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州鼓乐

绛州鼓乐王秦安鼓是中国最原始的传统击器，锣鼓又是中国最流行的民族民间音乐，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

绛州鼓乐泛指新绛县流行的锣鼓乐，吹打乐，因新绛县昔称绛州而名，又以擂大鼓称著，得名绛州大鼓，俗称新绛锣鼓。

一鼓在新绛一带从体鸣到膜鸣，由响器到乐器，又同其它乐器褡裆，逐步形成绛州鼓乐，历经了上万年集体传承，源远流长，历久弥新，鼎立于先秦，鼎新于唐宋，鼎盛于明清，鼎革于当今，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在网上发布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先秦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立阶段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鼓，是1980年在与新绛县接壤的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甲种墓葬出土的鼍皮革鼓和异陶土鼓，为新石器时代遗物，距今四、五千年。

襄汾、新绛两地曾在汉代同为临汾一县，自古以来，两县邻村近镇住民通婚为寻常事，至今尚有三个乡镇接壤，一路之隔。

其实，陶寺鼓并不是山西南部最早的鼓，革木容易腐朽，尚不见有更早的鼓出土。

1962年在芮城县发现的西侯渡人，距今约180万年，从山西西侯渡人的直接打击石器到山西北部峙峪人的间接打击石器，伴随着击器度过了漫长岁月，特别是襄汾“丁村人”的出现，随着猎食御兽，他们运用木棒打击、石球投击、弓箭射击、矛头刺击，使两物相撞产生了原始击鸣，逐惭在自然音色中寻找到了节奏韵律，从《击壤歌》到《狩猎舞》，击节而歌，踏拍起舞，便使吹拉弹拨诸多乐器尚未产生，而击器已率先问世，鼓在新绛一带出现比陶寺鼓还要早些年月。

相传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铁额魔王蚩尤，带了81位弟兄进犯中原，一场涿鹿血战，兵败被俘，黄帝将他肢解解州，血注一池囱水，化作解州盐池。

说是因为黄帝命他大臣风后造了8０面雷鼓，并以雷兽之骨作棰连击9次，蚩尤闻鼓坐失神力，犹如困兽。

又有舜王历山击鼓耕田（一说簸箕）和击鼓报警戏诸候的民间故事；还相传说舜后娥皇，女英回娘家时两地锣鼓迎送。

这些民间传说的发生地距离新绛远不过百余里。

固然，这些口碑近似荒诞，然而不完全是向壁虚造，可以说是对“陶寺人”的一个想象补充。

这见诸于《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

”《吕氏春秋•古乐篇》也说“帝尧立……置缶而鼓”，一如《尚书•益稷》所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礼记•明堂位》还记载有“夏后氏足鼓”。

伊耆氏即陶唐氏尧帝，夏后氏即虞夏帝禹王（一说是夏禹的后裔），尧都平阳、禹城夏县都距新绛不过百里之遥。

唐尧虞夏时期，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有了乐在其中，鼓巳作为一种主要击节乐器出现在歌舞中。

这时，绛州鼓乐基本上脱离了原始形态，但在新石器时代尚是奠基阶段，商周时期才进入了构筑时期，春秋初期始见倪端。

时有“秦筝晋鼓”之说，“晋鼓”一词见于《国语•吴语》：“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

这是常昭对晋鼓的诠释，出自《周礼》。

晋鼓是建鼓的别称，也是对晋国鼓乐的泛称，时已名闻天下，一是晋国一度称霸天下，况又“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二是晋国著名乐师师旷力主“闻鼓声者而悦之”，得到晋悼公和晋平公的颁行之后，晋国鼓乐雀起蜚然，即与“秦筝”齐名。

乾隆年的《山西志辑要》上说：“临汾故城在今新绛县城东北二十里处，”于此可知新绛至少是晋都的畿内之地。

戏曲故事《赵氏孤儿》由历史的“下宫之役”推演而来，则发生在新绛。

《左传》记载的晋灵公“台上弹人，观其避丸”的灵公台在新绛县泉掌，《春秋左传》记载的哺饥坂，唐佚名《故绛行》、宋司马光《故绛城》两诗提到的虒祁宫、九原，也在新绛县境。

