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谈《极花》
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论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一八年第十一卷第二期︵总第五十八期︶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论张晋霞摘要：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极花》是一部饱含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将“高跟鞋”“极花”“剪花花”等多种意象集中于小说女主人公胡蝶一身，表达了贾平凹先生对于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中国贫苦农村发展现状的担忧。
关键词：《极花》；象征；悲剧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078（2018）02-0077-04DOI ：10.3969/j.issn.1674-5078.2018.02.023收稿日期：2018－01－02作者简介：张晋霞（1989－），女，山西阳城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极花》是贾平凹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饱含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
小说通过叙述农村知识女性胡蝶被拐卖的故事，为处于中国底层的农村女性以及中国闭塞贫穷的农村唱响了一首凄凉的悲歌。
贾平凹先生在小说中使用多种意象，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
他将农村女性的命运与农村自身发展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作家独特的手法，表达了对二者命运的担忧以及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小说的女主人公胡蝶来自农村，父亲早亡，为了供养弟弟读书，她辍学在家，并在随母亲一起来到城市捡破烂后被拐卖至圪梁村，做了圪梁村村民黑亮的媳妇。
从贾平凹先生对胡蝶人生经历的叙述可以发现，胡蝶被拐卖至圪梁村后，多次挣扎，最后真如一个破茧成蝶的“蝴蝶”，开始了自己在圪梁村飞翔的命运。
这只命运多舛的“蝴蝶”究竟该何去何从，她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贾平凹先生留给自己也留给读者的一个思考。
在被拐卖女性胡蝶身上，不仅看到了众多像她一样的农村女子的命运轨迹，而且看到了以圪梁村为代表的中国贫苦农村的发展图景。
因此，小说的女主公胡蝶就具有了典型的代表性。
一、离开农村：高跟鞋（一）高跟鞋的象征性“我不穿，失去了高跟鞋就失去了希望”。
在胡蝶被拐卖至圪梁村后，黑亮让她穿上母亲做的布鞋，胡蝶发出了义正言辞的抗议。
众论贾平凹：从《废都》到《极花》
众论贾平凹：从《废都》到《极花》2016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先生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昨天的新书发布会上，管士光、李洱、梁鸿、陈晓明以及作者贾平凹都作了分享，发言内容精彩纷呈。
但因信息量庞大，整理发言稿颇为不易（您还要考虑到贾先生那浓重的陕西口音），所以拖到今天，发言稿才告完工。
下文是我们从近两万字的发言稿中萃取的精彩部分。
它很长，但很值得一读。
几位嘉宾的解读，从多个角度剖析贾平凹先生的笔下景观，相信会有助于您更深地理解贾平凹，理解他从《废都》到《极花》的蜕变历程。
文字部分未经发言人审定。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散文的创作，报告文学的创作，或者短篇小说的创作都很重要。
但是，体现一个时代文学的真正的创造力的时候，我觉得长篇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着眼点，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贾平凹先生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的创造力。
我认为贾平凹先生就是个天才，就是一个天才作家，他把他的生活提炼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平凡的、平庸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在走他的路，在走他的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最后到死亡这样一条路。
所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有意思。
——管士光著名作家李洱我在去年还是前年见到贾老师，我们的文曲星，我说我们是吃你的奶长大的，贾老师捂着胸脯说，我老了……我说我们就喜欢吃酸奶。
我认为，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的价值会越来越大。
因为他几乎全须全尾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乡村文明，保留了我们各种情绪、各种各样的细节，他的作品譬如琥珀，有如珍珠，他成为这个民族情绪的一个博物馆。
无论是汉学家还是中国人或是老外，如果他想了解中国，如果他想了解中国在通向现代性的旅程中所遭受的所有的落后也好，不甘也好，屈辱也好，那么首选贾先生的作品。
——李洱《极花》作者贾平凹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
这个不是比喻，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
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贾平凹的“西部世界”——《极花》中的乡土想象
昭通学院学报第42卷 第6期Vol.42 No.6Journal of Zhaotong University 2020年12月Dec.2020收稿日期：2020-10-19作者简介：魏梦茹（1997— ），女，安徽六安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家贾平凹在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讲述了一位被拐女子的辛酸遭遇与心路历程，贫困地区的拐卖现象是小说叙事表面上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笔端触及偏远山区男性的无偶问题，而在这浅层结构之下也深刻反映着作家对乡村衰落的担忧与焦虑。
在《极花》中，贾平凹依然对乡土世界投入深厚浓烈的情感关照并将其转化为一笔一画的文本描叙，采用全息体验的方式、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不仅说明了被拐女子蝴蝶的悲惨境地，同时以这位外来者的陌生眼光完成了对当下乡村世界的真实描摹，为读者展示出一幅西北农村美丽的乡土画卷。
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的描写是乡土小说两大重要的构成内容与艺术审美源泉，正如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所言：“‘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它们是形成现代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质素，赋予了乡土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美学风格，以及魅力四射的生命力度。
