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之求学路

陈独秀之求学路

对于陈独秀我们的了解大多都是关于建党伟业：对于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文章：陈独秀错误等等。可是对于他的学习大都知之甚少。接下来我谈谈他一生的学习是怎样的与众不同。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896年考中秀才。但是之后看到了当时所谓的有识之士的丑陋面孔及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的朝廷的腐败肮脏，非常失望的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也是从这里开始，陈独秀的学习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的越多，想法也越多。视野广了，看到了中国的危机，也想到了救国。但是当时的他只是刚刚接触新知识，有必要加深学习，因此走过了许多地方，希望找到可以让他学到的先进知识。

但是学习并不是想学就可以学的，在当时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还不能放心的去学，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但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人（或曰『不过二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名『励志会』，只是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也有人说『惟言维新而已』。会员包容的很广，『表现革命大团结之气象』，其中不仅有著名的宪政派，亦有『主张根本改革之激烈论者』。曹汝霖、金邦平等投机分子也囊括其中。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此会。由于其成份复杂，『初时论颇激昂，渐次变质』，所

以不久就分化了。陈独秀与『张溥（即张继）等，后参加而先脱会』1902年，传闻清政府和帝俄签订密约，陈独秀偕潘赞华（桐城人）返皖」。1902年3月，陈独秀回国，在南京拜访汪希颜，并由汪希颜介绍认识了章士钊。此后回到安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鉴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由此可知，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主要是学习语言，因参加革命，中止学习返国。在国内只热衷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忌恨，被迫第二次东渡日本。陈独秀的第二次东渡日本，还有另一种说法。「1902年，壬寅，此时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费赴日本留学者不少，独秀亦去到日本留学。据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称：壬寅秋、叶澜、董鸿祎、秦毓鎏等组织东京青年会，从事革命运动。又谓：『陈由己，字仲甫，民元后改名独秀，安徽怀宁人。壬寅，留日学生，入青年会为会员，成立时，拍照留念，独秀与焉』。可知独秀此时是革命党了」。陈独秀这次到日本的时间是1902年9月，与潘赞化相伴到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土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同学有刘季平和汤尔和。这年冬，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另行发起组织，仿义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义大利』取名『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乃『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合影留念」。陈独秀这次在日本学习军事，与受帝俄侵占东北的刺激有关。陈独秀有意学武报效国家，打击帝俄，收复东北。「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

尚武精神，开赴东北。独秀亦是其中成员。未几，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义勇队，大愤」。陈独秀把对清政府的愤怒，发泄到了清政府走卒的身上。清政府为适应世界潮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但为了约束留学生，又派遣学监跟随留学生进行监督。在成城学校，留学生的学监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而且生活腐化，陈独秀几个人决心好好教训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五人闯入姚煜的房间，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的警方，在4月初把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送回中国11。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仅半年，主要是学习日语，第二次在日本虽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学习的是陆军军事，而且用心在革命活动上。可以肯定，陈独秀这二次到日本的留学生活，都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没有丝毫关联。

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陈独秀这次和苏曼殊同行，在日本仅逗留一个暑假，纯属暑假旅游，没有进学校读书。暑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俩人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在皖江中学教书时，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陈独秀在日本「往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一室。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邓以蛰和二哥邓初。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初到日本学医，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日语」。这次在日本，陈独秀加入组织亚洲和亲会。陈独秀自述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

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陈独秀这次留学日本，时间虽较长，但也没有进入所谓「东京日本大学」。1908年秋，陈独秀回国。10月15日，「安徽教育总会开秋季大会，陈独秀应邀参加，并在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改良教育；然后去浙江杭州探亲访友，年底重返日本，住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陈独秀这一次再到日本，也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而是继续学习英语。邓仲纯回忆说：「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三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他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陈独秀在日本期间，还与章太炎交往密切。陈独秀「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周作人回忆说：「章太炎在东京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著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甚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甚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著说，是呀，没有出甚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陈独秀在日本边学英语，边参加反清革命，边研究「小学」。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年底，与胡渊如一起去程演生家拜访，从此与程结为友好，旋即赴杭州，与妻高大众之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正式同居，相处甚欢；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通过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认识沈尹默」。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最长，但也只是进入正则英语学习英语，或是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并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陈独秀在日本虽进入过多所学校读书，但没有从任何一所学校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完全可以肯定陈

