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自然法思想比较

中西自然法思想比较作者：蔡馨逸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4年第11期【摘要】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和中国的自然法观念在各自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法制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西方的自然法观念有着各自的特点，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本文对比分析了中西方自然法观念的特点和影响。

【关键词】自然法观念中西比较自然法观念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说是西方推崇法治的根源。

自然法即自然的法则。

一般来说，自然法表示一种对公正或正义秩序的信念，这种正义秩序普遍适用于所有为宇宙间最高控制力支配的人。

①如果把自然法观念仅界定为一种关于外在或超越于人类实在法，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去认识和把握的客观法则或永恒的理念②，那么可以说中国同样有自然法的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思想1.自然法的起源与发展自然法思想起源于古希腊。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万物的宇宙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按照一定的分寸熄灭。

”在这里，赫拉克利特表述了一种超越神与人且永恒存在的一种规则，他将这种规则称为“火”。

随着智者运动的兴起，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将关注的重点由自然界转移向人类社会，并将这套规则引入人类社会，作为评定人定法则的标准。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是人类的理性，是以正义为基础，引导人行善、阻止人作恶的准则。

斯多葛学派认为支配着宇宙与人类的“理性”就是自然法，因此他们主张人要按照理性生活，按照自然法则生活。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继承和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将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同古罗马政治与法律结合起来，他认为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是永恒存在的并且适用于所有人，它的内容是正义的。

在被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自然法思想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

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离不开上帝，他将法分为永恒法、神法、人法和自然法四种。

近代，在思想上，人性、理性、人权重新获得重视，神性、神权受到打压；在社会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市民阶级逐渐崛起；在哲学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逐步代替了中世纪的神性主义成为主导，这使得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向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

格老秀斯是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的奠基人，他认为自然法不是源自上帝而是源自人的本性。

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格老秀斯的观点，他同样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自然法，不同的是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

与霍布斯一样，洛克同样认为在人类通过缔结契约而形成的社会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的社会，但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与人平等、和平相处的状态。

这种自然状态中存在着一种自然法支配着人的行为，这个自然法就是人的理性。

2.自然法的特点虽然自然法经历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代自然法到中世纪的神学自然法再到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的发展，但是从中不难发现一些始终存在其中的基本特征：⑴自然法是一种绝对正义的规则。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近代理性主义时期，自然法都是一种支配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规则，并且这种规则是绝对正义的。

⑵自然法是永恒的、普遍的。

西方的自然法学家普遍认为自然法是超越时间与空间而存在，且对世间的万物包括全体人类都有约束作用。

⑶自然法高于人定法。

因为自然法是绝对正义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人类在制定成文法时必须以自然法为基础，符合自然法的理性和正义的精神。

中国的自然法思想1.自然法的内涵中国的自然法思想存在于道家、儒家和墨家的思想体系之中。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认为社会的管理和法律的制定应该“自然无为”，“自然无为”强调社会的发展应该顺应自然，要做到顺应自然统治者首先自己要不妄为，在管理社会、制定法律时要注意“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即保持百姓思想的单纯，保持社会风气的淳朴。

儒家认为自然法是宇宙运转的内在规律，即所谓的“常”。

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认为人性中也有“常”，孟子说：“仁义理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这种人性中固有的，不是外界强加的“仁义理智”就是自然法在人性中的体现。

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说：“中国肯定有一种自然法，即圣王和百姓所一贯接受的那套习俗，也即是儒家所说的’礼’。

”③“礼”是儒家自然法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表现形式。

“夫礼，天之精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礼”是儒家的道德行为准则，并且指导具体的行为规范，人的行为包括人制定的成文法必须要符合“礼”。

“礼”的核心思想，“礼”的制度表现是“三纲五常”。

墨家对于自然法的表述是“天志”或者“天法”。

“天志”即天的意志，它的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

“天志”以爱人和利人为最高准则，且“爱”和“利”是没有等级差别的。

“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

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

”可见“天志”是一种普遍的准则，人类制定的法律要符合“天志”，否则将“不可以为法”。

2.自然法的特点总结道家、儒家和墨家的自然法观念，我们发现：⑴自然法是普遍的、客观的法则。

不管是道家的“天道”、儒家的“常”，还是墨家的“天志”，它们都是世界运转的内在规律，不会因外在变化而改变。

⑵自然法高于人定法，是人定法的基础。

荀子将“礼”称为“法之枢要”，并且强调“非礼无法”，就是把“礼”作为人定法律的指导，不符合“礼”的法不能称之为法。

同样的，墨子的“法不仁不以为法”也是在说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能算作是法律。

至于道家，虽然老子推崇自然法反对人定法，但是以宋钘、尹文为代表的稷下黄老认为“法”和“礼”都是源于“天道”，并且应该顺应“天道”。

⑶自然法的内容是善。

道家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儒家的“仁义理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从本质上说都是对“善”的表述，同时自然法本身也有引导人向善的目的。

