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词中的道教文化情结
唐末五代道教思想的社会历史观研究
唐末五代道教思想的社会历史观研究唐末五代时期的道教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的中国，道教思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
针对唐末五代道教思想的研究，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道教思想在社会变革和历史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分析，结合五个例子，深入研究唐末五代道教思想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道教思想的发展唐朝时期，道教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与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了并存的局面。
五代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繁荣，道教思想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一些文化、科技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巨大的推动。
例如《赤壁之战图》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作品之一。
对于道教思想的研究，应当包括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考察。
二、道教理论的特点唐末五代时期的道教思想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和理论观点。
这些理论观点包括了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等。
例如，他们认为世界是由五行构成的，世界的运行和变化遵循着五行的规律。
人的身体也是由五脏六腑组成的，人的生死转世也是由于五行的作用。
此外，道教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自我修行和内心的平衡。
三、道教思想在社会历史中的影响唐末五代时期的道教思想在社会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推动。
例如，五代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给了道教思想提倡“无为而治”的空间和机会。
在经济方面，道家注重自然因果和正义平等，强调“水行自高”，反对浮躁急功的商业风气。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道教思想也与儒教、佛教产生了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的局面。
四、五个例子的分析1、道家思想对于《太液池神文》的影响《太液池神文》是唐朝时期的一部官方道教文书，它对于五代时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它强调了政治和宗教的和谐，鼓励政府和民众时刻保持清心寡欲，正确对待自然和社会。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导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原本是宫闱秘事，却被后人传诵至今，甚至于提升到能同梁祝相媲美的审美高度，这不得不归功于历代文人的墨润。
白居易的道教情结在诗歌中体现在他套用了道教的三大母题。
一、角色母题――仙真道教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远古神话，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神话谱系。
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主角――仙真。
陈耀庭先生将道教神谱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先天尊神，都是出于天地未分时的先天真神，例如：三清、三官、四灵二十八宿等。
第二层次是天地开辟以后的得道仙真，都是由凡人学道、修道后成真的后天神明，如八仙等，是道教徒自己创造的新神。
三是长期流传于民间并受到道教供奉的俗神，例如门神、财神、妈祖等。
”[1]《长恨歌》既然是放在一个道教神话文本中记叙故事的，那么主人公和道教有何关系呢?《长恨歌》开始是这样拉开唐杨爱情序幕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从“人未识”、“一朝选”这样的字眼来看，二人相识之前杨玉环是冰清玉洁待字闺中的少女。
而杨玉环在皇宫之中最初的真实身份，曾为朝廷命官的白居易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他并未提及杨玉环曾经是唐明皇的儿媳妇一事，难道仅仅是慑于皇家权威有所忌惮吗?那么为什么千百年后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在有意无意地淡化这段历史呢?唐明皇是如何“误导”舆论、掩国人耳目的呢?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杨玉环在735年被册封为寿王妃(唐玄宗儿子李瑁之妻)，五年后(740年左右)她被度为女道士，并起道号“太真”，又五年(745年)唐玄宗召她入宫，并册封为贵妃。