独秀没有接受过日本正规的全日制普遍大学系统的专业学习，更没有毕业可言。「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

陈独秀一生到日本五次，这五次中有一次是旅行度假（第三次），一次是亡命日本求生活（第五次）。其余三次虽在日本留学，但一次是学习日文（第一次），另二次都是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第二、四次。其中第四次还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陈独秀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学习，完全不可能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说陈独秀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肯定是假学历23。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欺骗教育部，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顺利获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

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陈独秀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过程中，在教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充实。教与学同时进行，他教育的人几乎遍布当时的整个中国。这个就是他学习之路与众不同的地方了！

新青年大家都知道吧！教育了一代人的报社。1915年9月15日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月刊，陈独秀主编。陈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自第2卷（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自1919年1月第6卷改组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920年9月第8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迁广州出版。自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物，次年7月停刊。“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

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他在北大教学之中得到很好的学习。教育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迅即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推动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蔡元培二十年后还念念不忘陈独秀的功劳。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始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为提出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提出教育改革的三大方针，完善了对教育的独到见解。1917年5月1日，陈独秀在给安徽著名教育家胡晋接（止澄）的信中说：

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为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的旧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

陈独秀的这种教育思想更系统的表述是在天津南开学校的讲演稿《近代西洋教育》中，陈独秀强调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是具体教育方法改良的根本保证。陈独秀强调中国教育要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提倡「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的教育方针。陈独秀指出传统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西方的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

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慧得以自由发展」。这是陈独秀从教学方针的角度阐述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思路。其次，陈独秀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提出教学的内容「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注重职业教育。陈独秀指出：「西方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陈独秀因此强调「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陈独秀还高度重视体育教育，认为西方教育「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认为中国人体质不好，是因为不重视体育教育，陈独秀认为：「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因此，中国的教育摧残了读书人的身体，使知识份子「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陈独秀强调，中国教育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陈独秀从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教育，指出中国教育必须学习西方教育。学习西方教育不仅可克服教育弊病，而且从根本上改造现代中国人的素质习性与文化品格。

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不负蔡元培所望，对文科教育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蔡元培对陈独秀也简任放权，凡北京大学文科「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的首要工作是广延人才，充实新的有生气的力量。陈独秀首先给胡适去信，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和刘半农等人先后应聘。不久，北京大学文科便成立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正式启动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

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始终贯彻蔡元培以「研究学理之目的」的宗旨。1918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演说，

指出现在学生的求学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陈独秀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著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著陈独秀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同时，陈独秀还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的规章制度。从《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文科学长告白》，可以看出陈独秀整顿与改革的部分措施，最重要的是严明校纪，完备制度。凡是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决不迁就姑息，一律给予相应处分。许德珩当时在北京大学就读，清楚「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驰。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许德珩还回忆说：「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陈独秀虽是一位反传统的闯将，但心中有抹不去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蔡元培知他用他，陈独秀竭尽才智整顿北京大学文科，以报效蔡元培。

陈独秀在整顿校风校纪的同时，也对文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进行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京大学文科原先只有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四门（系）。陈独秀主持文科后，中国文学系于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

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又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于本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规模确日见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并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并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修各课。学生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自由讨论问题。进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陈独秀还鼓励学生多读书，并努力为此创造条件。《北京大学日刊》曾有这样一则《文科学长告白》：「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以为学生读书之所。希诸群各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办购置」。北京大学文科经陈独秀改革和整顿后，不但改变了学生的观念，而且引进了《新青年》的作者，形成新青年社团，汇结成一股势不可移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后人评价说：「蔡元培将陈独秀请到北大，不仅推进了北大文科改革，尤为重要的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团结了一批具新思想的教员，对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