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

倒灰这样的小过,都要处以脸上刺字的刑罚,对其它犯罪的处罚的残酷就可想而知了,认为只有重刑才能止奸、除暴、平乱。而当代世界各国刑法都普遍规定了罪刑均衡原则。强调罪和刑的相适应,就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就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刑均衡原则是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反映,也是现代法治的公平、公正、正义的价值体现。现代的法治不仅强调罪刑均衡,而且轻刑化成为当代刑法的发展潮流,轻刑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非犯罪化,就是对一些社会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二是轻刑罚化,就是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使整个刑事制裁体系缓和化。

三、法家“法治”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保障权利

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法家的“法治”主要是封建帝王以法(刑)治民、防民的统治术,没有任何民主成分,也没有什么权利可言。法家的“法治”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

法律保障君主的专制权力。商鞅说过:“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商君书·开塞》)意思是说:天下大治是给予民众最大的好处,要达到天下大治,确立君主的权威最为重要,而确立君主的权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挥法律的作用,严刑去奸。

《管子·重令》也说过相类似的话:“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认为重视法律、巩固君主权威和国家安定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韩非更进一步指出君主要依靠法律“独制四海之内”,特别是以法律控制臣下:“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韩非子·明法》)以法律来控制臣下,君主专制而臣下不得专制。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权利的保障,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现代法治要限制、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发展公民权利。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由权利产生的,权力要为权利服务受权利制约。权力和权利是法治运转的两个轴心。历史经验表明,法治建设愈发展,权力愈受到规范和约束,权利愈得到保障和发展。规范权力、发展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法治建设的最基本的原则,应当作为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实现法治化只能选择“政府推进型”的发展方式。政府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是,必须看到,以往我们在各种依法治理活动中一直比较重视政府的管理,强调运用权力管理他人,而对权力的运行则疏于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对公民和法人的义务规定较多,对其权利重视不够。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摆在突出的位置,把保障和发展权利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必须深化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决摈弃那种以法“治民”、“防民”的传统法治观念,牢固树立权力要受到规范和约束、权利要得到保障和发展的现代法治观念。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着重提出并多方面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的价值目标,在法治建设方面,就是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和保障人们的各种权

利和自由,使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达到统一。

四、法家“法治”把法律看作是唯一有效的治国工具,而现代法治则具有特定的内涵

法家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成文规范,它包括赏与罚两种手段,法家所谓的“法治”实际上

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统治阶级实行严刑酷法,目的就是要“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对劳动人民实

行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法家的“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在法家看来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所以治理国家不能靠道德说教,只能靠法治。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实行赏和罚的两手,认为行赏施法是贯彻法令唯一有效的手段。可见,法家的法治是统治阶级手中用来治民的工具,是领导人手中挥舞的大棒。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它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法律之治,是以法律为依椐的“治”,具体说来是立法的民主化,执法的公正严格,不允许有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有法外特权。现代法治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保障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五、法家“法治”反对德治,而德治是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家的“法治”,主张“以法为本”。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法律是“禁暴”、“止乱”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禁暴止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法治”学说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法治”

学说是建立在法家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并且认为人的恶性是不可改变的,道德教化是无济于事的,统治者只有善于利用这种人性,以法令规定才有效。针对儒家“亲亲”、“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他们提出人人“皆挟自为心”,认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伪”的,即使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只有以力制力,以严刑重罚治国御民,才能建立“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法家的“法治”是针对儒家的“德治”而提出的一种治国思想,法家的“法治”重法轻德,主张用严刑酷法来治国,他们轻视德的作用甚至是反对德治的。

现代法治主张依法治国,但它并不轻视道德的作用,认为德治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现代法治重视法律的作用也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人们的行为的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分别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起作用,不可相互替代。所以现代法治并不排斥和反对德治,主张法、德结合的法德兼治,现代法治主张要树立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最高权威,法律受到人们的普遍尊崇,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权,现代法治认为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浅析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

公共管理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期中论文浅析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学院交通学院专业班级交通运输0901 学号 00929175 姓名丁立指导教师袁会琴日期 2011 年 11 月

