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即史料学_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
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索及反思
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索及反思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素养。
在实际的教学中，史料教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惑。
本文将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索及反思进行讨论。
一、史料教学的重要性1.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历史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源，通过史料教学，学生可以直接面对历史的原始资料，感受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史料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背后的原因和意义，在接触史料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素养。
2.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意识史料教学要求学生从史料中提取信息、分析史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这些过程都需要学生具备较高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意识。
通过史料教学，学生可以培养出对历史事件的多角度思考和历史资料的分辨能力。
3. 培养学生的历史兴趣和探索精神史料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和探索精神，激发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好奇心，促进他们主动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
二、史料教学的探索与反思1. 教师应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史料在史料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史料，让学生了解到史料是客观存在的，要客观看待史料，避免主观臆断和片面理解。
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和引导讨论的方式，帮助学生认识到史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培养学生的客观思维和批判意识。
2. 要注重历史史料的筛选和解读在史料教学中，教师需要注重历史史料的筛选和解读，避免让学生陷入材料的泛滥和混乱。
“史料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步骤，而不是终点”，教师应引导学生注重历史史料的筛选和深入解读，在史料教学中，不仅要重视史料的来源和时代背景，更要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帮助学生形成准确的历史认知和观点。
3. 提高史料教学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史料教学要注重多样性和趣味性，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实地考察和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增加史料教学的多样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学习的动力。
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索及反思
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索及反思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教学，是历史课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历史课堂中的史料教学也在不断地演变与改进。
本文将从史料教学的意义、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与反思的角度，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索及反思。
一、史料教学的意义史料教学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历史教学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通过史料教学，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人物的生平见闻、历史背景的经济政治等，从而对历史的本质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也能够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辩证能力。
史料教学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研究是通过具体、真实的史料来推断、分析和研究的。
通过史料的介绍，学生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史料的重要性，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同时，史料教学也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到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学生的认知也更加全面深入。
二、史料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近年来的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但是，在史料教学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首先，史料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不够高，有很多的史料都是无法得到保全和传承的，这对于我们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都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在史料教学中，教师的选择和运用方面不同，有一些教师过于注重史料的介绍，又有一些教师很少利用史料教学，这样就导致了历史教育的质量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
另外，史料教学在内容上也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只介绍和呈现史料，很少与学生进行深入的讲解和研究，缺乏对史料的理性梳理和探究；其次，教师在史料教学上往往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培养，缺乏让学生自己阅读、解读和分析史料的机会和方法，使得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上升得不够快以及学生的分析能力都得不到充分地锻炼和提升；最后，史料教学的内容涵盖范围不够广泛和全面，很少涉及到当代时代的一些重要事件以及近代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和时间点，导致了学生的历史知识储备方面存在着不足。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21世纪初，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术界盛行，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下，历史被视为一个多元、多义的构建，客观性被置于质疑之中。
这种观点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历史学研究中，引发了对历史认识的重新思考。
本文旨在探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如何在这种思潮下重新审视历史的客观性。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真实性的置疑。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并非客观真实的再现，而是被不同的权力和话语所塑造和操控的产物。
历史的真相是多元、多义的，不能简单地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
这种观点挑战了传统历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理解，对历史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批判。
传统历史学往往以一种线性、连贯的叙事方式来呈现历史的发展，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的历史叙事。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的叙事是多样的，不同的历史叙事被构建在不同的话语权力下，呈现出多元、多义的历史视角。
这种观点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方式，对历史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引发了历史学界的深刻思考和讨论。
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下重新理解历史的客观性，成为了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历史知识的稳定性。
传统历史学往往将历史知识视为客观、稳定的，试图建立一个确定的历史真相。
后现代主义提醒我们，历史知识是相对的、暂时的，受制于权力和话语关系，不可能达到客观的标准。
我们需要更加怀疑地对待历史知识的稳定性，不再简单地认为历史知识是客观、稳定的，而是要从多种历史知识中去探寻历史的真相。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学界正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即后现代历史学。