新绛当时与今日的太原、临汾齐名，号称“晋国三城”。

在这里的“闻鼓声者而悦之”的晋鼓，一改商周时的靡靡之音，名播四方。

时人荀况出生在新绛县的古水入汾之处的古荀国，今古交乡一带，十五岁时离开荀城去了齐国，著书有数万言，他的《荀子•乐论》一书写道：“鼓，其乐之君邪”，“鼓似天，钟似地，罄似水，而筝笙箫等似星辰日月，鼗等似万物。

”这与1978年在湖北随县鼓墩发掘出曾侯乙墓葬中的乐器种类相差无几，史称“钟鼓之乐”。

山西文物管理所候马工作站于1997年在新绛县柳泉村的墓葬中发掘出战国初期钮钟、甬钟各6件，又据“晋国新田”遗址，东周墓葬群一墓（13）号出土的编钟，邻近的曲沃县曲村遗址晋侯邦父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编钟、晋侯苏墓出土的西周16件编钟、晋侯9号墓陋土的西周早中期甬钟、晋侯93号墓出土的春秋早期6件编钟、接壤的侯马市上马1004号墓出土的东周编缚、5218号墓出土的春秋编缚、闻喜上郭210号墓出土的和211号墓出土的西周晚期钮钟，还有晋国子范的晋文公时代甬钟……都印证了绛州鼓乐早在先秦时期或者更早一些年月，亦为钟鼓之乐鼎立于世。

唐宋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新阶段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奴隶制社会，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到唐代出现了一代盛世，带来民族文化的一个全新时期，，宋代又开启了以戏曲为艺术表演中心的时代，整个民族一代新的文化艺术蓬勃兴起。

李唐王朝是在山西发迹，太原一度曾为北都，而新绛县是李世民东渡北伐的根据地。

时为州治，与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距甚近，又是邻近东西两京的“李唐之雄州”，也是北都晋阳通往东西两京的主要官道，水陆两通，武德元年设总管府，辖15州，还是唐代铸币重地，《旧唐书•食贷志》上说：“天下铸炉九十九，绛州三十”；而且又是李世民的国乐《秦王破阵乐》的源头，直接受到《秦王破阵乐》的正反馈，这使绛州鼓乐伴之而来一个鼎新局面。

《秦王破阵乐》源于新绛民间，最初出自绛州鼓乐的擂大鼓。

这在《旧唐书•音乐志》有记载说：“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时，征讨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资治通鉴》也称“朕昔受威专征，民间遂有此曲”，《新唐书•礼乐志》和《隋唐嘉话》将李世民说的“专征”作了解读，前者称：“破刘武周，军队中相与作《秦王破阵》曲”；后者说：“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队中相与为《秦王破阵乐》”。

李渊定鼎长安不久，刘武周、宋金刚起兵反叛，占领了大半个山西，仅剩河东一隅，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请缨出兵，东渡北伐，囤兵在新绛县柏壁的秦王堡，历时半年，一举歼敌，他收复失地得胜还朝时，同河东士庶在此战的根据地新绛举行军民联欢，“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

起初，《秦王破阵乐》是“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后来才修改为雅乐，成了李世民的燕乐大作，《旧唐书•音乐志》上说：“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明皇杂录》也说“击雷鼓为《破阵乐》”，迄今在李世民囤兵的秦王堡尚有“擂鼓台”的遗迹可寻。

“擂大鼓”在新绛境内屡见不鲜，与堡理村相邻的阳王和万安两个乡镇，更是村村有鼓车，年年擂大鼓，同新绛接壤的稷山、闻喜边沿地区虽不时有擂大鼓外，其它地方便稀有罕见了。

如今新绛县的车鼓颇以《秦王破阵乐》的“擂大鼓”，车是由古代战车衍变而来，大鼓面径一般都在一米以上，竖立车上，由若干匹骡子，或牛、马、驴拉着奔跑，上有大鼓咚咚，下有车轮滚滚，具有一种披甲执戈和“象征战阵”的“发扬蹈厉，声韵慷慨”。

绛州鼓乐今有三大乐种，除车鼓外，另外两种也传说是从唐朝兴起的，杨明索先生探寻花敲鼓（又名花庆鼓）时，曾访问过三泉镇时年八十六岁的郭春林，他说：“我们这儿的锣鼓是唐朝兴起的，古堆水浇地时有了花庆鼓，到梁公祠迎神赛社闹热闹”。

梁公祠是古水受益村民纪念凿山原，引古水，施惠于民的临汾县令梁轨而兴建的，志书记载说是隋开皇十六年的事，到了初唐代武德年间，古水流域村民才受益见效了，于是建起了梁公祠，这才有了“闹热闹”的花敲鼓。

