让我以高店子为中心的社区进行说明，这是我调查过的四川一个基层集镇。

这是一个不够典型的较大的体系，在1949年到1950年约2500户人家。

普通农民是否认得出——更不必说熟识——那么多家庭的成员呢？如果林先生——一个45岁的农民，我和他住在一起——可以被看作一个典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林先生和这个市场体系各地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

此外，它能够认出社区中主要上层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庄散布于何处。

他知道集镇另一边的家庭的详细情况，而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他们的邻居。

林先生关于高店子社区的社会知识比起在他场院中干活的农业工人或用车把他的橘子运到市场上去的运输苦力，或许给人的印象更深，但是与社区地方上层的任何有闲的绅士的见多识广的社会知识比就逊色的多了。

身穿长袍的地区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是他认识他到市场去的路上碰到的所有人，并在他的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

但这一切当真很奇怪吗？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础市场上已经去过不止3000次。

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

他从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在茶馆中与同他住处很远的村社来的农民同桌交谈。

这个农民不是惟一这样做的人，在高店子有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茶馆，很少有人来赶集不在一个或者两个茶馆里泡上至少个把小时的。

殷勤和善的态度会把任何一个踏进茶馆大门的社区成员很快吸引到一张桌子边，成为某人的客人。

在茶馆中消磨一个小时，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它加深对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

让我们暂时停下来，注意一下，当一个农民对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社会状况有了充分良好的了解，而对基层市场区域之外的社会区域却完全无了解时，会引起的某些结构上的后果。

这意味着他所需要的劳务——无论是接生婆、裁缝还是雇工——大部分都在体系内的家庭中找到，由此而建立起一个老雇主与受雇佣这结成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都存在于基层市社区内，这意味着，如前一节所提到的，一个迫切需要资金的人会在其村庄范围之外组成一个互助会。

这还意味着农民常常在市场社区内娶儿媳。

媒人们（在四川，他们常在集镇的某些茶馆中活动）和适龄小伙子的母亲有相当大的保证，可以在整个基层市场社区中寻找未来的儿媳，但是他们对体系之外的家庭则缺乏了解，无法从那里寻找候选人。

总之，基层市场社区中有一种农民阶层内部通婚的特别趋向。

对于这一点，吉恩对香港新界的一个客家村社的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证明：村里最活跃也是最成功的媒人是一个富婆，他特别频繁的到大铺镇上去，那是一个每日集，她在哪儿记下较大社区中适龄女儿的名单。

结果是，一个宗族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他的年轻女子嫁到另一个宗族中做新娘的安排往往集中在基础市场社区内，又好像是更接近与可能没有直接先例的固定的联姻。

农民的姻亲结合因此构成另一个遍布于基础市场社区的网路，并使结构更加完整。

在父亲血缘关系方面，我怀疑基础市场社区在宗族组织方面起了一种解决令人感到困扰的分解问题的作用。

在中国，新的村庄习惯上或是有一个家庭或者由一小部分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建立。

在这种新村落中的家庭，实际上构成他们原来村落——通常不太远——的宗族的一个支系。

经过几百年的这种分裂，中国农村的不少部分维持了大量的同姓氏的地方化宗族，他们由于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血缘关系而在历史上重重联系，但是每一个地方化宗族都位于一个不同的村庄或集镇。

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相邻的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系会永久存在并形成有组织的统一体，而另一些具有同样久远的祖先的宗族却各自独立？我的设想是，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础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市场体系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础市场社区的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

在四川，我调查过的地区，林姓客家家族主要集中于以高店子、赖家店和大铺面为中心的三个市场区域中。

然而，每个区域中的林姓家族似乎是单独组织起来的，在他们的各自集镇的茶馆中有自己的议事机构。

水野曾提到，在华北，宗祠通常设在集镇上而不是村中。

因此，我们把基层市场社区视作“复合宗族”的通常所在地可能要好些。

在这方面，我还要提到另一种有启发性的情况。

在福建海澄县港尾的基层市场社区中，全部人口的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复合宗族。

1948年市场本身受到“大房”的控制，这个大房是位于集镇北的宗族的一个分支。

在港尾集上，三个掌粮食斗的人，牲畜经济和猪的过称人、轿夫头儿，甚至乞丐头，都来自大房，从大房来的买主在集上有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大房在复合宗族中的社会地位的优势明显表现在市场社区的经济体系中。

在适当的环境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正如地方化宗族中占统治地位的支系能够在村社中维持最高权力一样，在复合宗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化宗族也可以僭取对市场社区的控制。

港尾的例子还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不可能与对市场的控制分开。

在四川，民国时期，以哥老会为共称的秘密会社在农村社会的所有层次都行使最高权力，基础市场社区也不例外。

事实上，基层市场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单位，因为哥老会的分会由一个基层市场社区组成，而且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只限于一个基层市场社区内。

在以高店子为中心的基层市场社区中组成了两个分会，一个“清”，一个“混”：两个都在镇上的茶馆中设有山堂并举行会议。

大部分男性成年人属于一个分化或另一个分会，几乎在每一个集日分会成员们都能与分会职员们一起处理事务。

后者呆在一个指定的茶馆中。

在高店子，如同在四川盆地的其他集镇上一样，市场本身受一个秘密的分会控制。

掌粮食斗的人、猪的过秤人、牲畜经纪人和其他一些拿佣金的代理人都有会社成员担任。

每个经纪人的酬金中都有一部分要上缴作为分会的财产。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市场的控制可能广泛的分散在一些基本村社中。

在山东，常见的安排是赶一个集的村庄轮流负责市场管理。

在阴历每旬中，指定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共同负责出人担任公共的计量人员，并给这些人出津贴，以使他们成为免费的诚实的经纪人提供服务。

然而杨庆引用的一些实例表明，这种分散的控制限于小市和较不重要的基础市场；在中间市场（以及某些明显较大的基层市场），权力往往是集中的，或是由于大量的村庄的共同管理行不通，或是由于在一个大的、比较繁荣的市场上，经纪人的酬金多到权力集团不能不忽视不理的程度。

这样，市场本身就构成市场社区中社会结构的一个焦点。

另一个焦点，其重要性不弱于市场，通常由镇上较大的寺庙提供。

首先，管理寺庙的董事会不仅仅由虔诚的镇民组成，还包括住在市场区域中各村社的有宗教信仰，有领导地位的居民。

然而，在于寺庙供奉的主要神灵的节日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庙会，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不能只靠虔诚。

在高店子，庙会由一个董事会组织，董事会成员由店铺老板中的头面人物和地主上层人物中最有权力的成员担任。

每年在节日期间组成地方治安团体以管理拥挤的人群并引导队伍行进，1950年这个志愿团体约有60位志愿人员，而且包括了该市场区域中的各村庄的人。

此外，庙中庙中供奉的神灵本身在尘世的活动范围，被认为与基层市场区域一致。

东岳——一位管理地狱的官员——的雕像每年要被太处在他权力区域内游行。

传统的线路是，沿着由集镇辐射出去的每条主要道路，抬着神像依此走过红门铺、沙河镇、窝窝店和大石子——每个幺店位于市场区域的一角。

用这种方式，这个宗教节日每年一度重新肯定了该社区的领地范围，并象征性的加强了基它以集镇为中心的结构。

基层市场社区的分立性还以另一种方式染上了宗教色彩。

由信徒组成的祈祷团体参加宗教庆典时共同为受祝的神奉献祭品，并作为团体参加游行。

1950年，30多个这类团体参加了高店子的庙会，除了来自成都的三个团体以外，每个团体的成员都限于一个基层市场社区，来自外地社区的团体都以他们的集镇名称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