后现代历史学试图超越传统历史学的框架，重新理解历史的客观性。
它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多义性，试图解构传统历史学的叙事方式和知识结构，重新审视历史的真实性。
通过对权力和话语关系的分析，后现代历史学试图揭示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和暂时性，以及历史叙事的多样性和多义性。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记录和反映，对历史的认知和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争论，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对传统历史观念的质疑，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
本文将就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进行反思和探讨。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它对传统的理性、真理和现代性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在历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挑战：1. 历史的多元性：传统历史观念认为历史有一个统一的真相和客观的现实，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多样的，不同的人对历史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2. 历史的叙事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人们的叙事构建而成的，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表达和解释，而不是简单的客观事实的记录。
历史是受到个体和社会文化影响的，是一种主观性的表达和诠释。
3. 历史的权力关系：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的建构是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都会通过历史叙事来塑造和操控历史的形象，从而实现其利益和权力的扩张。
以上这些挑战都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客观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给历史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困惑。
二、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反思我们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提出的多元性和叙事性挑战。
历史的真相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包括个体的经验、社会的文化和权力关系等。
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再简单地追求一个统一的客观真相，而是要接受历史是多维的、多样的。
我们应当正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挑战。
历史是通过叙事进行传播和解释的，叙事者会受到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从而塑造和形塑历史的形象。
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的叙事性，并且要求叙事者要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而不是随意篡改历史事实，以达到某种利益或目的。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反思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思想潮流，它对传统的现代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在历史认识方面，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对“客观性”的质疑，认为历史的解释是多元的、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
这一观点对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讨论。
本文将就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进行探讨和分析。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就需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真理和主体性的重新思考。
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是建立在语言、权力和文化认知构造上的，它是相对的、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存在。
真理也是多元的、相对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由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历史的客观性也受到了挑战，因为历史的真相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和视角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故事性”提出了质疑。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由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权力关系构建的“故事”，它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不同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力量所塑造和创造的。
历史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一个由社会和文化认知构造的“故事”。
这种对历史“故事性”的质疑，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对历史的客观性产生了怀疑。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潮和观点。
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提出了“后现代史观”的概念，认为历史是一个多元、主观的构造，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相。
他们主张通过不同的历史视角和解释来理解历史，不再追求客观的真相，而是关注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
在对待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时，我们需要审慎对待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既要理解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现代主义思想进行的批判和反思，也要注意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质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因此对历史的客观性产生了挑战。
传统历史
学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可以通过客观的事实来还原过去的真相，但后现代主义指出，历史
并不是客观的真相，而是由不同的观点和权力构建而成的。
这种观点挑战了人们对历史客
观性的传统认知，使人们开始反思历史真相的建构和权威性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的主观性，这意味着历史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不同人不同时间下
的解读和再建构。
这种观点使人们意识到历史的真相并非唯一的，而是受到当时文化、政
治背景和权力关系的影响。
历史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在特定背景下被建构的主观表达。
这
种观点对于人们传统对历史客观性的认知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的文化建构，使人们开始关注历史的文化和话语的多样性。
传统
历史学往往忽视了历史的文化建构，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真相性，而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
的文化建构，认为历史并非客观存在，而是被文化和话语建构而成。
这种观点使人们开始
关注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认识到历史的文化建构和话语的多样性。
这种观点对传统历
史观念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思考。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同时也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历史学家需要重新思考历史的真相和权威性，重新审视历
史的文化建构和话语的多样性。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需要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以便
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相和多样性，重新建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与批判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和总结。
然而，历史学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历史认知的深化发生了重大变革。
当代历史学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这些批判来自于学者们对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深入思考。