原来，杨贵妃曾经被“度”为道人――问题的关键在此。
这件事记载在众所周知的唐玄宗741年亲自颁布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批复了杨玉环的申请：”……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道教典故与唐宋诗词的联系
道教典故与唐宋诗词的联系道教典故与唐宋诗词是道教与文学这个大课题中的子课题，通过道教典故与唐宋诗词的密切关系可以窥测道教与文学之密切关系。
道教典故以其独特的道教文化意蕴及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赋予唐宋诗词以独特。
一、典故和道教典故典故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
”意思是典制、成规。
后来典故的词义进一步扩大，诗文中的用典也被称为典故。
典故的运用由来已久，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典籍中就已出现了用典的现象。
大概到了汉代，文章中用典，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唐宋时期用典的现象就更加普遍，用典的技法也相当成熟了。
目前对典故的定义比较科学的应该是《辞源》中的界定：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文心雕龙·事类》：“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
《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
”根据刘勰的观点，将典故分为“举人事以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两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事典”与“语典”两类。
所谓事典，就是《辞源》中的“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语典，就是《辞源》所说的“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文人作品中使用典故有其历史因素，一方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如烟海，中国人又有记录典籍、保存经典的习惯，所以在创作过程中能够引经据典，援引成文。
另一方面，古人对古代经典十分尊崇，常以古非今、以古喻今,在诗文中引入古代故事和古人言语更有说服力。
另外，中国人诗文创作以含蓄为美，以新奇为贵，使事用典能够含蓄地表现文人的意图且不落俗套，故刘知幾《史通·叙事》云：“（用典）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漠，经籍之通矩也。
”]说明用典是诗文中通用的规范。
唐宋时期，是诗文用典的成熟期，诗文中运用的典故不仅数量多，而且用法灵活多变，据《常用典故词典》、《古书典故词典》、《诗词典故词典》所统计，常用的典故有六千多条，还不包括一些已经日常化为口语和使用较少、比较生僻的典故。
从词牌看道教对诗词的影响1
从词牌看道教对诗词的影响*导读：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没有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不可能诞生道教这种……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没有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不可能诞生道教这种对中国人影响深刻的宗教；同样，没有中国这块土壤，也不可能产生道教文学。
道教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限于篇幅，下面具体论述对词牌的影响。
十九世纪初，甘肃敦煌鸣沙山第二八八石窟被打开，其中有数百首词曲，这是唐五代音乐舞蹈的资料，它对唐五代的词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从敦煌卷子中清理出来的唐五代词，又称为敦煌曲子词，或称为敦煌歌词。
它是反映民间生活的唐五代的曲子词，这就是说，至晚在盛唐，这种带音乐的诗即词就已经产生了。
起于民间的词作为诗的又一种形式，自产生以来，便和唐诗一样，与道教有着极深的缘分。
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主要样式。
宋代理学昌明，又由于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兼以政治斗争、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有人便以为道教思想在宋代文学中相对地减少了。
但翻开卷帙浩繁的《全宋词》、《全金元词》等，我们发现众多的词牌直接来源于道教。
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传说、道教人物、道教教义、道教意象，仍然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和题材。
