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后人对韩愈的诗的评价
后人对韩愈的诗的评价
后人对韩愈的诗评价很高，他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韩愈的诗歌以其古雅、雄奇、豪放、奔放著称，他善于运用古典文化素养和对偶修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韩愈的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
他借鉴了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将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以来平庸诗风。
尤其是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的诗在求奇中有时流于险怪，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但即便如此，韩愈的诗歌仍有很多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这些作品显示了他在诗歌方面的才华和功力。
后人对韩愈的评价也提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贡献。
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
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综上所述，韩愈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创新精神和文学成就为后人所敬仰。
尽管他的诗歌也存在一些争议，但无可否认，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
1。
王安石读书诗浅析
王安石读书诗浅析作者：林雨鋈来源：《中华瑰宝》2021年第12期王安石作为北宋首屈一指的政治家、改革家，在文学上也造诣颇高，但他的读书诗却未引起重视。
其读书诗，有的直接以读书为题，有的勾勒书斋生活。
这些诗既体现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也展现了他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
文学教授莫砺锋先生认为“以读书为主题的作品”可称为读书诗，包括以读书为题目的诗、内容与读书相关的诗。
以此类分，王安石的读书诗中，直接以读书为题的有十一首，内容为读后感，如《读后汉书》《读唐书》;也有对自己读书情境与心态的抒写，如《舟中读书》。
另有两类值得注意的读书诗：一类是在酬唱作品中谈及读书的，有三十余首;一类是在日常生活中谈及读书的，有五十余首。
本文以王安石读书诗为主要研究对象，兼论其读书诗创作的整体风貌，力求剖析其读书诗的艺术特色及审美趣味。
仕途失意时的夜读王安石读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涉猎之广，他自言：“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
”其《少狂喜文章》云：少狂喜文章，颇复好功名。
稍知古人心，始欲老蚕耕。
低徊但志食，邂逅亦专城。
仰惭冥冥士，俯愧扰扰甿。
良夜未遽央，青灯数寒更。
拨书置左右，仰屋慨平生。
王安石作此诗时三十七岁，首次任州郡长官。
初到常州，他就为此地低下的农业生产能力、混乱的政法制度忧心不已，当即决定开凿运河。
然而，他不仅没有得到浙西路转运使的支持，就连能直接获益的百姓也多加阻挠，最终半途而废。
这也成为日后官员弹劾他的说辞。
失意之时，唯以读书纾解一二。
王安石有夜读的习惯，其读书诗中“青灯”数次出现，暗含灯不单是照明的工具，如“良夜未遽央，青灯数寒更”（《少狂喜文章》），“会合常在夜，青灯照书诗”（《别孙莘老》），“青灯照诗书，仰屋涕数行”（《寄二弟时在临川》），“青灯明灭照不寐，但把君诗阖且开”（《和微之登高斋》），等等。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xx海中国诗史上有“四大诗人”之说——李、杜、苏、黄，李、杜为唐人，苏、黄为宋人。
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史上的两种诗风——唐风与宋调。
而宋调之成其来也远矣，叶燮《原诗·内篇》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租。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在韩愈以前的文坛上，有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诗歌的革新，他们为昌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为杜甫所称道的元结，实开元和诗坛元白新乐府之先声。
他们都反映民生疾苦，将诗歌向明白易晓方面发展，主张语言的质朴浅易，其末流未免流于浅俗。
顾况虽同其声气，但其诗颇有纵横奇诡之作，实有昭示后人向上一路之意。
大历十才子有较深的艺术修养，有琢词炼句之偏好，却缺乏诗歌意境的创造，亦存在忽略现实人生之倾向，形成其平淡省净的艺术风格。
韦应物、刘长卿、李益为第三层次的诗人。
韦、刘造意清新，内蕴深厚。
李益边塞诗内容丰富，思绪深沉，豪迈慷慨，既承盛唐余绪，又启中唐诗风。
至德、大历年间的诗坛上存在的这三批诗人，都显示了由盛唐向中唐诗风的转变。
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派，他们主要是在诗歌内容上发挥过渡作用的。
他们不再象盛唐诗人那样，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
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刚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以平淡省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雄伟壮丽。
而刘长卿、韦应物等介于这二派之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起到了过渡作用。