浅析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摘要：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依法治国是当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引领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施。本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分析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实践发展，并且论述了依法执政确立的依据，阐述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它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和实现依法执政的具体路径。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必须推进依法执政。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法治国家一、引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全社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进行法制建设的。很多同志说，我们做到了“十六字方针”的要求，就是做到依法治国，为什么还要再提依法治国？甚至有的学者问道：依法治国和“十六字方针”是什么关系？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法制方针是什么关系？是继承关系、否定关系、还是其他的关系？因此，我们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认识，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理解，必须要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放在具体国情下加以认识和理解。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确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改革。这个变革，必然对我国的上层建筑、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提出相应的要求，要求我国的法治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法治保障。1992年，党的十四大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随后一系列重要决定政策出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由于我国立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笼统地、片面地、不加区别地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由于当时很多法律法规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在当时那种

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关系

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关系儒家德治思想在《大学》中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德治的基本思想是，为政以德，德教，礼教,仁政。儒家实行以德治国，有着其丰富的内涵，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谓“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准则作为处理政务的指导方针，即实行“德治”。统治者需要有良好的品德来而治理国家，这样才能让国家安邦兴国。同时使人们的心变得良善，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它从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单纯的把希望寄托与统治阶级的身上，希望有品德优秀的人来统治，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能成为幻想。 “礼治”，孔子极其看重礼。孔子认为礼是国家的大节，要长期维护国家的统治一定要重视礼。礼，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后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一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有效的维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故而被很多王朝加以借鉴。礼治是统治者的责任，统治者会根据礼来治理国家，从而约束一些自己的行为，使得国家的政治清明一些。当然礼治有着其不合理之处，它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在今天是不实用的。礼治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礼治，更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仁政’。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仁政，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儒家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仁政，有着其丰富的影响，与着儒家很多学说有着紧密的联系，施行仁政，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从而使得国家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法治在中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关于德治与法治的争论也从未停息。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经无从所考，但是邓析、少正卯可以称之为法家开山鼻祖，后来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法家根据社会现实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於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法治的本质是依法治国，这种做法有效的稳定了当时混乱的秩序。依法治国的一个有效的前提就是要制定法律，只有制定法律才能依法治国。法家的杰出思想家提出了制定法律的某些依据，由于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法律的制定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的创制法律。制定法律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立法要符合自然界规律和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立法要因时而变，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法律的制定要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包括人的生理需求和人的社会需求两部分，充分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创制法律。；创制法律必须考虑到现实可能性，就是要考虑所立之法使老百姓保持在刚好不饿着的状态技术性；立法还要符合当时的市场发展和政治伦理要求，理清事物的孰轻孰重关系，法家执法思想理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先在全国范围内搞统一思想，制定统一的赏刑标准，为推行法治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而后在推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信赏必罚和不逾赏不滥罚的原则要求贯彻实施各项法律制度。