首先，当代历史学对于历史的选择性和主观性进行了反思。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事件和现象，而这些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对于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和资料时，往往会受到个人观点、学派影响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主观性会导致历史学研究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全面准确地还原历史真相。
其次，历史学的方法论也受到了批判。
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注重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释，然而，这种单一的理论和方法往往难以满足当代多元化的历史研究需求。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加多元、全球化的历史视野被提出。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要求学者们超越传统的观点，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多元的视角对历史事件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此外，历史学在历史现象的解释和意义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历史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学派和流派，不同的学者对于历史的解释和意义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解释往往也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
例如，在对待历史上若干敏感问题的态度上，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可能会因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干预而存在一定的偏颇。
这种争议和偏颇使得历史学在一些问题上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挑战。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它们使得我们开始关注历史研究的盲点和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
在反思与批判的推动下，历史学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和交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同时，反思与批判也呼唤更多的观点和立场加入到历史学的讨论中，不同学派和流派之间的辩论和对话将促进历史学的进步与发展。
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与历史反思
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与历史反思后现代主义是从全面批评和否定的角度展开它的观念的，也是在普遍的批评中不断成长起来的。
以我们久以习惯的、普遍认同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后现代主义似乎不可理喻，所以用来指称和界定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词汇都一定程度上带有贬义和嘲讽的色彩：无核心、无系统、无真理、反理性、反基础、反本质、反规律、碎片、主观、游戏、虚无、消解、摧毁、否定、唯心主义、解构一切、异质分裂。
许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不可能对知识和文化的发展有任何贡献，至多只能是昙花一现。
但是事实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面对各种批评和否定，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和影响却越来越大，从上世纪中叶兴起至今，后现代主义已经逐步从艺术领域、渗透到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而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的纷纷出现，其中蕴涵的后现代元素已经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
人们也许并不确切了解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内涵，但是很多人都开始熟悉德里达、福科、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人们也许并不熟悉他们对语言的阐释和对文本的定义，但是人们都开始使用“话语系统”。
在后现代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正视它和对它进行研究是最起码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以解构我们长期形成和普遍认知的认识论基础和体系为特征，并没有提供明晰的替代性基础和体系供我们进行参照，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两者择一的选择，这为我们无论接受还是拒斥后现代主义都面临着尴尬和矛盾。
我们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而故步自封，也不可能轻易地加入后现代的队伍来拆毁我们所得以立足的认知和实践基础。
也许，借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反观我们所认知的基础的缺陷，并从中寻求积极的启示，也许是最为现实和可取的态度。
从历史研究领域来讲，我们可以运用这种眼光对对历史的本真、历史发展、历史的未来、研究历史的角度等许多方面，甚至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历史基于一个普遍认知的前提和基础，那就是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些话,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名言,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
傅斯年的主张,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这种主张及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史学实践,都被论者归诸实证史学或“史料派”,而与“史论派”相对。
②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反对历史进步论和所谓“大叙事”,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研究对象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
③他也提到了汉斯・凯尔纳(Hans K ellner)的主张,在后者这里,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
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
史料同样是历史写作的结果,也是文本,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在写作时不断引证史料,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
因此,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
要更好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可以以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后设历史学》(也译为《元历史学》)中的著名例子为代表。
④他通过分析18到19世纪的4个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4个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作品,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他们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
他认为历史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说编年史的编写者从哪儿开始写,那么历史就从哪儿开始;他在哪儿搁笔,他什么时候搁笔,那么历史就在哪个地方结束。
比如孔子做《春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是编年史,他们所选择的开始的年份只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历史的开端,而结束的那年的时候是他们心目当中历史的终结。
人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叫做“带故事性的历史”。
⑤因此,即便是并非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史料,比如各种历史遗存的实物,也要进入历史写作的这样三个程序。
怀特认为,“为了使资料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历史学家使用的唯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的技巧”。
⑥譬如,一块甲骨片及其上面刻写的文字,只有在进入殷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者的历史书写之后,才会产生特定的意义,而在此之前,在当地农民和药商眼里,它只是一块“龙骨”;在古董商眼里,则是一件古董。
这些甲骨文作为史料被历史学家编织成一个富有特定意义的文本,与作为历史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之间都产生了差异。
但正如佩雷兹・扎戈林(Perez Zagorin)指出的,在历史学家中,有些对后现代主义的入侵表示警惕,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的虚无主义,或表示捍卫理性;有些则支持后现代主义主张,认为它对影响史学实践的历史本质提出了新鲜的洞见;还有些人对后现代主张表示尊重和同情,但对其极端的看法并不苟同;更有些人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认为史学还是在某些方面从中受惠。
