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版印刷业的发达、市民读者群的壮大，小说仿佛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发的春天，各种类型的小说先后产生、兴起，犹如五彩缤纷的花朵一般，把明代的文学园地装点得如诗如画。

从此以后，小说便成为明清文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文体。

清代的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中就慨叹：“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

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可见小说的社会影响多么深广。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小说都有那些类型呢？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文体特点和艺术魅力呢？如果我们以篇幅、语言、结构体式、叙事方式以及流传方式等文体构成因素作为分类的依据的话，那么古代小说大致可以划分为章回小说、话本小说、志怪传奇小说等文体类型，而每一类型的小说文体又可以根据其题材内容，再划分出不同的类别。

下面，让我们先从章回体小说谈起。

章回小说无疑是明清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通俗小说文体。

它不仅数量繁夥，名著迭出，而且品种丰富多样。

根据题材内容，我们可以把章回体小说大致划分为讲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多种类别。

在章回小说中，讲史演义是率先产生的。

讲史演义的文体特点是，以史实为依据，同时吸收民间讲史、历史剧等创作成果，大致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通过一定的审美想象与艺术虚构，运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讲说历代的兴废争战之事，从中揭示朝代兴亡的经验和教训。

讲史演义的开山之作是《三国志演义》，它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①，编创而成①【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见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的。

其思想意蕴丰富，艺术成就高超，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先是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接着各地书商便争先恐后地刊刻、翻印，书商余象斗就慨叹:“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批评三国志传·三国辨》）不久，就出现了一大批“效颦”《三国志演义》而编创的演义作品。

明末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即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者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

”除了《三国志演义》外，讲史演义中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主要有：明代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清初蔡元放进行修订，易名为《东周列国志》）、佚名氏的《梼杌闲评》，清代褚人获的《隋唐演义》、杜纲的《南北史演义》等。

讲史演义一般重在敷叙一朝或数朝的兴废争战之事，往往以改朝换代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作为艺术描写的中心，其叙事时空跨度很大，涉及人事众多，情节推进迅速，具有一种沧桑、厚重的历史感和粗犷、豪迈的阳刚美。

英雄传奇，也是从宋元以来的民间讲史中分化、发展而形成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把《水浒传》、《三国演义》一起视为“元明传来之讲史”，郑振铎先生也认为《水浒传》“是由历史小说分化而来的”，并明确地称《水浒传》是“中国英雄传奇中最古的著作”。

这些论述是符合实际的。

《水浒传》就是在宋元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提供的情节框架的基础上，吸收“说三分”、“说五代史”等民间讲史的艺术养分，并整合宋元小说艺人讲说的朴刀、杆棒、公案等故事而形成的，只不过它改变了讲史演义的写法，由重视历史事件的叙述转向描绘英雄人物的命运，从以帝王为中心转而重点描写草泽英雄的人生传奇，这样就使讲史演义转变成了英雄传奇。

从这里也可看出英雄传奇与讲史演义的区别，它不像讲史演义以叙事为重心，“依史以演义”，追求“羽翼信史而不违”，而是以写人（主要是写草泽英雄）为重心，以“贵幻传奇”为旨趣，目的就在于展示英雄好汉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

英雄传奇也是在《水浒传》的带动和影响下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的，如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徐渭（？）的《云合奇踪》，清代金丰的《说岳全传》、如莲居士的《说唐全传》《说唐后传》、《说呼全传》、吴濬的《飞龙全传》、佚名氏的《狄青初传》，以及《水浒传》的续书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等，就在不同程度上秉承了《水浒传》的遗传因子；当然，它们也得力于明中叶以来民间说书的孕育。

英雄传奇由于依托民间的说书传统，往往以下层民众的观点、意趣来重构历史，迎合了民众崇拜英雄、敬慕忠臣、痛恨奸贼的文化心理，并且具有浓厚的传奇性和趣味性，所以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

紧随讲史演义、英雄传奇兴起的，是神魔小说。

这类小说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下，远祧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近承宋元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神仙”类的小说话本以及神怪色彩浓厚的讲史话本（如《武王伐纣书》等），并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以神（包括佛道以及民间神祇）、魔（包括所有鬼怪精灵）的出身修行、斗法飞升等为题材内容，艺术上以驰骋想象、神奇变幻见长，虽然“幻妄无当”，但却“幻中有真”、“幻中有趣”、“幻中有理”，变相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

明代最早出现的神魔小说是《三遂平妖传》，但真正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是《西游记》。