而所有这些，都为元和诗人提供了一个借鉴，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才性、嗜好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责任感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力图以显自己的才思。
而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一派痛切于大历诗人关心民瘼不够，则远绍汉魏乐府民歌，以矫大历诗歌内容之浮，成就巨大，成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派的成就是巨大的，只是元白一派终为唐调，并没有给后人开启出多少新路子。
以韩愈、孟郊为首的一派则主要从风格上来矫大历之浮，以奇崛之辞，发幽忧之思，并非没有反映社会政治的外部世界，而是主要从士人们郁结愤激的内心世界来认识社会人生。
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王安石，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关于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是怎样的呢?下面一起来看看!一、欧、王之异同及二人对韩诗的接受钱仲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韩退之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
”此言虽稍嫌笼统，却揭示了韩愈对宋代思想、文化、文学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新儒学的出现是宋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必然，而其肇始则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与韩愈密切相关的。
作为北宋前期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对北宋的思想文化建设贡献巨大，其建树是以其对韩愈思想文化资源的吸收、批判为基础的。
而他的后辈如王安石、苏轼等，对韩愈思想文化的评论中分析批判的成分进一步增加，王安石尤其如此。
但如果探讨韩愈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文学方面的影响，情形则稍显复杂。
宋代以欧阳修和其门生故旧为代表的古文直接上承了唐代韩柳的古文写作传统，而且欧阳修、苏轼一派作家的诗作也与韩愈诗歌有着同样明显的继承关系，近代学者梁崑就曾将欧阳修的诗歌列为“昌黎派”。
而王安石与欧、苏相比，无论其学术与文学，取向都有显著的不同。
欧阳修曾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期许王安石，希望他的诗文能够达到李白、韩愈那样的高境; 王安石却以“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言相谢，表明自己志不在此。
在《韩子》一诗中，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更加直接: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
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把力去陈言的古文看成为毫无意义的徒劳，王氏显然是以经世有为的大儒自期，而不以文人自限的。
但考察王安石本人的创作实际，他的上述宣言则只能解读为新儒学创建时期对思想文化方面建设的强调。
正如他在编选《唐百家诗选》时一面感叹“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一面又自负“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一样，体现出他在学术与文学之间的纠结心态。
这种心态在北宋中期其实相当普遍，连欧阳修也曾反复地强调道与德的突出地位: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文章言语之工则“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艺的由衷兴趣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安石也是一样。
韩愈诗的艺术成就
韩愈诗的艺术成就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诗歌作品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韩愈的诗歌作品以自然、真实、朴实为主要特点，他的诗歌充满了对生活、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本文将从韩愈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进行探讨。
一、韩愈的形式创新韩愈在诗歌形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他尝试了新的诗体和诗歌形式，使得他的诗歌更具有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例如，他提出了“八股诗”和“律诗”，并且在这两种诗歌形式上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他的八股诗在诗歌结构上比较规矩，但是在运用词汇和表达方式上则更加灵活和自由，这种诗歌形式被后人称为“韩八股”；而他的律诗则更加注重诗歌的音韵和格律，使得他的诗歌更加优美和流畅。
二、韩愈的思想深度韩愈的诗歌作品不仅仅是对自然和人生的描写，更重要的是他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反思。
他的诗歌充满了对人性的探索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例如《帝京篇十首》中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这段诗歌表达了作者对人性高尚的赞美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和思想深度。