当代中国的法治改革与发展

当代中国的法治改革与发展（一)加强立法工作立法是发展中国法治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自从中国1９7８年明确提出“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中国立法机关始终高度重视立法工作,把立法放在法治建设的首要位置来抓。27年来,在法治建设的各个领域，立法工作是取得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它们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立法法等的规定，中国实行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的立法体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地方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会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有制定地方性法规权的地方政府有权发布规章,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制定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海南、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五个经济特区还享有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权。中国的立法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两个积极性，使中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除了修改颁布1982年宪法和对1982年宪法进行四次修改的31条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０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7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依法行使自治权。目前,中国共建立了5个自治区，３0个自治州,12０个自治县(旗)。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４个少数民族建立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关键词: 法家/法治内容提要: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法家对法的起源、性质、特征和作用的论述，对成文法的公开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和简明性等问题的专门阐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法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和评价，本文不准备再多加重述，而是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评说，以供学界同仁批评参考。一、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家主张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分割。因此，法史学者多把君权至上视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近来，看到有的学者曾采用法家有关法律可以约束君主行为的观点，说明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在最高原则方面有共同的地方。这些材料最为典型的有以下两条。一是管子提出的“令尊于君”的主张。管子认为英明的君主“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重于宝。” [1] 从“令尊于君”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管子主张的不是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权力，而是主张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私欲，不能因为君主的私欲而变更法令。管子非常重视法令的作用，认为法令是“人主的大宝”。但他更重视君主的权力，认为君主不能因为重视法令而分散了君权，君权比法令更为重要。细读原典，我们知道，“令尊于君”的“君”是指“君欲”，而不是指“君权”。管子不仅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思想，而且主张君主为了维护其权威，就不能太重视法律的作用，因为促使法律作用的实现，不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因此要限制法律作用的实现。实际上，在管子的法治思想和整个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中，都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主张，而只有君权高于法令的主张。二是管子提出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这一主张似乎已突破了“刑无等级”的主张的局限性。在“刑无等级”的法治主张中，商鞅只提到“卿相将军”，韩非只提到“刑过不避大夫”，都没有提到君主。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中，已提到了法律对君主的制约作用，君主与臣民一样都必须遵从法律。在这一主张中，是否已有了法律高于君权的思想呢？孤立地看这一句话，是会得出肯定的结论的。但把这一句话纳入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体系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主要体现君主的意志，遵从体现君主意志的法律，正是维护君主权力自身的需要。君主遵从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利于发挥君主权力的威力，而不是制约君主的权力。在这条材料的背后，仍然是君权支配着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君权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高于君权。所以，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君权至上，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是为君权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制约或限制君权的制度。制定法律、支配法律的是君主，遵守法律、受法律统治的是臣民。正如《管子·任法》中所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因此，尽管在法治的一般原则上，法家的法治理论有与现代法治理论相通或相同的地方，但在法治的最高原则上，法家君权至上的法治理论与现代法律至上的法治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班级：高二（9）班小组成员：指导老师：罕蒙爱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二、研究目的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三、研究内容及方法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方法：（1）网上查询资料（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有哪些基本内容

1．中国当代政治制度有哪些基本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宪法制度，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国家行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以及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等。 2．政治制度的基本含义及其主要特征是什么？按照传统的看法，政治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它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历史性。政治制度是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是一个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历史范畴。政治制度就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将随着阶级、阶级矛盾以及国家的消亡而自行消亡。第二，阶级性。政治制度作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反映了特定社会形态的阶级本质和阶级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第三，权威性。政治制度通常是统治阶级依靠政权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正式颁布和强制执行的，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第四，层次性。政治制度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其结构是极为复杂的，表现为一定的层次性。处于不同层次的政治制度，其内容、形式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第五，稳定性。政治制度的形成、确立和被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它要发挥维持秩序、规范行为等功能则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不是墨守成规、僵化不变，相反，它是一种动态的稳定。 3．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哪些主要特色？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代中国法治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_修改

当代中国法治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内容可包括：中外法治内涵的历史学考察、法治的概念、当代中国法治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当代中国法治的的完善路径：与人治、传统、宗教等的兼容、具体的完善策略等。修改的大体意见如上，但是其中有好多的内容与论文的内容一致。所以只需要重新分段，修改各个子标题，及部分内容不要动文章的大体构架即可摘要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而不是选择其它手段。这就是我们讲的依法治国。法治除了被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来理解外,它还有其他重要的涵义,即法治的内容或精神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本文从法治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其词源、词义进行整理，并对法治合理性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对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关键词：法治，合理性，内涵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在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范围以外某个神秘的地方早就存在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公正、最科学的合理法则,并且一直存在着,尽管我们并没有明确地认识。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享有这种合理法则,它指导人类作出合理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且包括享有是神或自然或理念决定的,是自然而然不假外求的。法的合理法则就是正义和道德自身。用西塞罗的话说,它与“正义”同义,符合这种合理性法则的实在法才是公正合理的。考查法治合理性的内涵和标准,从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源于以下事实:法和法治是实现人的价值需要的工具。任何客观事物,如果不