在《西游记》的影响下，神魔小说创作蔚然成风，先后产生了明代陆西星（一说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余象斗的《华光天王南游志传》《北游记玄帝出身传》、邓志谟的《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潘镜若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方汝浩的《东度记》、董说的《西游补》、梅子和（？）的《后西游记》、季诡（？）的《续西游记》，以及清代刘璋的《斩鬼传》、汪寄的《希夷梦》等。

神魔小说由于摆脱了历史、现实的羁绊，主要描写人妖争胜、仙佛斗法与神魔争战，故事情节光怪陆离、奇谲诡异、真幻相间，而且更多地糅合了民间的宗教信仰、鬼神观念及处世智慧，因而能为读者带来奇特的精神享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至于世情小说，也在明中后期以“好货好色”为时代特征的市井文化土壤中产生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这类小说既不同于描写神魔之争的神魔小说，也不同于描写帝王将相、江湖好汉的讲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它主要写的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世情小说的奠基之作是《金瓶梅》，清人刘廷玑曾说：“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

……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

”①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世情小说的审美特征。

在《金瓶梅》的直接影响下，万历以至清初，产生了一批名为“劝诫”实则①【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专写猥亵情事的艳情小说，主要有《绣榻野史》、《闲情别传》、《浪史奇观》、《昭阳趣史》、《肉蒲团》、《桃花影》、《春灯闹》等，这类小说“其弊在于凭空捏造，变幻淫艳，贾利争奇，而不知反为引导入邪之饵。

”①鲁迅先生称①【清】隺市道人：《醒风流序》，见《醒风流》卷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它们为世情小说的“末流”。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明末清初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小说家，却创作了一大批风雅纯正的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飞花艳想》、《春柳莺》、《定情人》、《玉支玑》等等，这类小说所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称之为世情小说的“异流”。

真正继承发展《金瓶梅》描写世情传统的，是清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随缘下士的《林兰香》、曹雪芹的《红楼梦》、李绿园的《歧路灯》、庾岭老人的《蜃楼志》等以家庭生活描写为中心的“世情书”，其中《红楼梦》“驾一切人情小说而上之”②，成为世情小说的巅峰之作。

另外，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只不过它描②鲁迅：《小说史大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写的是“儒林”当中的人情世故罢了。

鲁迅先生大概是鉴于它的讽刺手法运用得太成功了，为了突出其长于讽刺的艺术特色，故称之为“讽刺小说”。

如果按题材内容来划分，《儒林外史》自然也可以划归世情小说的行列。

除了上述几类小说外，明代中后期还产生了一批公案小说专集，诸如《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诸司公案》、《新民公案》、《海公案》、《详刑公案》、《律条公案》、《详情公案》、《龙图公案》等。

这些公案小说集多半是取材于前代笔记传奇中的公案故事、公案类的小说话本、公案类的说唱词话、公案戏，以及法家书等，进行粗略的改编、整理，汇集而成的。

集子中收录的公案小说，以审案、判案为题材，专写狱讼之事，主人公是审判官员、凶手及受害者，核心事件为审案、判案，篇幅多为短篇，艺术水准不高。

倒是明末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中出现的一些公案小说，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公案小说发展到清代，开始与侠义小说合流，形成了一类兼具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特点的新型小说，即公案侠义小说，如《施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儿女英雄传》、《彭公案》等。

从文体特点上看，这类小说既不像侠义小说主要描写侠士的锄暴安良，也不似公案小说专门记述清官的断案折狱，而是在颂扬清官的公案小说中加入一批所谓“侠义”人物，将断狱与锄奸合为一体；其主要人物为清官、侠客与歹人（包括匪侠盗贼、土豪劣绅、恶僧凶尼等），中心事件则是案件的侦破和罪犯的擒拿，编创宗旨是揄扬清官、侠客的忠烈侠义精神，鞭笞歹人的祸国殃民，其结构则多采用连缀式，由清官和侠客贯穿一个个破案擒盗故事，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公案侠义小说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迎合了下层民众的清官信仰与侠客崇拜心理，并且善于以新奇曲折、惊险刺激的破案擒贼故事吸引人，所以在清代中后期风靡一时。

接下来，我们再简要谈谈话本体小说的创作风貌。

话本体小说在宋元时期就已基本成熟了。

宋元小说话本流传到明代，由于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这就逐渐引起了文人、书商的注意，他们开始搜集、整理、修订宋元小说话本，以满足人们的消闲、娱乐之需，如今见最早的话本集子《清平山堂话本》，共分六集，各集分别标名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仅从其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供那些羁旅行役或闲居在家的人娱情破闷之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