”[1]24从“三画”入手对《极花》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将会揭示贾平凹乡土想象的骨骼构成和生存基质，美丑、善恶、真假互相交织，构成了其乡土世界的立身之本。
一、西北农村人文与地理的全景书写进入小说叙事空间的乡土风景以其独特的美学风貌与异域情调呈现出所表现地区的地方色彩，在《极花》中，贾平凹也撷取了西北农村的人文与地理景观融入创作主体笔下乡土世界的构想中。
妇女拐卖事件是故事的出发点与着手处，农村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大量往城市迁徙等原因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间接促使了贩卖女性这一行业的兴起。
按理说妇女拐卖这类违法犯罪行为是应该全盘否定并严厉打击的，但在小说中，作者透露出的情感立场却并不如此。
圪梁村的女性大部分嫁到外地或者奔向城市，并没有新的面孔入住，这里的人口一味往外流动，女人越来越少，光棍越来越多，遂发生妇女拐卖现象。
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
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作者：唐伟来源：《艺术评论》 2016年第6期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唐伟当年因《废都》名噪一时的贾平凹，尽管身居省会，但其实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跟“废都”保有一定距离，而以一种顽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他所熟知的乡村与社会。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之后，作为《废都》作者的贾平凹已似乎逐渐被人遗忘——特别是近些年，这位西北汉子的农村生活经验，几经复活、重组及改写，非但看不出枯竭耗尽的趋势，反倒呈现爆发式的井喷态势：从2005年的《秦腔》、2007年的《高兴》、2010年的《古炉》、2012年的《带灯》、2014年的《老生》，到2016年的《极花》，贾平凹以平均两年一部长篇的频率，既刷新着人们对这位文学界“劳模”的印象，同时也刷新着人们对中国当代农村的想象和认知。
2016年初发表的《极花》，是贾平凹回望乡村的又一匠心之作。
但相对而言，《极花》区区十六万字的篇幅（贾平凹称之为自己“最短的一个长篇”），较之于他以往动辄四五十万字的长篇，或许算不上是一部“重头戏”；就小说的叙事策略来说，支配《极花》叙事路径演进的，仍是贾氏八九十年代以来一贯的城乡二元想象。
因此，无论是从一般意义的小说艺术角度而言，还是就贾平凹自己的小说谱系来说，《极花》可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某种喜出望外的突破或惊喜。
但小说的意义在于，在农村（自然村落的意义）迅速消失、空心无故事的时代背景下，贾平凹试图将一种残酷的农村另类现实，强行拉回人们的视野之中。
《极花》里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不再是《秦腔》《古炉》中那种背景渗透式的徐徐展开，而是一开始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化，但最终的结局却又收束得格外平缓，这种结尾方式并不是对矛盾冲突的取消或回避——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样一种貌似和解的团圆中，我们遭遇了与“娜拉出走”完全相反的一个问题，即小说被拐的女主人公胡蝶“回来以后怎么办？”回归后，她会“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吗？”就问题的尖锐性而言，这些问题可能比“娜拉出走”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中语文】贾平凹谈《极花》
【高中语文】贾平凹谈《极花》杨秀伟著名作家贾平凹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名片，也是中国文学的风向标。
他创造了一部又一部经典，创造了中国文坛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自1973年首次公开发表以来，他从事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
今年，他推出了他的长篇杰作《极限之花》。
农村惊人的衰败让我的心情像“失恋”贾平凹一直关注着当下的现实，关注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和村庄，关注着发展与停滞之间的巨大反差，尤其是深陷这个时代漩涡的人们的命运和处境。
贾平凹一直强调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关于乡土文学，他说五四时期鲁迅写的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但那时的写作是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写作。
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这十几年的乡土文学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也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无论揭露也好、批判也罢，或者书写农村的变化，都有很丰富的内容。
但是近十年，贾平凹说，“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
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农村的衰败速度极快，令人吃惊，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
这种痛还没有落处，无论批判还是歌颂，都没有了对象，只剩下了空，剩下了痛苦，而这种痛还无法与人言说――就像失恋的人看到恋爱中的人那种心情。
”这种“痛苦”促使贾平凹创作了《积花》。
贾平凹在他的后记中写道：“我写了几十年的前几代人写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是精神栖息地的乡村已经面目全非。
虽然我们仍在努力寻找它，但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是中国人民最后的梦想。
”《极花》创作素材来自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这部小说的创作素材来自贾平凹的真实经历。
2022年之前，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家伙的女儿被绑架和贩卖。
经过千辛万苦的营救，女儿再也无法融入原来的生活，再次回到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它像一把刀一样刻在我的心里。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的故事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的故事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
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
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
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他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妈的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
我没有拦他，也没一句劝说。
