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摘要］新人教育就是教育的一切要从人出发，以人为本，分析人，关注人，发展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力主除旧布新，积极为打造新国民而努力。他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提出的新青年教育思想虽历近百年却依然熠熠生辉，对我国当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教育科学精神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奔走呼号，倡导从文化入手改造国民性以挽救危局，成为他早期文化革命的出发点。为达此目的，他对新教育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从教育立论，提出了关于教育培育新青年的系列思想，主要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方针和教育方法论、教育内容等众多方面，为今天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

一、教育宗旨：培养健全的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成为当时新学人群为之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由此而发。他在1915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极力倡导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但不是旧青年而是新青年，对新青年的期盼溢于言表。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他尖锐指出，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

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然其所见社会之青年难以恭维，心力智衰者不绝如缕，不能自觉也难以奋斗。为此，他深刻指出，新青年要符合六大特征：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欲达到培养新青年之目标，陈独秀力陈教育之重要：“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2］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几个精英分子，不是培养几个白面书生，不是培养一群升官发财苟且偷安之徒，而是培养适应时世社会需要的健全的人、健康的人、理智健全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吾人所需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于短即适与不适也。”“今之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3］

为击退当时卑劣无耻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增强抵抗力，完成国民培养新形象，陈独秀注意借鉴西洋教育经验。他认为，新国民教育应当多管齐下，从人格上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而非依附型奴隶人格，从所学上要以科学人权并重，从思想上要与世界同流开放包容而非自国的，从社会经济角度则要经世实利于社会而非守退安隐于乱世，从生理上要锻炼身体坚强体魄，要向西洋教育学习“全身皆

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4］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人学教育宗旨基本轮廓已经成型。当然，其间亦有时代和革命主题变迁之异。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更多注重于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则更多侧重社会集体力量。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5］从《今日教育之方针》（1915年），到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近代西洋教育》（1917年），再到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可以看到他所坚持的培养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健全人的理念一以贯之，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新人担当道义的智慧义理与卓越眼光。

二、教育方针：举无一致，以人为本，求实勿虚

教育方针是国家或政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有关教育工作的

总方向和总指针，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

陈独秀关于教育方针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和《近代西洋教育》（1917年）两篇文章中。新文化运动倡导打倒孔家店，废除旧学树立新学，以民主、科学为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和文化愚昧，极力主张人性之解放和人权之争取，这些都是可歌可泣的奋斗目标。因要扫荡旧文化，就必须从新学开始，新学教育则必然为一根本之途径。陈独秀此间数篇关于教育的论文中对

此特别给予关注也是势所必然。他关于教育方针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方针古今中外，几无一致。不同时期的教育主体和客体、教育的方法、教学的内容以及教育的目的皆有巨大的差异，因而教育的方针理应有所区别。陈独秀认为，历史上教育方针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他看来，“欧洲中世纪，教育方针乃以养成近似神子之人物；近世政教分离，国民教育恒属于国家之经营；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而各国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也，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6］。第二，极力推崇西洋教育方针。受制于时代背景，陈独秀对西洋的教育方针大为赞赏，尤其推崇法兰西教育之取人之自由、平等、博爱之人性理念（见《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他说：“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7］因此，与中国旧学教育方针相比，陈独秀将西洋的教育方针归纳成主要的三条。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教育多半是被动主义、灌输主义，这种教育不能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所谓儿童心理和人类性灵一概抹杀，造成教师

盲教，学生盲学。东方的教育所重为无用的幻想而不重视科学的实证知识，是一种重神不重人的大而无当的教育。

由此，结合中国的特点，陈独秀为中国的新青年教育方针开出了自己的四点药方。第一，现实主义。教育要摆脱神秘主义和封建迷信，要通晓人生和社会世界之现实。对于人生要做到既不怨生也不畏死。他坦言：“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姓焉，迷信斩焉也。”［8］他认为一切思想行为无一不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上，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基本倾向。第二，惟民主义。惟民主义在陈独秀看来类似于国家主义。他指出：“国家主义者，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乃真国家，国民之公产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9］惟民主义论带有鲜明的政治启蒙教育色彩，对于久在专制政治文化浸淫之中的国民而言具有醍醐灌顶之功效，这正如他自己所言：“第衡之吾国吾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药。”［10］第三，职业主义。职业主义基于对社会基本状况的判断。陈独秀认为，现实世界即经济世界，植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劳动以谋求公共安宁幸福为社会本相。他大声呼吁：“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11］第四，兽性主义。所谓兽性主义取自日本福泽谕吉”儿童教育，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