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与历史学

《后现代与历史学》书评近日读王晴佳先生和古瀛伟先生合著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一书，这是本书主要介绍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后现代主义对中西方史学领域的影响，即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的关系。

本书序言和导论部分外，共分三部分，前两部分主要讲了后现代主义的缘起、发展，及对西方史学的冲击，第三部分主要揭示后现代主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以及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渗透，中国史学家应该怎样应对。

由于后现代主义发端于西方，所以西方史学受此冲击较早，本书在探讨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史着墨也较多。

西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化被一股激进的思潮包围，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让布希亚等人，他们的矛头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

到了70年代，这一思潮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其影响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

“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西方现代历史学。

”在《序言》中作者就开门见山道出了些本书的意图：中国学术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但研究的论著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在史学界的反响较迟缓，论著相对较少，作者写作此书就是探究和说明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

作者也说明其研究后现代并为赶时髦，而是应为后现代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

“就其思想渊源来看，后现代主义的确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出发点是为了总结、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及其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就此认为后现代主义仅仅与西方社会有关，而与非西方的地区没有联系。

”王晴佳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以社会的批判，对中文学世界应该也有不少可以资鉴的地方。

”如果认为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界无关，那就是陷入对“后现代主义”两种认识上的错误：把后现代与现代视为相延续的两个发展阶段，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不断向前，后现代是比现代更高级的一个阶段。

“二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一个重点，就是摒弃这种历史观念，将历史的发展视为一种多元化的、开放的过程。

因此，不应该把‘现代’和‘后现代’视为是一种历史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视为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反省。

”另一种误区就是没有看到后现代主义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强调其多元化，而非一元化的模式。

作者在导论中介绍了汤因比、詹明信、大卫哈维等人对“后现代”这一概念的理解。

“后现代”这也概念在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被使用，汤认为“后现代始自19世纪70年代，因为这一时代，西方文化开始对其他地区产生深入的影响，成为其他地区仿效的模式，使得非西方其他地区也逐步强大起来。

后现代的标志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及，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否定现代主义的含义”。

汤因比使用这一词是想说明强盛的西方文化却使西方人对其产生怀疑。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这把后现代看作现代这一历史阶段的新发展，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詹明信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本书名就可以看出其把后现代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侧重其文化方面的变化。

他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走向最后阶段的表现。

王晴佳先生认为詹明信的这一论述与马列等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垂死性”的描述相一致，正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大卫哈维虽然也是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其更倾向于后现代是现代后的一个阶段。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驱法国思想家布希亚将后现代归结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用了一系列的新名称为之命名，如“新技术秩序”、“新道德”、以及“新环境”等，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来鬼界有关现代社会的诸种变化。

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由王晴佳主笔，讲述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产生，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以及其发展。

后现代主义就其运用范围来说，“却又经过了一个从艺术到建筑，再到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最后到科学和史学的过程，表现的是一个由点及面的现象”，后现代主义涵盖西方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

我们知道结构主义主要探讨人的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而后结构主义则进一步否定主题，否定理性和理性的思辨，即形而上学。

“后结构主义在理论上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后结构主义，因为它反映论社会的变迁、文化思想和艺术的总体变化。

”。

后现代有很多方面的特征，在建筑方面主要强调打破以前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认为建筑风格应该考虑当地的传统文化，人物风情，各个建筑应该有各自的特点。

在文学方面强调文学描写应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各种文学手法混合运用，其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力正方兴未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还体现在其对启蒙运动中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批判。

在启蒙运动理性思想的指导下，思想家强调“大叙述”（“思想家们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带有规律性的理论，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元叙述”（对普遍理性的承认），亦即“大写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是有普遍规律的，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会逃脱这一窠臼，这其实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特殊性和个别性。

“后现代主义就是不相信人类普遍理性存在的可能，对西欧中心论的否定，也即对西方近代文化优越性的否定，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和成就。

”。

作者在此部分介绍了妇女史研究和后殖民的研究，在以前的史学研究中，政治和精英人物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女性则是边缘人物，从来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妇女是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其实就是表现了“他者”的活动，体现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分散性。

“从妇女史的开创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中不但可以看到后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广泛影响，而且也能看出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大写历史’即西方近代的历史观念，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信服。