桌子上还有一个碗，盛着咸菜，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桶做成的花盆，长着一棵海棠。
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儿才正往塑料桶里装土。
我赶紧把咸菜碗，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
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多，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
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
我的老乡担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
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作者：陈晓明别鸣来源：《人民周刊》2016年第09期“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
对我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
写出来以后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变化，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
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贾平凹说。
缘起十年前一个真实故事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
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极花》的创作素材来自于10年前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解救回来以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不得不又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极花》的故事从女孩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
书中，胡蝶是当代中国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
到了城市里，哪怕是栖身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
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想在胡蝶第一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里，偏僻、穷苦、无望。
被解救回城市后，面对人们的风言风语，胡蝶选择了逃离，又回到被拐卖的村子里。
虽然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贾平凹说，他并不想把这个事件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的故事，他关注的是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停滞中的巨大差距，尤其是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
“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贾平凹谈新作极花
贾平凹谈新作极花贾平凹谈新作极花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协主席，还有书法家、画家这样的头衔，在很多人眼里，贾平凹是命运的宠儿。
然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日前，在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面对诸多文友，贾平凹吐露肺腑之言，透露了他在《废都》引发争议后的心境。
在第四届中国报人散文奖颁奖礼上，他还谈及新作《极花》的创作情况。
“我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我对于母校，仿佛归国华侨对于祖国的那种感情。
但是西北大学成立这个研究中心，我诚惶诚恐。
”贾平凹的发言很真诚，他说他常在想，自己写了什么，就值得别人研究。
他说自己回家乡，别人眼里永远是“贾家的老大回来了!”“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街上说，你们这儿出了个贾平凹啊，回应的是‘噢，像他那样的，这里拿车拉哩!’”贾平凹讲到这里，全场一片善意的笑声。
贾平凹坦言，当年因《废都》，他被批得昏头黑脸，幸亏母校给了他房子，让他疗伤，在此重新上路。
“我到底写了什么，竟混出了名，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出版了作品，有人写过几篇评论，还值得再研究吗?总觉得是不是太夸张了，有些做梦一样不真实。
我不停追问自己，有时甚至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现在好像才懂了些文章怎么写，知道了自己还缺什么，自己的软肋在哪儿，命门在哪儿。
”成立研究中心深感惶恐尽管在外人眼里，他是功成名就的大作家，然而贾平凹人生六十年的无奈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说自己有过黑夜里流泪：“六十年里见过彩旗和鲜花，也见过黑暗和荒凉，为自己写出某个作品而兴奋过，得意过，也为写不出自己向往的作品而焦、烦恼和无奈过。
我这六十年也是个可怜人，敏感、呆板、孤僻，骨子里又倔得很，做事情又比别人慢一点，常常和人吵架，回到房子里才想‘刚才应该怎么吵。
’无论未来我能走到哪一步，我现在觉得我还有写作的饥饿感和强烈的冲动。
”贾平凹直言研究中心成立了，他会以此为动力，展开自己的能力向前跑，甚至超能力地跑，才不枉成立这个中心。
他放言：“一旦我写不出作品，负了大家的期望，这个研究中心就取消，或者摘掉，换成别的牌子，我就归隐老家深山，销声匿迹，自个去喘息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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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谈《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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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
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著名作家梁鸿参加了发布会。
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贺超主持。
著名作家贾平凹可谓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风向标。
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铸就了中国文坛一个又一个高峰。
他自1973年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至今，从事文学写作四十余年，今年又推出长篇力作《极花》。
农村惊人的衰败让我的心情像“失恋”
贾平凹一直在关注当下的现实，在关注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还有发展和停滞中的巨大反差，尤其是深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
