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认识这首词，还是从琼瑶阿姨的《碧云天》了解的。

高考完毕的当天买了三本书，其中就有这本《碧云天》，而今早就记不得书里写些什么了，而当时我的一个伙计恰巧看过《寒烟翠》，也是琼瑶阿姨的书，因此给我说起这两本书的名字都来出自范仲淹的一首词。

范仲淹谁不知道啊，他那“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至今传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如今仍然能够记得其中的许多句子，《岳阳楼记》词句鲜丽、行文浩荡、气势铿锵，作者一腔江山社稷情同样是“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当听说这首《苏遮暮·怀旧》同样出自他手时，感到非常吃惊，如此忧国忧民的人也会有“相思泪”吗？尤其是“碧云天”“寒烟翠”给用到琼瑶阿姨那种爱得声嘶力竭、磨磨叽叽的言情小说里。

及至后来了解到范仲淹不但文章卓著更曾出将入相，那就更是令人意外了。

范仲淹，字希文，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到朱姓人家，他也跟着改了姓名，等他长大解了自己的身世，就拜别了母亲到应天府去求学。

他学习非常刻苦，只能吃泡面或者喝稀粥。

后来考取功名赐进士及第，当了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又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这时才把姓名改为范仲淹。

随后他又做了几任小官。

当时晏殊做了应天知府——也就是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那位太平宰相，他知道了范仲淹的名声，就举荐了他，因此升任秘阁校理。

史书上说，范仲淹对《六经》都有了解，而精通《易经》，常常为人讲解不知疲倦；他还供养四方的学士，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看到这一节，忽然联想到世纪之处的新文化运动，革命先贤们举办各种爱国刊物，组建各种进步团体，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那是何等的风采。

当然也有偏安南朝的文人士大夫们的清谈集会，以个人琐事做文章，谈什么“枕流漱石”“战战栗栗”，多为高谈阔论而于国是无补。

在范仲淹入京后主要是当谏官，而他也是直言不讳，从而导致三次“荣耀”。

天圣七年，当时的太后想要到朝堂接受百官拜见，范仲淹上疏劝止并建议太后让皇上亲政，但没有通过，遂贬官河中府通判，继而陈州。

同事们置酒送行道：“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当时正在建设太一宫和洪福院，到山西买木材，范仲淹又说：大兴土木、破坏民产不合天意啊，应该停止修建寺庙道观，减少木材用量。

太后去世后，被任命为右司谏，当时有人经常谈论太后当政时的事情，他说，太后接受先帝的遗诏保护皇上十多年，应该忽略小过错而成全太后的德操。

从这里看，范仲淹并不是心胸狭隘之人啊。

有一年有蝗灾大旱，他申请派人安抚，朝廷没有安排，于是上疏说：如果宫廷中半天吃不上饭，会怎么样啊？皇帝于是命他安抚江淮，他开仓赈灾、禁民淫祀、减免茶
盐税并上疏救灾十事。

皇帝废黜郭皇后，并严禁百官参议此事。

他和百官一起到宫门前叩门质问，要求皇帝纳谏，皇帝闭门不见，无奈之下，相约第二天再去上疏。

然而，第二天早上刚到待漏院，他就接到了诏书，贬官睦州知州，后来又调任苏州。

送行时，又有人赞曰：“范君此行，愈觉光耀”。

在苏州，他疏通五条河流，把太湖水导入长江，以此功绩随后又官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郎、开封府知府等职。

范仲淹重新回到朝歌后，看到丞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因此绘制“百官图”呈给宋仁宗，对宰相的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

而吕夷简则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更兼范仲淹曾议及仁宗无后等尴尬话题，因此被贬为饶州知州，后来辗转几乎死在岭南。

不单范仲淹被贬，他的好友欧阳修、尹洙、余靖等先后被贬，而吕夷简也被罢相。

此次前来送范仲淹的已经聊聊无人，唯好友王质而已，赞曰“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或许范仲淹会在辗转流徙中度过余生，然而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西夏李元昊反叛了宋王朝，由于韩琦推荐，他被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又改陕西都转运使。