我们知道词来自民间，它本来是配乐的歌词，所以也称曲子词。
词调是写词时所依据的乐谱。
每种词调都有特定的名称，叫做词牌。
或者说，每一首词都先有一首歌谱，随后配词。
当时每一首词的歌谱，就称词牌，牌就是谱。
①词的诞生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词的初起阶段，词牌本事往往与道教有关，正如南宋人黄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所说：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
此外，《洞仙歌》、《天仙子》诸调当都皆与道教相关。
另一方面，不少词乐直接便是由道教音乐转化而来的，如《西江月》即是《步虚词》，《霓裳羽衣舞》本为道曲等。
道教与词本即有较深的渊源关系，清康熙五十四年刻印的《钦定词谱》收入词牌八百余种，有一些与道教典籍、道教传说有关，以下分别说明之。
唐代诗歌与道教的交汇
唐代诗歌与道教的交汇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时期，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繁荣发展，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时期，唐代诗歌与道教发生了深刻的交汇与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塑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一、道教的兴起和影响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的教义和信仰逐渐深入人心，很多文人墨客对道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追求。
道教强调追求长寿、神仙境界和超脱尘世的境界，这与当时诗人追求琼浆玉液、仙境美景的意境契合，因此道教思想在唐代诗歌中得到了广泛的展现。
二、道教意象在唐诗中的表现1. 山水意象：唐代诗人常以山水为代表的自然景观来表现道教中追求超脱尘世的境界。
如白居易《山行》中“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一句，展现了世界之外的宁静与美好。
2. 仙境意象：唐代诗人在描绘仙境时往往借用道教的意象，表现了对长寿和神仙境界的追求。
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句，直接描绘了神仙般的境界。
三、道教思想对诗歌创作的影响1. 追求超脱：道教教义主张超脱尘世，唐代诗人在创作中也追求超脱于尘俗之外的境界，表现了对神仙、长寿和仙境美景的追求。
2. 默写自然：唐代诗人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强调感受自然、默写自然，追求与自然相融合，体现了一种超越人类的情感境界。
3. 心灵与自由：唐代诗歌中道教思想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上。
诗人们借道教教义表达了对束缚和羁绊的追求自由的愿望。
四、唐代诗人与道教的联系1. 王之涣：他的诗作中常常出现对长生不老、神仙境界的追求。
2. 白居易：白居易对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诗作中常以山水意象描绘神仙境界。
3. 杜牧：杜牧善用道教意象，表现了对超脱尘世的追求。
五、结语唐代诗歌与道教的交汇，使得唐代诗歌在追求自然美、超脱尘世、追求心灵自由等方面具有了独特的特色。
道教对唐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表现手法上，更表现在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上。
唐代诗歌与道教的交汇成为唐代文学的一大特点，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参考。
唐五代词中的道教文化情结
效仿的便可想而知 了。她们的遁入道门，整体提高了道姑的文化水平。一些女冠用诗 、词来摹写
道观的生活 。中唐 以后便出现了道姑诗的盛行，如杨敬真及四友的 《 会真诗》 。女道士 中参与词
的创作的有传为杨太真 （ 玉环 ）所作的 《 阿那 曲 ・ 罗袖动香香不 已》 。另有女道人鱼玄机的一首
《 杨柳枝》 ，作者于触 目悲切缠绵的离别之中寄寓了一仑恳切的愿望：愿天下有情人永不离分。
后世被视作豪放派的词作，其于香软绮艳 的花间词的艺术经验 中亦获益颇多。 然笔者粗略地于全 唐五代词的抒意言情 中却发现了许多似与词的功能不相协步的道教文化浸染。本文拟对全唐五代 词 中蕴藉 的道教文化情结作一下探讨 。
词，作为隋唐时期新生的文学样式，因其易于表现男女之情而从诞生之 日 起便颇受文人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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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 ０卷第 １ 期
Ｖｏ ０ Ｎｏ１ ｌ ， ２
温 州 大 学 学 报 ・ 会 科 学 版 社
Ｊ ｕｎ ｌ ｆ ｅ ｚ ｏ ｉ ｅｓｔ Ｓ ｃＭ ｃｅ ｃ ｓ ｏ ｒ ａ ｎ ｈ ｕＵｎｖ ｒｉ ｏ Ｗ ｙ， ｏ ｉ Ｓ ｉｎ ｅ