贾平凹一直强调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关于乡土文学，他说五四时期鲁迅写的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但那时的写作是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写作。
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这十几年的乡土文学有
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也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无论揭露也好、批判也罢，或者书写农村的变化，都有很丰富的内容。
但是近十年，贾平凹说，“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
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农村的衰败速度极快，令人吃惊，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
这种痛还没有落处，无论批判还是歌颂，都没有了对象，只剩下了空，剩下了痛苦，而这种痛还无法与人言说——就像失恋的人看到恋爱中的人那种心情。
”
这种“痛苦”促使贾平凹创作了《极花》，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
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
《极花》创作素材来自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
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贾平凹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解救回来之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那个地方。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而这10多年来，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力度很大，但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仍在发生。
《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
（《极花》后记）与贾平凹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带灯》一样，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女性。
《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
故事从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她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
胡蝶是当代中国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她不甘于重复父辈的生活，急于摆脱农村的一切，尤其要摆脱农村姑娘的身份，她梦想着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
到了城市里，哪怕是栖身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这既是她对未来生活的想往，也是她试图摆脱农村印记或枷锁的一种无声抗议。
但是，这个虚无
缥缈的城市梦想在胡蝶第一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中国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里，偏僻、穷苦、无望。
故事从这里开始，胡蝶的抗争、撕扯、疼痛也从这里开始，又到结束。
虽然作品是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真正的着眼点却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迅速凋敝的问题，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冲击力。
《极花》不仅保持了作家的既有水准，而且在写作方法上推陈出新，是贾平凹创作中又一特色鲜明的作品。
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
作家梁鸿说，如果仅仅是关注拐卖妇女和农村男性婚姻问题，不需要贾平凹来写，《极花》最大的好处，或者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恰恰是把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原成一个日常形态下一个更有力量的碰撞，在日常中去探究主人公的内心，是什么原因令她离开或者不离开，而不是做简单的、二元化的道德评判。
“说我不尊重女性让我觉得委屈”
《带灯》《极花》的主人公都是有文艺气质的女性，都在现实面前不断抗争，一个是萤火虫，一个是胡蝶，都是飞蛾扑火式的小虫子。
虽然抗争无力，最终在现实面前妥协，但是她们代表着微弱的理想之光，是对抗无奈的悲情花朵。
尤其是《极花》中的胡蝶，她在巨大的现实车轮中北碾压，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说《带灯》中的带灯，还是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的萤火虫，那么《极花》里的胡蝶，却成了更加卑小低微的毛拉虫儿，到了冬日就休眠而死，夏天里，即便长成草开了花，也是要被晒干卖了的。
提起笔下的女性，贾平凹说“当年《废都》出来的时候，他们老批判我，我很委屈，我对女性是尊重的。
那里面写的情节不代表作家的事情，但是对于女性的命运、女性的同情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不能说你写女人的什么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
我希望尊重女性，我觉得女性给人一种我向往的东西”，提及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贾平凹笑说，“我喜欢的女性一是面孔干净，二是性情安静。
”
尝试“水墨意境”写出“最短”长篇
熟悉贾平凹作品的读者可以发现，《极花》的叙述方式很独特，与他近年来创作的《古炉》《带灯》《老生》也完全不同。
确实如此，贾平凹在写《极花》时
尝试了新的写法，他尝试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方式来写小说。
众所周知，贾平凹不仅在文学上成就斐然，他的书画作品在书画界亦自成一家，受到行家和市场的重视。
这部小说，就借鉴了水墨画的手法，试图达到中国传统美学物我合一的境界。
“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
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
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
”（《极花》后记）一张瀑布挂在那儿，要追求中国式的真实，就得写意。
写意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它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
贾平凹说：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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