古堆一带又传说是李世民从父起兵，进攻长安，沿着官道从九原山下来，他的人马车辎途经古堆，淌水而过，水下是青石板，足踏蹄践，车过轮碾，声若擂鼓四响，如司马光《鼓堆泉记》所说：“鼓者，言人马践之，逄逄如鼓声”。

从此，这里山水全以鼓来冠名，借李世民圣功，威镇邪恶，力保风水，鼓乐随之而兴。

另外一种“穿箱锣鼓”，也传说是到梁公祠闹热闹时在唐朝兴起的。

三泉村一直在流传的穿箱锣鼓《唐王出城》，是说魏征斩龙王，李世民还愿的故事，从穿箱锣鼓队伍的“竹竿子”来看，至迟宋代已见雏形。

竹竿子是宋代乐舞的引舞人，属“参军色”，手持竹竿而名，三泉穿箱锣鼓《唐王出城》的领队，身着橙色大铠，头戴黄圆公帽，足蹬朝方，左手拿扇，右手持竹竿子，上挑野鸡，而用左右摇扇、上下摆动竹竿子来指挥乐队演奏，与宋代“竹竿子”同出一辙。

汉代塞外吹管乐的流入，魏晋南北朝铜响器的传播，胡音沙锣和西域铜钹的相继加盟，绛州鼓乐逐步完善，后来宋代村落百戏和社火的兴起，绛州鼓乐更加成熟起来，衍生出了锣鼓杂戏，亦称铙鼓杂戏，相传它形成于宋、金时期，是活跃在河东地区的祭祀家戏。

《辞海》载称：“相传锣鼓杂戏起源于山西绛州（今新绛），后来流传到附近的安邑、猗氏、万泉一带”。

是以民间俚曲俗谣作为基础，较多地吸收了诸宫调和唱赚两种说唱艺术，整个演出是以大锣大鼓伴奏，兼用铙、钹、唢呐几种吹打乐器，这使宋代绛州鼓乐一些曲牌在锣鼓杂戏中由打情绪到打情节，变成一种戏曲表演性的锣鼓经了。

从秦汉到唐宋的一千多年间，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杂居中原，经济文化频繁交流，促使绛州鼓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碰撞后的突破，尤其唐代“十部乐”的确立，西域大量鼓的传入，为绛州鼓乐鼎足而立的车鼓、花敲鼓、穿箱锣鼓与擂大鼓、花敲干打、演绎故事三大特点基本确立，并以崭新面目出现。

1981年11月，山西考古所侯马工作站在新绛的汾北吕梁山麓发现一座金墓，墓内仅在南壁有33块乐舞砖雕，其中有击鼓俑、拍板俑，鼓有大鼓、羯鼓、腰鼓，东西两壁也各砌有击锣俑，打鼓俑砖雕，后来在北苏村也发掘出金墓社火砖雕，并发现了如今日的带座堂鼓，这些鼓俑砖雕，正是宋代绛州鼓乐的基本缩影和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盛阶段迎神赛社是上古时期巫术文化的遗俗传承，到了唐宋以后，成为绛州鼓乐赖以生存并充满生命力的一座历史舞台。

两宋以来，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又历经了辽国在山西的长驱直入，三朝外族入主中原，奉行几千年的汉人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不再一统天下，忠孝节义，天神地鬼，凡此种种，在新绛县无不建庙立祠，土神小庙和东岳庙（俗称阎王庙）四处可见。

赵村泰山庙号称是新绛的丰都城，建年失考、碑记重修是元至正元年，内有南台北殿，东廊西庑，正殿左右还有两座偏殿；北张村泰山庙占地二十余亩，俨若一个小村。

庙大有台，凡庙必祀，因而迎神赛社活动越加繁多。

在元、明、清兵连祸结之后，中国连续有六百余年的统一安定局面，城镇商业繁荣，随之，市井行业文化日见活跃，尤其到了清代地方戏的勃兴之后。

新绛是手工业城市，商贸业又颇为集中，又是京津两地发往西北物资的集散地，从陕西、山西两地的民歌《走绛州》，可以看出清代新绛工商业之发达，据1938年前的统计，城内各种商户摊贩多达1300余家，拥有276万银元，日成交额在8万银元以上，票号20余家，“汇通天下”，清末民初，全县工商业的资本总额在山西省仅次于太原市，享有“南绛北代，忻州不赖”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