”，据妇女史研究的例子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说明“大写历史”的瓦解。

“如果说妇女和女权主义的兴起揭示了‘大写历史’内部的漏洞，那么后殖民主义则代表了一种外部批判‘大写历史’的倾向”，“‘大写历史’所代表的是一种单一的时间观念，认为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都必须遵守。

后殖民主义者所揭橥的是时间的多重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认为非西方地区的历史演变并不一定要遵守西方的时间观念，它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标准”。

因此，后殖民的主义者侧重于研究被殖民地的历史与文化，突破以宗主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来定义被殖民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

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的兴起也正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正是以前不被重视的“他者”。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兰克史学，兰克史学在十九世纪兴起并影响深远，兰克要求“如实直书”，强调历史学家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批评工作，要追求“客观”史学，尽量再现历史，但后现代主义者就认为历史没有事实可言。

王晴佳在这部分就讲到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很大，对近代的历史方法论提出挑战。

“第一，后现代主义者取消了对真实和事实的追求，历史知识只是一种解读或解释，没有真实的历史可言。

第二，没有必要搜索所谓的原始、档案材料，没有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的区别，他们都是文本而已。

第三，没有必要尊重古人与历史当事人，因为它们的作品或回忆并不一定与事实更接近。

古人与今人都一样，都只是提供了一种有关过去的解释。

”后现代主义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历史无真是可言，即便是一手资料也有时人的主观意识在里面，也不可能反映真实地历史。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而且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主张文字性质具有不确定性。

对后现代史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罗兰巴特的名言，也即他的一本书名《作者之死》，主张写完作品之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结束，现在后现代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无一个完整的结论，让读者自己解读自己下结论，这也许与巴特的影响有关。

海登怀特指出历史所写的和哲学家所写的没有什么不同；文学和史学也无本质上的差异，历史并不比文学更客观，事实和虚构没有不同；历史写作和文学一样，都需要想象才能完成。

其实，我认为历史研究如果不追求真实性及其反映的意义，那么历史研究究竟有何意义呢？后现代主义者汉斯柯尔纳想将历史学语文学的界限取消，彻底改造历史学。

作者在本书最后[要理问答]部分，讲到“如果相位后现代主义下定义，就是对后现代主义不够了接，因为后现代主义只是对各种现象的一种反应，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定义……”。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史学，我们只能说那些受后现代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史学观念和史学著作可以归于“后现代史学”。

在“史学写作”领域，后现代者大力批判传统“史学写作”观念，他们大喊“历史等于文学”、“历史记忆与客观上的历史真实有很大的距离等等；他们提出了“微观史”、“日常史”等观点以取代以前人们坚持的历史著述原则……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的挑战。

本书的第三部分，由古伟瀛先生执笔，对后现代与中国史之间的种种联系作了论述。

传统史学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这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中国学者对这样的挑战尽管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做出实际行动者寥寥无几，因而这里讲的“中国史”并不是中国史学界，而是“中国的历史”，即就是一些国外学者采用后现代学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这也是作者之所以会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介绍许多深具后现代意识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史学著作的原因所在。

比如，（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史景迁）的《王妇之死》等等，这些都是从“微观史”、“女性史”等角度写成的后现代史学著作，而且颇受人们的欢迎，它们真正体现了文史不分家的写作特点，既可以看作是新史学著作，又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一般来说，中国史在西方历史学者的眼中看来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他者”，而因为是“他者”的缘故，所以那些后现代学者对此理所当然就有了研究的兴趣。

就现状来说，这些研究（书中所列举的那些关于中国史的后现代史学著作）提出了很多比较新颖的看法，能给我们不少的启示，而且对于那些不被人注意的“他者”来说，这样的研究更加民主化……所有这些并不全是一种坏现象，相反会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新视角的有益借鉴。

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可以促使我们不断改进自己的不足”，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但是也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不被其同化。

再者，其实作者要讲的并非是这些书里讲了什么故事，而是让我们了解这些书目的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后现代不仅对西方历史产生了解构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研究。

这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冲击的表现之一瞥。

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已经以各种新颖的姿态进入了历史学的各个角落，我们能从中得到的是对“后现代和传统历史学之间矛盾”的进一步认识。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历史学的发展，并且我们要从合理的角度对此作出回应的话，那么正如作者所讲的，“这就达到了基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