三、韩愈的语言艺术韩愈的诗歌语言简练、朴实，但是却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意蕴。
他的诗歌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例如比喻、拟人、夸张等，使得他的诗歌更加生动、形象。
例如《洛阳女儿行》中的“绿肥红瘦，非常妒嫉东篱菊”这句诗，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形象地表达了女子的妒嫉和心理变化。
四、韩愈的文化传承韩愈在诗歌中不仅仅表达了自己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在诗歌中传承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统。
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和传承，例如《进酒》中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这句诗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和传承。
总之，韩愈的诗歌作品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形式创新、思想深度、语言艺术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艺术成就。
他的诗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反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作者：李哲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3期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李哲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
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
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关键词］王安石；韩愈；诗歌；古体；近体［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8）03－０102-０7李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北京 102488）从历史环境来看，北宋前期的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与整个时代背景都非常利于韩愈被接受。
“宋初之文与道运动，可以看作韩愈的再生。
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的复现。
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
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
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
韩愈之成功在于他是宋初人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于是。
”［1］(P299)可以说，韩愈对宋学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宋初文人言文与道，无有不源出于昌黎者。
从此角度而论，避开韩愈，就无法正视宋代的学术与文学。
自欧阳修奉昌黎为文学典范后，整个文坛对韩诗、韩文的推崇都处于有增无减的趋势。
甚至于苏轼在给欧阳修作《六一居士集序》时这样说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敝，虽以唐贞观致治，几于隆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衰。
昌黎韩子起布衣麾之，天下翕然复归于正。
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以达于孟子。
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宋之韩愈也。
【课外阅读】试论韩愈诗歌风格演变探微
【课外阅读】试论韩愈诗歌风格演变探微提起韩愈，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一千多年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
其实他的诗歌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创立了新的流派，但后人对韩愈的诗风历来有许多争议，笔者集中拜读了诗人各个时期的诗作，觉得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文一样，浑浩流转，独立特行。
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不仅某些思想内容一以贯之，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骄文是一脉相承的。
“不平则鸣”的文字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
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
他不甘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示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
在艺术上创新求异，大胆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又并不都以奇险见长。
他的诗可以清幽如水，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石。
韩愈出生时，李白已去逝，三年后杜甫也谢世，到韩愈的时代，唐代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已过去。