中西自然法比较1.内涵不同西方自然法观念的核心内涵是理性，而中国自然法观念的核心内涵是伦理。

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就认为自然法是种神圣的理性，中世纪时期的自然法被表述为接近“神的理性”的理性，到了近代，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的全人类。

”③可见，理性是西方自然法观念的核心内涵。

中国的自然法观是以“天理”为基础的，这里所讲的“理”强调的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制的伦理。

“人伦者，天理也”，天理即伦理。

2.特征不同虽然中西自然法都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宇宙运转规律，并且自然法是人定法的基础和准则，它们都有最高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但是西方的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而中国的自然法是可变的。

如西塞罗所说：“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决定的，而是某种凭借允许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

”④中世纪时期，自然法是链接永恒法和人法的桥梁，永恒法是不变的，自然法因此也是永恒不变的。

近代，格老秀斯摆托了神学的统治看自然法，他认为即便是上帝也不能改变自然法，进一步肯定了自然法的永恒性。

在中国，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虽为重，吾从下。

”④这反映了孔子认为“礼”是可变，对于怎样守“礼”个人也可以有所选择的。

3.形成的背景不同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对待自然是一种对立和征服的态度。

一方面商品经济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买卖关系，这为自然法发展中的社会契约精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农耕文明占主导的中国，人依附自然、顺从自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因此中国的自然法主要讨论的是人的关系。

另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经济巩固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使得自然法讨论的重点在伦理。

4.影响不同在治国方略方面，西方的自然法为法治提供了基础，而中国的自然法则导致了人治。

在西方的观念中，自然法是一种超越人的权力的普遍客观法则且自然法是绝对正义的，因此在根据自然法的规则制定出来的人定法也应该对人类有着普遍的约束力且是公平正义的。

洛克认为自然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状态”下约束自然权利，而且有了国家和政府之后它仍然继续存在。

⑤因此，政府作为契约的缔结者也必须受到契约的约束，同时政府的行为必须以既定的法律为依据。

可见，受到自然法观念的影响，法治的思想在西方萌芽与发展是必然结果。

在中国，受到“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自然法的观念被赋予了很浓的伦理色彩，自然法想要在人类社会得以实现就必须要借助人的力量。

荀子在《君道》中如此论述法与人的关系：“法不能独立，累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制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可见，君子（即人）对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有决定性影响力的。

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通常是君主意志的体现，约束的对象是君主以下的官员和百姓，这是典型的人治。

在对待法律的态度方面，西方的自然法使人们敬畏法律，而中国的自然法使人们敬畏君主。

受自然法观念的影响，西方人认为成文法不仅是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在它的背后更隐藏着一种普遍、永恒且绝对正义的规则，如果违反成文法不仅是违反立法者的意志，更违反了某种强大的自然规则。

在古代中国，成文法仅仅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如果违反了成文法也只是违反了君主的意志。

人们少了对于法律本身的敬畏，多了对君主所代表的公权力的敬畏。

另一方面，在西方作为契约缔结方的人民有义务遵守契约，并且对契约的遵守有助于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利。

在中国，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人民作为被统治者只能被迫服从法律、服从统治者的权威。

和法律相比，例如“孝”等伦理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更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

注释：①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29.②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5-66.③肖静.中国“法自然”与西方“自然法”之比较[J].温州大学学报，2009（1）：51-55.④马建兴，蒋清华.超越中西的自然法之镜——自然法思想新论[J].太平洋学报，2006（11）：45-55.⑤占茂华.自然法观念的变迁[D].华东政法大学，2005：127.参考文献：[1]崔永东.中西自然法哲学之比较[J].哲学研究，1998（3）：69-74.[2]崔永东，龙文茂.“中国古代无自然法”说平议[J].比较法研究，1997（04）：439-443.[3]郭九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是否存在自然法思想[J].政法论坛，2008（1）：82-89.[4]贺毅.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7.[5]罗昶.中国“法自然”观与西方“自然法”说比较[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5）：88-91.[6]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魏光奇.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朱晶晶.先秦道家自然法思想[D].安徽大学，2010.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