后世拟托唐时女冠何仙姑之类的词作亦可看作是女性道人参与填词的文化现象的辑资参考。 其次，从词调的起源上看。唐五代词人所用的词调中，就音乐的来源看，其 中有不少是来 自 ． 道 门的法曲。 如来 自于月宫仙女舞蹈故事的 《 霓裳羽衣 曲》 。欧阳修 《 六一诗话》就曾说： “《 霓 裳》曲，今教坊 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 人间又有 《 望瀛洲》 献仙音》二曲，云此其 、《
体中的文人化倾向则是愈见弥彰 。 史载男性文人道士中摭拾词牌填词的就有晚唐 的华阳真人施肩
吾 。其作中有借神秘 的虚幻世界来表现 自己超然物外、洁身 自处的 《 步虚词》一首和托意杨柳实 写烟柳女子悲惨遭遇的 《 杨柳枝》一首。另有晚年出家为道士的戴叔伦 ，其仅存 的一首词 《 调笑
隋唐五代的道教
隋唐五代的道教，是南北朝道教的延继与发展。主要表现为茅山道系的延续与发展。从隋代的王远知．苏元朗．唐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杜光庭，均出自茅山道，一脉相承。特别是在唐朝，道教作为皇族宗教，曾一度呈现出十分隆盛的景象。唐室一是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在社会风气尊重门阀的当时，可以显赫自已的高贵出身；二是为更好地利用神权维护其统治，要宣扬自已有一位崇高的护国神；二是为利用道教教化黎民百姓．以安定社会；四是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需要採取扶持道教以抑制佛教势力的措施，故而自认太上老君李聃是自已的族祖，道教是皇族的宗教。道教也利用这种微妙的关係，大为发展教务。由于盛唐文化思想的灿烂发展以及佛道之争的影响，促使道教向义理化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主要表现在茅山派道士及四川天师道之大量造作道书，使道教教义更具理论色彩，同时斋醮仪式亦更为完备。主》被尊为道教的圣经。
二：纳儒，援佛入道及从道教角度阐发老庄思想，使道教向义理化发展前进了一大步。
三：锺吕金丹（内丹）道的崛起。
四：杜光庭之完成道教斋醮仪式。
五：出现了《阴符经注疏》．《玄纲论》．《坐忘论》．《入药镜》等重要道书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
李白诗歌中的宗教意蕴
李白诗歌中的宗教意蕴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作品以其奔放豪迈、意境深远而闻名于世。
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宗教意蕴的存在。
本文将从佛教、道教和儒家三个方面来分析李白诗歌中的宗教意蕴。
首先，李白的诗歌中常常出现佛教的影响。
佛教是中国古代三大宗教之一，对于李白这样的文人来说，佛教的思想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静夜思》中，李白写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夜晚的景象，但其中的“低头思故乡”一句，暗示了人们在世间的离愁别绪，具有佛教中“生死离别皆是常态”的思想。
其次，道教也在李白的诗歌中有所体现。
道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李白的诗歌中常常描绘自然景物，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和向往。
例如，在《登金陵凤凰台》中，李白写道：“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这首诗以金陵凤凰台为背景，表达了对自然景观的赞美，同时也体现了道教中“顺应自然”的思想。
最后，儒家思想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
儒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体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和个人修养。
李白的诗歌中常常表达了对友谊和人情的思考和感悟。
例如，在《送友人》中，李白写道：“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这首诗以送别友人为主题，表达了诗人对友谊的珍惜和对离别的痛苦，体现了儒家中“仁爱”和“知行合一”的思想。
综上所述，李白的诗歌中存在着丰富的宗教意蕴。
佛教、道教和儒家三种宗教思想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体现。
通过对李白诗歌中宗教意蕴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的作品，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宗教思想。
李白的诗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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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卷第1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07年1月V ol 20, No 1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Jan, 2007 唐五代词中的道教文化情结晁成林(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词于唐五代的初期发展中，一方面有意识地与诗体偏离而向着绮艳情的一格彰立。