与人的价值需要相联系,就无所谓好坏、优劣、善恶,也就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人的需要有很多,如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等等,法治必须能满足人的这些需要,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才能体现其价值和合理性。社会发展规律即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法治的形成、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从立体网络的结构看,法治的构成要素,既有精神要件,也有实体要件和形式要件。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法治合理性进行了研究，赫拉克利特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的体现,认为人类制定的法律的内容来自神的法则,按照神的法则来制定的法律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之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确信存在着实在法的某些不变的标准,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用,可以发现这些不变的标准。但是,理性、合理性、理性法作为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却始于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是在希腊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瓦解和由此引起的城邦国家衰落的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到了近代,法和法治出现了理性化的趋势。许多自然法学家和思想家力图把从罗马法中延伸出来的理性原则同久远以来的哲学思考统一起来。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上述各种法治合理性的思想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是,它们都或多或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法治、合理性是法治的主要价值追求；法

法家思想总结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法家思想总结篇一：浅谈法家思想浅谈法家思想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重点总结最终版)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期末重点答案 --------Edited by RQH 一：填空题 ①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讨论法律草案、审议行政法规草案；通报和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②宏观调控部门。主要有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业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其职责主要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 ③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表现在：⑴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基本保持原有法律，实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⑵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地方行政区域。(3)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它享有高度自治权,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般地方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 ④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组织代表小组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以反映民意；参加执法检查；列席有关会议；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提出建议。 ⑤根据1982年宪法，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主席任免。 ⑥宪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负责的、公正的、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 ⑦国家政务部门包括外交部、国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民政部、监察部、审计署。 ⑧人大代表在会议时间的主要的工作是出席会议，审议有关议案和报告，提出议案，参加各项选举活动，提出质询案和进行询问，提出罢免案，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参加表决和提出建议。二:名词解释 ①社会监督:是指社会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以法律和社会及职业道德规范为准绳，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一切行为进行监督的监督形式。 ②政治体制: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原则和方式，组成并代表国家系统地行使权力，以实现阶级统治任务的政权机关体系。它表现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及其与其它国家权力机关、公民的关系。（P22） ③党内民主监督：是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对党内民主政治、领导行为和党员行为所开展的检查、评价、督促和纠举活动。 ④法治：指法律的统治，是通过法律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⑤行政规章：行政规章分为部门性行政规章和地方性行政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张恒山《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其中民主法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要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体制基本健全。但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也面临着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作存在阻扰。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运作体制基本健全的情况下，人们的法治理念，尤其是各级党政干部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要求党政干部、人民群众普遍地树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相适应的法治理念。这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文化观念基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些理念是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有关法律的认识、观念而得以体现的。一、关于法的观念——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目前，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中流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们把它称为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我国，从五十年代以来，它一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前苏联学者在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所作的不适当的总结。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析实证法学的国家意志论的变种。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

民的成员之一分子而工作、生活。我们在理论上或宣传上有意或无意地将刑事犯罪分子视为“被统治阶级”，这种认识和观念极为有害。此外，所谓被统治阶级是法律之外的概念，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概念。而刑事犯罪是后于法律而出现的现象––––没有刑事立法就没有刑事犯罪。所以，将各种刑事犯罪置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其本身就是一种牵强的说法。由一种先定的观念出发去硬性地寻找被统治阶级是一种非常有害、甚至非常可怕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中，为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口号的正确性就必须证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继续存在，就必须寻找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当继续被革命、继续被专政的对象。结果寻找出来的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在上述九种人中，在当时能真正构成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而遭殃的就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专政的恶果及由此派生的恶果既然结出，对它们就挥不去、摆不脱，只好留给后来的好几代人去皱着眉头、慢慢地品尝、体味、消化。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仍然要硬性地寻找出一个被统治阶级。我耽心：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哪个倒霉的阶级或阶层的成员们在某一个阴霾密布的早晨起床后会忽然发现自己不幸被划入“被统治阶级”之列。第三，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