韩愈作为诗人，其得益的是有许多前辈作楷模，可供他学习和借鉴;困难的是要超过李、杜等大诗人，是相当不易的。
而韩愈的性格及他个人的才华，使他决不肯做个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所以他必定要开拓新领域，创造自己的流派，形成独特的风格。
赵翼《威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
纵观韩愈的诗歌道路，奇险诗风的形成与特定的生活时代、与诗人的性格和人格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唐特定的历史时代使韩愈在亦官亦仕的生活中，忽沉忽浮，忽枯忽荣，而这些都影响着他的诗歌发展。
中唐的诗歌不象盛唐之音那么光芒四射，却更多姿多彩，各种风格流派竞显神通，诗歌的艺术个性特征到这时充分发展，诗人以诗歌为生命，他们用字造句，煞费苦心，务去陈言，力求新异。
唐宋八大家文学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以王安石与杜牧为例
唐宋八大家文学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以王安石与杜牧为例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和宋代的八位杰出文学家，他们对于文学史的发展和文学思想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王安石和杜牧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后世也被广泛传颂。
本文将以王安石和杜牧为例，从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探讨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思想。
一、王安石的文学思想王安石是宋代文学家、理学家、政治家，他提倡“变法”，力图改革宋朝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
首先，在诗歌方面，王安石主张诗歌要有真实的写实性，倡导“诗以时事，无用则改弦易辙”。
他不再追求虚幻的诗境，而是将现实社会的动态变化融入到诗中，以表现当时的社会现实。
例如王安石的《登念陈君墓》一诗，写到：“才子佳人意已赊，化为烟波思渺渺。
忆昔同游曹刘宅，记今新落杜陵桥。
”这首诗将自己与陈尧叟共同的理想与现实对比，以此表达对逝去岁月的思念之情。
其次，在散文方面，王安石倡导的“类言”的文风也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
他主张散文要以口语为基础，追求言简意赅的表达。
他以平实的笔触描绘生活的琐碎，用细腻的笔触表达人的内心感受。
例如在《次北固山下》一文中，他以淡淡的文字描绘自然景色，并通过描写自然景色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看法。
二、杜牧的文学思想杜牧是唐代文学家，他的诗文作品以婉约风格著称，被誉为“大都体”。
杜牧主张诗要融情于景，以凄婉、柔情的笔触表达自己的心声。
杜牧的诗歌以抒情为主，注重用词的准确性和含蓄性。
他在诗中常常以自然景色为背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达自己的感情。
例如他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写到：“初晓复初秋，萧条百虑生。
孤烟锁月宫，沉吟放何情。
”通过对秋夜景色的描写，他表达了自己的孤寂和忧虑之情。
杜牧的散文作品也非常优秀，他的散文主要以叙事和议论为主，其中以《牧童》最为著名。
在这篇散文中，杜牧以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为线索，描写了牧童的独特生活和对自然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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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一、欧、王之异同及二人对韩诗的接受钱仲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韩退之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
”此言虽稍嫌笼统，却揭示了韩愈对宋代思想、文化、文学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新儒学的出现是宋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必然，而其肇始则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与韩愈密切相关的。
作为北宋前期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对北宋的思想文化建设贡献巨大，其建树是以其对韩愈思想文化资源的吸收、批判为基础的。
而他的后辈如王安石、苏轼等，对韩愈思想文化的评论中分析批判的成分进一步增加，王安石尤其如此。
但如果探讨韩愈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文学方面的影响，情形则稍显复杂。
宋代以欧阳修和其门生故旧为代表的古文直接上承了唐代韩柳的古文写作传统，而且欧阳修、苏轼一派作家的诗作也与韩愈诗歌有着同样明显的继承关系，近代学者梁崑就曾将欧阳修的诗歌列为“昌黎派”。
而王安石与欧、苏相比，无论其学术与文学，取向都有显著的不同。
欧阳修曾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期许王安石，希望他的诗文能够达到李白、韩愈那样的高境;王安石却以“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言相谢，表明自己志不在此。
在《韩子》一诗中，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更加直接:“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
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把力去陈言的古文看成为毫无意义的徒劳，王氏显然是以经世有为的大儒自期，而不以文人自限的。