但同时摘要：秾道教文化的浸润又使词具有了洗静明练的特质。
本文拟对浸渍词初期发展的道家文化作一下探讨并试图分析其滋生的原因。
关键词：全唐五代；词；道教文化；浸润；成因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09X(2007)01-0015-04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词是属于可歌的合乐文学。
在民间的沃土中孕育其形后初绽于唐而繁盛于宋，是晚唐赵宋的主要文学形式之一。
伴随着隋唐燕乐而产生的词，最初由民间的流行经商业机构及官方机构（唐代教坊）的应用、推广逐渐被文人所注意并相袭沿用。
从而成为他们一种与“言志”、“明道”的传统诗文相迥异的言情体艺术形式。
文人词的创作大约始于盛唐时期，其数量在中唐时期已蔚为壮观，晚唐文人词创作渐趋繁盛。
五代中更形成了词体创作中的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的两派。
特别是经过花间词人的艺术实践，词和诗在题材与社会功用方面分道扬镳的趋势已初见端倪。
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1]专事言情已为词体的正宗。
即使是在后世被视作豪放派的词作，其于香软绮艳的花间词的艺术经验中亦获益颇多。
然笔者粗略地于全唐五代词的抒意言情中却发现了许多似与词的功能不相协步的道教文化浸染。
本文拟对全唐五代词中蕴藉的道教文化情结作一下探讨。
一词，作为隋唐时期新生的文学样式，因其易于表现男女之情而从诞生之日起便颇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
进入中唐以后，倚声填词的文士渐多。
晚唐五代时期的词作，无论是从数量、质量还是从词的演唱的规模上，其盛况大大超越了中唐以前对词的传习程度。
与此相映的是，从隋唐到五代词的发展、定型的过程中，在词的创作各个环节中都无不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浸润。
首先，从词的创作主体看。
唐代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使得道教思想一度很是流行。
而道士群体中的文人化倾向则是愈见弥彰。
史载男性文人道士中摭拾词牌填词的就有晚唐的华阳真人施肩吾。
其作中有借神秘的虚幻世界来表现自己超然物外、洁身自处的《步虚词》一首和托意杨柳实写烟柳女子悲惨遭遇的《杨柳枝》一首。
另有晚年出家为道士的戴叔伦，其仅存的一首词《调笑令·边草》是借边地冬天荒原的景象来抒戍边老卒愁怨的难得的佳作。
身为后世民间所敬奉的唐收稿日期：2006-09-13作者简介：晁成林(1972- )，男，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80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20卷第1期 时仙人吕岩、张果老等人，其所传之词作虽多系伪托，但也从侧面辅证了此时期道人中确有参与填词的这一文化现象。
女性入道在唐时概有三因：摆脱病魔入道清修、为婚姻爱情暂且入道以及对道的虔诚崇拜。
清人龚自珍在《上清真人碑书后》就曾指出：“唐世武（则天），杨玉环，皆为道士。
一代妃主凡为道士可考于传记者四十余人。
”在妃嫔、公主的崇道行为的感召下，其余女子潜心入道纷而效仿的便可想而知了。
她们的遁入道门，整体提高了道姑的文化水平。
一些女冠用诗、词来摹写道观的生活。
中唐以后便出现了道姑诗的盛行，如杨敬真及四友的《会真诗》。
女道士中参与词的创作的有传为杨太真（玉环）所作的《阿那曲·罗袖动香香不已》。
另有女道人鱼玄机的一首《杨柳枝》，作者于触目悲切缠绵的离别之中寄寓了一个恳切的愿望：愿天下有情人永不离分。
后世拟托唐时女冠何仙姑之类的词作亦可看作是女性道人参与填词的文化现象的辑资参考。
其次，从词调的起源上看。
唐五代词人所用的词调中，就音乐的来源看，其中有不少是来自道门的法曲。
如来自于月宫仙女舞蹈故事的《霓裳羽衣曲》。
欧阳修《六一诗话》就曾说：“《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
人间又有《望瀛洲》、《献仙音》二曲，云此其遗声也[2]。
”就词调名称的本事看，起源于道教仙界说的就有《临江仙》、《阮郎归》、《天仙子》、《谪仙怨》、《桃花行》、《潇湘神》、《巫山一段云》、《忆仙姿》、《别仙子》、《河渎神》等。
起源于道士修行的则有《女冠子》等。
黄昇的《花庵词选》卷一曰：“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
”在晚唐五代，出自道教神仙故事或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那些词牌，其本事、声调与主题基本是吻合的。
以牛希济的《临江仙》七首为例：其一咏巫山神女事；其二咏谢女修道升仙之事；其三咏箫史弄玉之事；其四咏湘妃之事；其五咏宓妃之事；其六咏弄珠（汉皋神女）之事；其七咏湘君与罗浮仙子之事。
唐五代词人中以《女冠子》填词的有11家。
其中全咏女道士清修生活的有薛昭蕴两首、牛峤四首中的第三首、张泌一首、尹鹗一首、李珣两首、鹿太保两首、毛熙震两首中的第一首、孙光宪两首。
而只有韦庄的一首、牛峤四首中的一二四首、毛熙震两首中的第二首、欧阳炯的两首等词作未曾述及女道士的内容。
再次，从词的内容上看。
在这个时期词的内容创作上折射出来的道教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歌咏道教的科仪。
这部分词作主要都集中体现在了唐五代时期文人撷取“步虚词”、“步虚引”的体式而赋的倚和之作共16首。