他承认,在妇女研究、社会史、文化思想史等领域,一些学者接受了后现代的语言和话语概念,但绝大多数研究妇女、少数民族、各种边缘群体的史学家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
“到目前,似乎可以公正地说,后现代主义是职业历史学家中的少数现象,多数人并不愿意接受其历史观,因为他们发现,它与自己对历史探究的个人理解和经历大相径庭”。
⑦许多史学家都对后现代史学主张感到不满,按吴莉苇的总结,主要是因为他们“只破不立”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也许最大的不满是针对他们对历史客观性认识的否定。
有人将其批评性著作命名为《历史被害: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正在怎样谋杀我们的过去》,指称从伯克利到巴黎的历史学家们都赞同这样的观念,即历史学这门与哲学和数学一样古老的、已有2400岁的古老学科,其赖以建立的基础已经坍塌了,历史与神话或者历史与小说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
⑧与这种比较悲观的看法相比,也有人认为,美国史学界不像文学研究者,前者对后现代主义抵制强烈,后者对于史学家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不仅正在消退,而且注定要消退。
⑨也许像怀特等人在对历史客观性进行解构时使用了过于极端的表述,以至批评者认为他们主张写历史可以像写小说那样随意编造,正如有的批评者说,你不可以在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的时候,把它与十字军东征或者1613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始、甚至与1924年列宁之死联系起来。
⑩把历史完全视为一种语言的构造,而否认曾存在真实历史,也等于判处了历史学科的死刑。
但这些批评者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认识显然没有后现代主义者思考得那么复杂,中国的学者在有限地讨论后现代史学的时候,甚至放弃了对此核心问题的讨论,以至在具体的史学实践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
我比较认同伊万斯的说法,他在一部批评后现代史学的著作中同时指出:“就其更为建构性的模式来说,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仔细地审视文献,更认真地去掉其表面上的铜锈,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叙事。
它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把许多以前认为已经做不下去了的课题重新放回到了研究日程上。
它鼓励历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审视他们自己的方法和程序,使他们处在一个更具自我批评性的过程中。
” λϖ作为扎戈林批评的主要对象,《后现代史学读本》的编者詹金斯立刻进行了长篇回应, λω但他似乎更注意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而对技术问题不屑一顾。
对于后现代史学来说,由于其研究目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真”,史料被视为语言构成的文本,史料的重要意义就被降低了。
但是,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史学,不可能抛开史料———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证据———去重构历史,究竟如何对待史料?如果研究的对象、反映这个研究对象的史料,以及研究成果这三者都被视为不同的文本,那么这三种文本的关系如何?史料在其中的角色如何?是否还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桥梁?在近年来美国一些关于中国史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罗志田、王晴佳、杨念群、吴莉苇也把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柯文的《历史三调》、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等视为受后现代影响的作品。
比如杨念群将后现代理论在社会史研究中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视为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他们质疑的是在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的历史叙事,如线性过程或合“规律”的目的论分析、现代民族-国家逻辑支配下对史料的解释等等。
但这些著作并没有撇开史料,而是对史料进行了新的解释。
杜赞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倡导“复线的历史”,“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并“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 λξ何伟亚的意见相同,要“在这样一个园地中重建一点多元性的内容”,“寻求一个更切近历史而不受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政治性计划约束的学术和思考空间”; λψ柯文则审慎地处在两个对立面之间,他建议我们应该站在知道结果以前的那个时刻,把经历与神话纳入其中,用非文字性的材料来弥补体现权力话语的文字材料的缺陷。
λζ杜赞奇,特别是何伟亚注重在新的认识论立场上重新解读史料,认识史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背景,而柯文则强调注意文人和官方文献之外的史料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有个很知名的例子。
王阳明的朋友曾指着山间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心外无物,像这样的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王回答说:你没有看见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见此花时,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实际上王阳明并没有否认花树的独立客观存在,他否认的是在你没有看见花时花对于你个人的意义。
你没有看见某朵花,那么关于这朵花的形状、颜色、气味等等,对于你来说与不存在是一样的,但它不等于真地不存在,对于看见它的人来说则是存在的。
至于看见它的人向你转述这朵花的形状、颜色、气味等等,那就只是一种个体认识。
类似地,对于探索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实的人来说,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而认识历史的客观性是另一回事,我们既不能因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也不能因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认定历史认识一定客观。
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二者间的桥梁———史料上。
中国的乾嘉学派、疑古思潮的意义在这里,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的意义也在这里。
杜赞奇在前引书中认为,“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一直是受民族-国家的强烈制约的”,民族、民族主义、科学/迷信、殖民、帝国主义等等词汇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话语系统,的确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叙事(比如我们称呼契丹族、女真族,这是“民族”概念引进之前从未有的)。
我们不妨反思我们对明末清初战争的研究,反思我们曾围绕的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讨,反思我们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局面的认识。
我们发现,当初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或者使我们对当时的历史留下深刻印象、引导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主题的史料,是民国初年大规模重印出版的几套丛书。
它们或是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为排满运动造舆论的浪潮中(如《痛史》之类),或是产生于日本侵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中国内忧外患丛书》之类),《扬州十日记》、《江阴城守记》等等,都在其中。
由于特定的历史需求造就了对某些历史记忆的重新唤醒,这些史料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对这段历史主要特征的认识,其它的方面就被忽略了,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其它史料中发现别的线索,从而赋予清初的历史更加复杂的多样性。
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 λ{从许多生活实践的记录来看,宦官与宗教的关系可能是除了宗教师或信徒之外最为密切的。
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要比与士大夫的距离近许多。
除了阉党与清流之间斗争这类政治事件以外,我们能不能从这里(以及别处)看到宦官与士大夫之间张力的一些痕迹呢?像清朝康熙年间的大臣汤斌那样对所谓“淫祀”深恶痛绝的人不少,我们看看地方志、文集、官箴或善书之类就会知道。
但宦官却对民间的这些宗教信仰予以支持、亲自参与,甚至密切往来。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理由对我们通常研究宦官时所依据的史料进行反思:历代史书对宦官的大张挞伐是有文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精英的历史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