但考察王安石本人的创作实际，他的上述宣言则只能解读为新儒学创建时期对思想文化方面建设的强调。
正如他在编选《唐百家诗选》时一面感叹“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一面又自负“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一样，体现出他在学术与文学之间的纠结心态。
这种心态在北宋中期其实相当普遍，连欧阳修也曾反复地强调道与德的突出地位:“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文章言语之工则“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艺的由衷兴趣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安石也是一样。
王安石的诗歌卓然自立于一代，被人称为“荆公体”，自宋代以来很多人予以高度评价。
但他早期的诗歌却是和欧阳修等人一样，深受韩愈诗歌影响的。
由于王安石对韩愈整体的思想学术持较严格的批判态度，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
实际上古今论者已多所揭示，宋代的邵博就曾指出:“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
荆公咏雪则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
全用退之句也。
”他举出的仅是个案，清代的方东树则就其诗歌的整体而论，认为:“荆公健拔奇气胜六一，而深韵不及，两人分得韩一体也。
”近现代学者梁启超、梁崑、钱钟书等于此也有相似的看法，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述志、议论与宋代的新士风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文人抒情诗都长于对个人命运的感慨和情怀的抒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背景，这种趋势有所强化。
直至唐代，这种趋势始逐渐变化。
而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政治更密切地关联起来，则是杜甫、韩愈之后的新取向。
学界对韩愈一派的“不平之鸣”颇多关注，其实韩愈之诗一如其人，在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些诗却有着强烈的时代和政治关怀，如其《汴州乱》《归彭城》《元和盛德诗》这种取向在宋代特定的制度架构与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强化。
由于对“文治”的强调和文官制度的构建，宋代成为士气最高昂的一个时代。
与此相关，从早期的王禹偁，到后来的欧阳修、苏舜钦，再到王安石和苏轼，诗作中都有着强烈的时代和社会关怀，这成为宋诗的重要特色。
这方面王安石是一个很恰切的代表，他入仕前期和执政时期的不少作品都可以视为对杜、韩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安石自入仕以后，对政治和时事的关注更逾前人。
他的不少诗作直面社会现实，如其《收盐》《兼并》《省兵》《感事》等诗作，都直接地对现实的政治和制度予以评论，提出见解。
这些诗歌可能在艺术上的锤炼不够，因而常给人以诗歌形式的政论或谏书之感，但在这些朴素的语言、朴拙的表达中却常常包含诗人对现实制度和政治的强烈不平之感，这种政治情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其中也常常交织着对民众生活现实的真诚忧虑:“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
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
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
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当然，正如韩愈所说，善鸣者如生逢其时，也自然可以“鸣国家之盛”。
熙宁变法取得一些成果后，王安石的作品中也常有欣喜之感。
如“熙河之役”胜利后，他接连写了《和蔡枢密孟夏旦日西府书事》《和蔡枢副平戎庆捷》《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等作品庆祝胜利。
这些诗因其中歌颂性的内容而显得有些“台阁体”的“廊庙气”，其气象与情感与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韩愈《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等诗约略相似。
就读者而言，这种歌颂体的诗其感染力往往大打折扣，正如韩愈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
但从作者的角度看，这些亲历了战争和叛乱，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艰难战争过程的诗人们，其表达的欣喜之情我们相信也完全是真诚的。
三、“笔补造化”与“意新语工”韩愈诗歌创作的另一重要主张就是“笔补造化”，它的思想实质是充分利用想象对物像进行主观裁夺。
韩愈在诗中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这一点的自觉，例如“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等。
“笔补造化”一方面使韩愈的诗歌立意迥出流俗，出人意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雄大、险怪的意象，这两个方面是韩愈诗歌的突出特征。
韩愈诗歌的立意的新奇前人已多所指出，最著名的例子是其《郑羣赠簟》。
据说韩愈为人“曼肤多汗”，夏天怕热，同年好友郑群送了他一个竹簟，韩愈大喜过望，写作了此诗。
诗中对簟席的神奇极尽形容:“谁谓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风漪。
呼奴扫地铺未了，光彩照耀惊童儿。
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疑有清飙吹。