中国法家思想简介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简介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今天就四个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阐述：法家思想概论、历史局限性、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法家与儒家比较。首先是关于法家思想概论。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二. 1）“定分止争”，即明确物的所有权。有比喻为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三.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四.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五.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第二是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涉及人们思想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四.“刑用于将过”。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_重点

复习思考题 ● ●当前中国政治模式有哪些明显的优势？ ●存在的问题有： ●腐败问题 ●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 2.党章关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规定有哪些？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基本构成是什么？ ●我国的归口管理制度是什么？按照归口管理的含义和我国的国情，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有六大“口”或六大系统，即组织人事、宣传教育、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事和军事。既然是党的系统，其活动就不可能是独立的，而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虽然本系统在执行中可以发明和创造新形式、新方法和新途径。 ●党的核心领导机关有哪些？复习思考题 1.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 ●如何认识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选举机构：选举机构具体负责选举事务的管理工作。 ●选区划分和选举单位：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基础划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开展选举活动，

进行直接选举，产生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这样的区域叫做选区；选举单位是采用间接选举的方法，产生人民代表的单位。 ●选民登记：我国采用一次性登记的方法。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有哪些？ ●立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权力 ●对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 ●立法权：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补充法律的权力。 ●监督权：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重点问题 ●如何认识“议行合一”理论与我国政府体制设置的关系？ ●我国政府的领导体制是什么？ ●根据宪法和实践，贯穿于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体制包括首长负责制和首长负责制下的分管领导制度与领导小组制度。 ●我国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 ●实践中的分管领导制度与党的归口管理制度相对应；与党的领导小组制度相似，政府也有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制度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 ●比较我国行政体制建制与其他国家的异同。 ●如何认识我国立法体制中的行政立法？ ●行政法规：特指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根据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基本特征是： ●立法主体只能是国务院； ●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作为执行国家权力的手段，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如何认识产业主管部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重点问题 ●地方政府的行政领导体制是怎样的？ ●如何认识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创新作用？ ●现阶段中央—地方的政治关系是怎样的？ ●由于苏联模式和中国传统的影响以及计划经济的需要，在政治关系上，中央实行高度集

当代中国的法治

当代中国的法治 ——沿着良法与善治之路前行作者简介：臧肖睿（1980—），女，汉族，山东人，天津财经大学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天津财经大学天津300222 [摘要] 法治的源头在希腊，当法治的理念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时候，中国这个人治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也在法治之路上开始了漫长的探索。本文通过分析法治的概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对法治的基本要素——良法和善治进行分析，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个人的一点看法。 [关键词] 法治；良法；善治一、法治理念概述法治一词由来已久，但是在我们国家从治国方略的高度被确定下来还是近十年的事。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正式将长期沿用的“法制”一词替换为“法治”。1999年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融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 1、《现代汉语大辞典》中对法治的定义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亦指依法处治。” 2、哈耶克的法治观。“哈耶克沿袭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观点，认为法治就是法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法治在于限权，即限制国家及其相关机制的公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以君主的个人王权，还是以代议制的民主权力，甚至以所谓全体人民的主权等形式出现，只要它们不符合最一般的法律原则，就不具有合法性，就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与约束，否则就不是法治，就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3、西方国家的法治观念。西方的法治观念重视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政府本身也必须接受法律约束”被看作是对法治的概括表述。这一点在英国的《大宪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除非经过同类人的合法判决或通过本国的法律，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剥夺其权利或财产，或将其放逐或流放，或以任何其它方式剥夺其地位，我们（国王）亦不得对其使用武力或派遣其他人对其使用武力。” 法治是一个与人治相对的概念。虽然人治的社会中也可能存在着较为系统的法律框架，但是在君主独裁专制之下，法律自始至终都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武器和工具；法治中的法律虽然也是由人来制定、修改、执行，但是，法律一旦颁布施行，就对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和强制力，承认法律的绝对、最高统治，即便是当初参与制定它的人也不能例外。我认为这是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中国这个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推行法治，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循，只有一步步地探索前行，而良法和善治就是这条探索之路的基石和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