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

关于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①胡联合 胡鞍钢 王磊②提 要本文从社会冲突的三种基本表现形式——圆桌政治、夜晚政治、聚众政治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化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

近十几年来，虽然我国社会稳定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在逐步加剧。

这不但表现在社会冲突程度相对轻微的圆桌政治案件日趋增多，各类轻微冲突案件总体上不断上升；而且更突出表现为社会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夜晚政治和聚众政治案件都在大幅上升，并导致我国社会不稳定指数的增长速度过快，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在加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突出。

努力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是维护社会持续稳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课题。

关键词：社会不稳定 圆桌政治 夜晚政治 聚众政治 实证分析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

③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与问题大量滋生，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压力很大。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的《社会蓝皮书》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稳定指数”年均呈现“负增长”发展态势，强调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⑤那么，我国社会稳定的态势或社会不稳定的态势到底是不是这样严峻呢？本文将从社会冲突的这一新视角对此展开详细分析。

相信通过这些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评估我国社会不稳定形势，居安思危，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会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①本研究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FANEDD，200467），谨致谢忱。

②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社会科学战线》、《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和人民出版社等发表出版著作一百多万字；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王磊，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③人民日报评论员：《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人民日报》，2005年7月28日。

④参见胡鞍钢、胡联合等著：《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

⑤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1页。

研究社会稳定和不稳定，有不同的测量或评估路径。

在国外，埃·蒂里阿基安在1961年提出了测定社会不稳定的三大指标：（1）都市化程度的增长；（2）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其社会限制的消失；（3）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

①艾斯特斯、摩根在1976年提出了衡量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六大指标：（1）反映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2）个人需求水平；（3）为满足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4）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5）社会内部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6）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

②1984年，艾斯特斯又提出了确定社会不稳定最严重的6个指标：（1）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2）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3）社会资源日趋贫乏；（4）政治动荡不安；（5）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6）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

③罗伯特·达尔提出了衡量社会稳定状况的四大指标：（1）冲突的弥漫性（涉及广度，即每十万人中的参与人数）；（2）冲突的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3）冲突的持续性；（4）冲突总量。

④国内对社会稳定和不稳定的研究和测量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

宋林飞在1989年较早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可视为对社会不稳定的一种估量系统。

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包括：痛苦指数体系、腐败指数体系、贫富指数体系、不安指数体系等四大方面的16个指标。

⑤1995年，宋林飞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涉及产生社会风险之根源的警源指标18个（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干部贪污情况、犯罪率、国际意识形态对立），在社会风险滋生过程中先行暴露出来的警兆指标13个（如抢购风、牢骚、小道消息、国际政治争论），以及作为社会风险外部形态表现的警情指标18个（如游行示威、社会动乱、国际政治干涉）；三者共涉及指标49个。

鉴于其指标太多、计量困难，他同时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包括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贫困率、犯罪率、突发事件等14个指标。

⑥1999年，宋林飞又提出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涉及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腐败等警源指标18个，失业、通货膨胀等警兆指标10个，犯罪率、突发事件等警情指标12个，共涉及指标40个。

⑦国家计委社会稳定状况研究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

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

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①埃·蒂里阿基安：《社会性变化的模式及其主导的指示器》，转引自/ds041102f.htm和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参见(美)J.艾斯特斯著，何天详等译：《各国社会进程》，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③参见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对国内外社会预警理论的讨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4期。

④参见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⑤宋林飞：《“少数人闹事”与早期警报系统》，《青年学者》，1989年第1期。

⑥参见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

⑦参见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赌博、卖淫嫖娼、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

主观指标即指“社会心理”，如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经济生活、政府效率、环境状况、文化生活、国家地位、家庭生活、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的看法和满意程度。

①陶德麟等人认为，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安定等四个方面。

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则非常广泛，涉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自然灾害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台湾问题，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问题、迷信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国外因素的影响等。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主张用客观指标和“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来研究社会稳定。

他们提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包括资金和服务层面），二是社会控制（包括法治和道德层面）。

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

③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仇立平等人提出了包括三大方面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一是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反映社会稳定的常态，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二是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三是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三者共涉及指标70多个。

④牛文元等人将社会燃烧理论应用于社会，提出了社会稳定预警系统。

该预警系统涉及引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基础性“社会燃料物质”（因子），以及相应的社会动乱“助燃因子”和点燃社会动乱的“激发因子”。

这些因子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包括警源、警兆、警情等不同层面的指标。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朱庆芳在国内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也建立了社会稳定指数和社会秩序指数体系。

社会稳定指数包括通货膨胀率、城镇实际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城镇和农村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等六类指标；社会秩序指数包括每万人口警察人数、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每十万人口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每万人口治安案件发案率、每十万人口各类事故死亡率等五个指标。

⑥这些指标体系涉及面各有不同，都从不同侧面对社会稳定或不稳定状况进行①参见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8—1999：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5期；胡鞍钢、胡联合等：《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112页。

②参见陶德麟主编：《社会稳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13页。

③/pws/tangjun/grwj_tanjun/P020050117512891409293.pdf。

④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纲要》，《社会》，2002年第12期。

⑤参见牛文元、叶文虎：《全面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中国发展》，2003年第4期。

⑥参见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1-382页。

了反映与评估，对于我们把握社会稳定或不稳定的状况具有程度不同的参考作用。

特别是原国家计委社会稳定状况课题组等使用的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计量研究方法，以及宋林飞、牛文元等人使用的警源、警兆、警情指标相结合的计量研究方法，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但是，这些计量研究方法，都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有的指标体系过于狭窄（如埃·蒂里阿基安仅使用都市化、性的混乱、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等三个指标）；有的过于宽泛且难以计量（如陶德麟、国家计委社会稳定状况研究课题组等指标体系涉及问题极广、一些问题难以指标化）；有的分类不是很科学（如朱庆芳把社会稳定、社会秩序两个息息相关且难以分开的指标截然分立）；有的分类难以操作化、容易混淆（如宋林飞等人提出的警源、警兆、警情三种指标分类法，初看起来很不错，但细考究，却难以准确把握和操作，因为一个指标可能是引起一个问题的原因，又是另一个问题的表现，如很难说失业、腐败只是社会稳定的警源指标，而不是警兆或警情指标；事实上即使是研究者本人也容易混淆，如宋林飞1995年风险预警综合指数中失业、通货膨胀、犯罪率、腐败等都被视为警源指标，但到1999年风险预警系统中，失业、通货膨胀被改为警兆指标，犯罪率被改为警情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