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

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是一个比较独立阶段。

按照拉宾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就是其第二阶段。

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为《莱茵报》撰稿，在该报从事编辑工作，后来又担任主编，为该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因为《莱茵报》被查封而退出该报后，着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克罗茨纳赫笔记》。

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思想主题就是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过程，决不是马克思单纯运用费尔巴哈的核心思想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念的简单的的否定。

作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决定性起点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实际上是一项科学发现，它的形成完全符合科学发现的逻辑，决不仅仅是抽象思辨的产物。

他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看作一个认识过程，这不仅可以从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历程的分析中得到证明，而且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历程的回顾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马克思在写于1859年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将使他苦恼的疑问与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

而这个“苦恼的疑问”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对“结果”的表述的实质也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它是第一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

这表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确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从时间上看就是《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克罗茨纳赫笔记》从内容上看它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相同，其内容是紧紧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批语直接被运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这些充分说明《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思想演进过程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是标志着唯物史观开始诞生的第一原理，它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规定了马克思在此之后的思想发展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既然市民社会成为了国家的决定性基础，要理解国家就得先了解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就应该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从研究哲学、历史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思想动因。

其次，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理论还以萌芽形态内在地包含了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得到首次充分的阐述和展开。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这一段思想历程的根本原因。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国家观在他的思想中还占据统治地位，它构成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依据。

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理论前提主要是：1.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哲学前提的。

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理性、普遍性、绝对观念是第一性的，由它产生和决定个别和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从属于绝对理念。

2.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里的“决定”是逻辑上的，具体到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这种“决定”是由“正反合”的辩证结构来从其理论上得到论证的。

黑格尔认为社会伦理理念包含了三个环节，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这里，家庭代表普遍性，是直接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则代表特殊性，而国家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正反合三者中，合是真理，是大全，是根据，所以国家就成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真实基础”和“最高权力”，是它们的目的，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达到国家的中介，作为有限性领域，它们是必须被扬弃的。

3.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

这就是说，国家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它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东西。

而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绝对观念、理性等又是和普遍性、整体性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

而作为国家制度一个方面的法律，自然也就成为普遍理性和普遍利益的代表。

4.独立的个人利益构成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核心要素。

在这种整体国家观中，个人潜在地是普遍，而国家作为现实的普遍，它是个人的真正的自我的客观化、现实化，个人利益、个人的本质规定都依存于国家并从属于国家，国家是个人追求的普遍目的。

而追求私人目的的活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普遍目的的实现。

这样，个人利益对国家的服从，从本质上说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

可见，黑格尔的国家观主要是从伦理、法律、逻辑的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而不是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视角出发解释真实的国家，这样难免用主观臆想的联系来代替客观真实的历史联系。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这一阶段中，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由赞同到批判，这一批判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过程。

这个批判与创建的过程涉及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各个方面，它大致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验假设《莱茵报》时期，国家与法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

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发现了经验事实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之间的矛盾。

理论上，这时的马克思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对理性国家观是基本肯定的。

他在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中说：“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这完全是黑格尔对法律的看法。

而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在批判神权政治后肯定了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哲学“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

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和法的认识正是来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

但马克思在对经验事实的实证分析中，却处处看到了与上述理论认识相反的现象。

如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第一篇文章，在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条文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

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

”这与黑格尔关于法律的本质是自由的观点正好相反。

黑格尔认为立法部门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马克思以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个案，用长达近46页的篇幅，对在省议会辩论中的诸侯等级代表、贵族代表、城市代表、乡代表、报告人就一些法律条文的争论作了详细的、入木三分的解剖分析，马克思文章中指出：“我们的全部叙述指出，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

”这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国家观关于国家与私人利益关系的否定：（1 ）林木占有者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的，它并没有使普遍利益的增长；（2）国家并没有成为普遍理性、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成为林木占有者手中的工具。

对此马克思写道：自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

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都应该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

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当国家为林木占有者服务时，它对穷人的利益却不闻不问，任其遭受侵害。

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同样指出了国家不顾贫苦农民利益的事实。

这样的国家怎么能说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呢？倒不如说，国家是私人利益的工具。

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从经验认识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实际上也表明，物质利益与国家之间，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即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是经验事实所表明的。

但由于马克思这时在理论上依然坚持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对这一事实现象便作出了与其本质相反的解释，认为这一现象是国家理念的异化，是对国家本质的暂时背离，它终究是要回到其真实本质之中的。

理论的强大摧毁了正确的经验假设。

可见，科学发现仅有经验认识是不够的。

（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论证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理论前提是客观唯心主义。

对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批判，没有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就是不完整、不彻底、不成立的。

在经验假设阶段，马克思没有得出正确结论就是与其未进行理论前提的批判密切相关的。

而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利用费尔巴哈把被思辨哲学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的方法，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哲学理论前提即理念决定现实进行了批判。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

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

”这就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前提是错误的。

在黑格尔看来，理念、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绝对精神正是由于自身的发展才产生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马克思认为这是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

实际上，观念、理念并不是主体，它们是思维的产物，是现实的、真正的主体的属性、谓语、宾词，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现实的主体，而不是相反。

正是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确立起了其理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前提，肯定存在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存在，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错误正在于颠倒了主体与理念的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理念发展的产物，是宇宙精神的体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

观念决定国家的形式和本质，这些观念如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实体性等，它们实际上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抽象范畴。

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法哲学就只是逻辑学的补充。

黑格尔在这里正是因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前提而颠倒现实的国家与国家的理念的关系。

事实上，正是现实的国家决定国家的理念，而国家理念是不能决定现实国家的。

如此看来，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从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社会伦理理念经由家庭、市民社会达到国家，并在国家理念中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