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
明珠靑玉不足报，赠子相好无时衰。
”本来是“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蒸炊”，因为暑热而痛苦不堪，由于有了这个竹簟而希望夏天常留不去，这种表达颇为奇特而深刻。
清代的沈德潜就曾评论说:“‘却愿天日恒炎曦’与‘携来当昼不得卧’，俱透过一层法。
”清代的赵翼更对韩愈诗歌立意与表达的奇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韩愈的诗歌中字句的新奇只是一个较为外在的形式，其立意造语的奇特更值得关注: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挦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
昌黎诗如《题炭谷湫》云“巨灵高其捧，保此一掬悭”，谓湫不在平地而在山上也;“吁无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谓时俗祭赛此湫龙神，而己未具牲牢也。
《送无本师》云“鲲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噉”，形容其诗力之豪健也。
《月蚀诗》“帝箸下腹尝其皤”，谓烹此食月之虾蟇以享天帝也。
思语俱奇，真未经人道。
至如《苦寒行》云“啾啾窗间雀，所愿晷刻淹。
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谓雀受冻难堪，翻愿就炰炙之热也。
《竹簟》云“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谓因竹簟可爱，转愿天不退暑而长卧此也，此已不免过火。
然思力所至，宁过毋不及，所谓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
…又如《喜雪献裴尚书》、《咏月和崔舍人》以及《叉鱼》、《咏雪》等诗，更复措思极细，遣词极工，虽工于试帖者亦逊其稳丽。
此则大才无所不办，并以见诗之工固在此不在彼也。
赵翼是深于韩愈研究的学者，他的这段评论在历代的评论者中别具只眼，指出了韩诗之奇不仅在于字句，甚至不主要在于字句，而在其立意与表达的新奇。
这实际上是揭示出了韩愈与宋诗之间的深刻联系，因为宋诗在表达上正是以立意的新奇取胜的。
关于此点，宋人自己多加强调，近代学者也多所指出。
宋人的说法，以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的表述最为著名:“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意新语工，正是宋诗相对于唐诗的特色所在。
近代的评论者中则以缪钺先生所论颇为深切著明:“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宋诗在表达和立意上的新奇，在欧阳修等人的诗作中已现端倪，在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更为突出。
四、笔法、语言的继承创变与对江西诗派的启发韩愈诗歌形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文为诗”。
其主要特点是:诗句单行相接，忽视对仗与格律;诗篇呈现出时间与逻辑的先后性，有时会发议论;采用文赋式的铺排描写;采用语助词入诗，通过语助词分割句子结构来创造新句式。
这些特点的形成可以从外因与内因两方面来理解:外部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唐的政治社会变革引起了诗人心理的变化，盛唐诗歌中注重玲珑兴象、浑然一体的诗风在中唐时已经不再盛行。
内部原因则是韩愈自己对诗歌艺术的独特审美追求。
韩愈早年经历坎坷、生活困顿，再加上他“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因此他的诗歌呈现出强烈的反对传统审美的特点。
就其实质而言，“以文为诗”就是将古文的创作手法移植到诗歌创作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韩愈的‘以文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韩愈对杜甫诗歌艺术手法的自觉学习与发展。
杜甫在诗歌写作手法上有很多重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性的明显加强，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极为纯熟，文赋式铺排的采用，语助词的使用以及句式的创新。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评价杜甫诗歌“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有赋的铺排、散文的句法”瑐瑤。
韩愈对杜甫的这些写作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发挥，“杜以文为诗即不免正统诗人之诟病，而韩乃变本加厉”。
王安石早年有过学习杜甫和韩愈诗歌的经历，因此“以文为诗”的手法在其诗中常有体现。
王安石的很多诗歌中都可以看出“以文为诗”的特点。
如他的《桃源行》一诗先交代历史典故，再描写想象中桃源人的生活情况，最后感慨世事凄惨，整首诗很明显地体现了散文化的逻辑与布局谋篇。
写景抒情的《山石》，感事伤时的《叹息行》等也是如此。
《叹息行》先写囚犯被押解过来，再写妻儿悲痛欲绝，接下来写围观者对囚犯议论纷纷，最后写路旁的少年看着人群若有所思，整首诗体现了十分明显的记叙文的特点。
王安石不少诗歌的诗句也呈现出单行相接的特点，如《叹息行》中“官驱群囚入市门，妻子恸哭白日昏。
市人相与说囚事，破家劫钱何处村”，这些诗句就是单行直下的。
铺排描写也是王安石一些古诗的重要手法，这在其叙写景物或游踪的诗作中尤其突出，如《和吴冲卿雪》《和冲卿雪诗并示持国》铺排描写雪景，《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四十韵》《重和平甫望九华山》等诗作铺写九华山的山中景象和自己的游历等，都体现了这些写法。
王安石的不少诗句还带有赋式句法的铺排特点，例如《游土山示蔡天启》和《用前韻戏赠叶致远直讲》中都有韩愈《南山》诗中那样一大段用“或”字起头的__铺排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