原为“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3]”的道教曲，“步虚词”被苏郁、李德裕、徐弦、陈陶等文人藉为了直接歌讴道教科仪的体裁，其余的施肩吾、高骈、司空图等人的“步虚词”稍加了变异，而借道教的生活来抒己之郁情。
其二，歌咏道教人物。
此类词作中道教人物可分为两类：道士和仙人。
道士生活主要在《女冠子》、《天仙子》（和凝《天仙子·洞口春红飞簌簌》）等词调中多有撰述。
仙人的歌咏除了《步虚词》之外，《临江仙》、《谪仙怨》、《天仙子》、《河渎神》、《巫山一段云》等中也颇多歌吟。
西王母、彭祖、巫山神女等仙人皆是常常被歌的形象。
其三，摭拾仙家故实。
在此时期的文人词的创作中，内容中采撷仙家故实已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
特别是“巫山神女”、“箫史弄玉”、“湘妃竹”“牛郎织女”、“嫦娥”等仙家故实频繁地被文人驱谴入调。
道教的“上元节观灯（张说《踏歌词》）”、“中元节香供（陈元初《忆长安》）”、“大罗天（敦煌词《献忠心》）”、“长服气（敦煌词《谒金门》）”等礼仪的故实晁成林：唐五代词中的道教文化情结 81亦是纷罗其间。
至于道教的“蓬莱”、“昆仑”等仙境也往往幻化其中，瑰丽万千。
使词于美艳中不断地折射出道教的文化光环。
二“唐代城市文化发达，文化生活比较普及。
秦楼楚馆、勾栏瓦舍都是乐工伶人的演唱场所”[4]。
“被声而歌”的词，因其笃于悱恻传情的特质而渐成上流社会的新宠。
文士习词日益风行，或抒别离，或感谪意，或摹香艳，浅斟低唱中，演绎了多少士人的酸楚与希冀。
从白居易的感念杭州（《忆江南·江南忆》）到温助教的傲然兀立（《更漏子·背江搂》），从韦庄的流寓失所（《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到李煜的国破家亡（《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文士们于唐五代时期的社会起伏升落中所展示的心路履迹也一一地汇融在了词的风华月盈之中。
在以词为揣情抒性、吐露心迹的创作中，词人们缘何那么地衷情于道教文化的浸润，而使唐五代的词作中所蕴蓄的道教文化情结颇为浓厚呢？一是宽松的思想环境。
公元620年，唐高祖李渊驾临楼观台拜谒老君（老子李聃）祠庭。
此举无疑向国人宣告了其崇道的思想。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建起老君庙。
一些有关老子及神仙的仙话故事颇为流行。
安史之乱后的宪宗、穆宗诸帝于衰朝中仍笃信道教神仙之事。
五代十国的乱世中亦有李存勖（后唐）、石敬瑭（后晋）、王建（前蜀）、李昇（南唐）等君主热衷于道教的仙境之说。
有了帝王的导向，此一时期文人创作词的过程中撷取道教仙家的故实、歌咏道教人物之作便蜂拥而出。
不光文士如此，道人亦填词度曲来互为应和。
从中唐后期流行的道人诗和道姑诗中便可窥见一斑。
道人中有史载填词的就有杨太真、戴叔伦、施肩吾、鱼玄机等人。
其伪托的吕岩、何仙姑等唐时的道冠之作更是不可胜数。
二是乱世的社会环境。
有唐一代，一直被作为盛世而被后人奉为封建社会的圭臬。
然玄宗时遭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势每况愈下。
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已使唐朝处于崩溃的边缘。
晚唐时期各种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五代十国中战乱频仍，只南唐和西蜀战事略少，社会较为安定。
身处乱世的文人，首当其要的是远身避害。
于是词作中那些企羡长寿、渴慕娴静的题材便一再受到他们的垂青。
现实中文士们则追步仙人，或虔诚修道，或隐归故里，期幻着心与形的冥合。
如唐五代中以张志和创作为代表的23首文人《渔父》词中（未包括敦煌词中的渔父词），除了顾况的《渔父引·新妇矶边月明》和孙光宪的《渔歌子·泛流萤》未及渔父生活的两首词外，余作无一不是借蓑衣渔翁的垂钓来欣羡归隐的高妙。
更不用说文人直接传习《步虚词》来歌咏道教的迷狂之作了。
此外，偊行于纷芜的乱世，文人士大夫们往往都会抑郁不达，在仕宦之中平添了些许的挫折与失意。
出世的思想也一再萦绕于他们的脑际。
而道教的文化正是滋生这一思想的沃土。
据笔者粗略地统计，唐五代文人词家于词作中涉及了道教文化的多有过隐逸、赋闲的经历。
三是情爱世俗化观念的影响。
女性的情爱题材历来是文家在文学作品中最喜表现的部分。
在此类作品里，女性的地位从唐前的衍变中经历了从母系社会的生殖崇拜到中古时期的两情相悦，再到唐时的世俗化爱情时期。
如果说唐前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对于懵懂的爱情仍只是表现在渴慕和愉悦上的话，到了唐代，爱情的题材已如一剂陈年的补药被文人肆意地勾对于各色的劣酒之中而不加抉择地吞食。
道教仙术说中的“房中术”亦被一些低趣文士（亦或是道士）极尽煽掇，再加上文人士大夫们于仕宦沉浮的挫折中本有的藉性幻想来抚慰自己的顽习，表现在词作中便是津82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20卷第1期 津乐道那些随招即来的仙女以及她们的近似直白的性宣泄。
唐五代词中，摭拾“巫山云雨”的仙家故实的词家就有李涉（《竹枝词》）、刘禹锡（《杨柳枝》）、白居易（《长相思》）、李晔（《巫山一段云》）、和凝（《何满子》）、韩熙载（《杨柳枝》）、冯延巳（《鹊踏枝》《临江仙》《菩萨蛮》）、李珣（《河传》）、顾敻（《浣溪沙》）、阎选（《临江仙》）、毛熙震（《浣溪沙》《南歌子》《菩萨蛮》）、孙光宪（《菩萨蛮》《临江仙》《更漏子》《定风波》）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