当时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议韩琦、范仲淹为副招讨使。

而吕夷简再次入相，仁宗下旨谕让范尽释前嫌，范仲淹说：我所说的是国家的事情，与吕夷简并无罅隙。

当时他已经是五十二岁高龄。

一首《渔家傲·秋思》描述的正是他在军中的情形，“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
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 在西方边陲，他采用积极防御政策，与韩琦、庞籍等互为犄角，重用狄青、种世衡等名将，保持了边境的稳定，史评“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

当时边境流传“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而他也被当地人称做“龙图老子”或“小范老子”，韩琦、范仲淹所建立的西北军一直到北宋末期仍是一支劲旅。

西夏求和后，范仲淹被任命为枢密副使，继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当时仁宗皇帝励精图治，令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等筹划施政纲领，从而形成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仁宗预览后下旨诏告全国实行，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

在范仲淹的领导下，精简官僚机构，考察官员业绩，开办学校，重视科举，取得了不错的局面。

然而，这次改革却没有持续下来，史书上记载的主要原因说：改革规模深度都比较大，有些人觉得不是非常可行；经常出去考察官吏并且还告状检举揭发，让大家觉得没有安全感；法律法规忒健全了，凡事都要按规章办事，没法再钻空子，于是逐渐有诽谤之声，继而有传言说范、富、韩等人爱好拉帮结派。

原文如下：“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

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

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
我很奇怪当时这样的政治决策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宋仁宗可是以“仁”著称的明君啊，而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名臣贤士，先后都担任过至少副丞相一级的官职，同时
代的吕夷简、包拯、文彦博等也均是一代名臣，而革新却为什么没有实行下去呢？我觉的主要还是由于那个时侯国家比较安定，虽说西夏时常有战事，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威胁而又刚议和；虽然每年都向辽国进贡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但是几十年没有战事，早就不知痛痒了。

实行新政之初，仁宗是“方锐意太平”，正在兴头上，也许他看到大宋朝屡战屡败、民穷国弱，也想改革一把，但是他并不坚决，不是非改不可，因此在实行过程中略有挫折而辄生疑虑，失去了推行新政的兴趣，总的说来还是那时的政治环境还没有把君臣都逼到没有退路的程度。

那时的宋王朝也不像清末的戊戌变法所处的历史环境那样迫切，也不像明崇祯皇帝那样面临着北方的巨大威胁，所以随着朝中一些大臣门或明讽或暗谋给革新施加障碍，仁宗就不再那么兴致盎然了，于是范仲淹、富弼等也都知难而退离开朝政，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韩琦、欧阳修也都被调离京城，其他拥护新政的也大都遭到贬谪，范仲淹等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

历史就是这样，当你有时间变革的时候，你往往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当你四面楚歌、不得不变革的时候，却又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来进行变革，直接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都说凡事要望远处看，往远处看者又几人？如果宋仁宗知道在他之后的六十年里宋朝就丧失了大半河山，徽宗父子旋被“北狩”，又会是怎样的感慨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人诚不欺也！北宋王朝在仁宗年间繁盛至极，而以自此开始衰败。

即使如此，庆历新政仍然是北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接下来的王安
石变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更具体也更庞大，但是由于他没有韩琦、富弼、欧阳修那样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支持，而仅有一班如蔡京、童贯、高俅等阳奉阴违的小人追随，不但没有变法成功反而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灭。

假如范仲淹等晚生几十年，抑或王安石能有韩、富、欧阳等志趣相投的朋友，那么靖康之耻的历史悲剧是否会出现呢？然而不幸的是，王安石的变法竟遭到了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子）等的一致反对。

历史就是这样的难懂，从支持变法求新到保守反对，都发生在同一些人身上。

范仲淹离开朝廷中枢后，先后又在邠州、邓州、青州等地任职，在赴颍州上任的路上病故，终年六十四岁，赠兵部尚书，谥文正。

“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

”且不说范仲淹的文治武功，只是他留下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亦足以流芳百世，这简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版啊。

范仲淹墓在今河南洛阳，如若我等前去，需要好好地抬起头来瞻仰瞻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