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学家言论集锦

国外经济学家言论集锦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什么高度的持有的天资。

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他必须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

他必须善于运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断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

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

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

他同时必须保持着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地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认为的力量更大，事实上，世界是由少数思想统治的。

掌权的疯子，道听途说，从若干年前的拙劣的学者那里获取疯狂之念。

我确信，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比起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被大大地夸大了。

思想的作用确实不是能立即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因为在经济和政治哲学领域，并没有多少人在25岁或30岁还会受新理论的影响，所以，公务员、政治家、甚至鼓动者所运用的思想，一般不是最新的。

但或迟或早，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是一门按照模式进行思维的科学，而模式本身又夹杂着艺术，这种艺术就是能选出适合当前世界的模型。

……出色的经济学家十分稀少，因为要运用“有准备的观察”才能捕捉到好的模型，尽管这种天赋并不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能，但却显得十分难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成为本质上的不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什么。

在他使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出得到最大的价值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

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对不是他个人所追求的东西。

亚当·斯密不过，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为自己打算。

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

有如富家管事一样，他们往往拘泥于小节，而殊非主人的荣誉，因此他们非常容易使他们自己在保有荣誉这一点上置之不顾了。

于是，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

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使得商业的实践准则达到一种神学的境界。

哈罗德·拉斯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像皇帝的新装。

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本来就不存在的。

信息总是不充分的，市场总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市场总是不具有受约束的帕累托效率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本是无生命的劳动力，是个吸血鬼，只是靠吸取有生命的劳动力的鲜血生存，……资本进入世间以后，它从头到脚，从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鲜血，充满着污垢。

马克思与手推磨相应的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而与蒸汽磨相应的则是产业资本家社会。

马克思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巨头，势力日益集中，人数则日益减少，这些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篡夺并垄断了一切利益，而广大穷苦人民所遭受的却是压迫、奴役、落魄和忍受剥削；但是，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也在增长，这个阶级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他们既有纪律又团结一致，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过程中组织起来的。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终于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如果要在共产主义及其一切冒险性与现在的社会状况及其一切苦难和不公平之间进行选择；如果私有制存在的必然后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劳动产品分配，即所有几乎总是与劳动成反比例—绝大部分落到完全不劳动者的手里，剩余的大部分则分给几乎是挂名的劳动者，然后，在所余不断递减的条件下，劳动越沉重越不痛快，报酬则越少，直到最后，最疲劳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者连维持生活第一需要的报酬都没有把握得到—如果只在这种状态与共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为了共产主义有多大困难，这些困难在进行比较的天平上不过是一粒沙子罢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东西既然已经在那里，人类，不论单个地说还是集体地说，对于它就可以随意摆布。

他们可以喜欢在某种条件下交给谁处理，就交给谁处理。

即使某个人，不靠任何人的帮助，凭他个人的辛苦，生产了一件东西，除非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也不能据为己有。

如果社会没有为了防止他的财产受到干扰而出钱雇人专司其事，那么，不仅社会可以把它拿走，而且个人也会（也可以）把它拿走。

因此，财富的分配所依赖的是社会的法律和风俗。

决定条例内容的是，社会中的统治者部分的意见和感情，这些条例是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大不相同的，如果人们喜欢这种现象的话，其不同的程度可能还有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承认，我本人并不沉醉于那些认为人类的正常状态乃是不断地努力追求进步，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地相掠夺乃是现有社会生活形态的主张。

……人类的精力必须使其用于追求财富上，犹如他们先前用于追求战争一样，直到人类的心智能够成功地导向从事更好的事物上为止；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停滞腐朽，还不如任其用于追求财富。

正因为人类的心智是粗俗的，因此他们自然需要粗俗的刺激，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妨让他们去追求粗俗之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私有财产的原则还未在任何国家公平地试验过，产权法从来未遵循过证明私有财产正当所基于的原则。

它把不应是产权的东西当成产权，把由限制的产权当成绝对的产权……。

如果立法者倾向于赞成分散而不是集中财富，鼓励分割大宗财产，而不是力图保持它们的完整，则私有财产原则本来与自然及社会弊端并无真正的联系，这些弊病使这么多人急切地希望解脱，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无望。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或称经济学，是对一般经济生活中的人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它所考察的是个人行动和社会行动的一部分，是同安居乐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获得和利用最紧密相关的那一部分。

如此看来，经济学方面是研究财富的学问；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它是人类学的一部分。

因为，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对人的特征产生最多影响的，就是人的日常活动，以及由此获得的物质资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

他们毫不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来的经济史学家，会赋予有限责任制度的无名的发明者像与瓦特、斯蒂芬森以及工业革命的其他先驱并驾齐驱的地位。

《经济学家》杂志（英）市场不能实现充分的风险转移，这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在社会制度、发放执照、破产、有限责任以及大型商业组织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作为弥补的替代性措施。

肯尼斯·阿罗货币理论不像其他众多的经济理论那样抽象，它始终无法回避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这一点却时而被其他的经济理论所忽略。

因而，货币理论总是同货币史相一致，而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总是与经济历史相吻合。

即使我们声称金融货币已经让位于信用货币，我们也依然没有完全触及到经济史的实质。

约瑟·希克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不用为我悲哀，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哭泣。

因为，往后我将永远不必再辛劳。

天堂里将响彻赞美诗与甜美的音乐，而我甚至也不再去歌唱。

凯恩斯的墓志铭在一个本身就有结构的整体的各个有构部分或亚群体之中，发展是通过有构群体之间的动态冲突，即与“纯”辩证法规律相反的作用和反作用而辩证地发生的，这种作用和反作用并不会导致一个亚群体毁灭另一个亚群体，而是在动态不平衡条件下把二者改造成一种新的结构，这种新结构是两种原初结构冲突的结果。

弗朗索瓦·佩鲁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

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

这就是群体发展的辨证过程，这就是历史表明永无止境的个人人格发展的辩证过程。

很多研究工作的动力所在，无非是热切希望理解大自然，寻找那种隐匿在复杂性当中的秩序之美。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研究过程所产生的“没有用途的”真理，实际上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赫伯特·西蒙棋手不是在寻求“最佳”走法。

只需寻求“好的”走法。

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机制：其一是搜索；其二是寻求满意。

信息处理理论认为，问题求解就是在往往非常大的问题空间中，进行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搜索。

由于以经验规则或“启发式法规”为依据的选择性，可以把搜索引导到有希望获得答案的区域去进行，因此，一般只搜索全部问题空间的一小部分，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旦找到了满意答案，寻求满意式的准则就起了作用，从而结束搜索。

赫伯特·西蒙筑巢行为无非是一种本能行为，无非是经过进化过程，淘汰了其他适应性较差的行为方式，从所有行为方式中选择进化过程的产物，视为理性的一种形式。

赫伯特·西蒙知识的进化是总进化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过，在这种进化过程中，看得出的唯一目标，就是思想的增生，以丰富世界上的现有知识库。

我们可以把知识的增多，说成是整个过程的目的，其自身即为目的。

赫伯特·西蒙接受进化论（从而接受进化的理性），并不能把我们禁锢于那种全局最优的观点，那种认为任何东西都朝某种稳定的最优状态演变的观点。

它仅仅使我们相信，存在着许许多多对现有环境的局部适应，同时存在着朝向目标的永恒运动，而目标本身也是不断运动的。

赫伯特·西蒙那种认为科学的探索，一旦被迫变成以实用为目的、或被迫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反应，则科学的探索就不再重复观点是一种庸俗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