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树理的“难题”小说
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深度解读
赵 树 理 “ 题 小 说 ＂ 深 度 解 读 问 的
刘清生
（ 江苏科 技大 学 ，江 苏 镇 江
摘
２２０ ） １０ ３
要 ：想 象 是 对 生 活 的 一 种 解 读 。赵 树 理 “ 问题 小 说 ” 示 了现 实 的矛 盾 ， 在 想 象 的 世界 里寻 找 “ 揭 又 问题 ” 的答 案 。他 把 解 决 问 题 的 希 望 寄托 在 那 些 代 表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和 掌握 政 治权 力 的人 物 身 上 ， 们 享有 一 定 的 话 语 权 ， 又 他 他 往 往 事 先 赋 予 正 面 人 物 一 定 的话 语 权 。这 在 反 映 农村 妇 女 命 运 的“ 问题 小说 ” 中尤 为 明 显 。然 而 ， 实矛 盾 与 现 想 象 世 界 并 不 总 是 和 谐 统 一 的 ， 想 象 的世 界 里 去 解 决现 实 问题 往 往 显 得 无 能 为 力 。 在
关 键词 ：赵树 理 ；“ 问题 小 说 ” ；想 象 ；权 力 话 语 中图 分类 号 ：Ｉ０ ． ２ ７４ 文 献 标识 码 ：Ａ 文 章编 号 ：６ ２ ０ ４ （ ０ ６ ０ — ０ ５ ０ １ ７ － ５ ７ ２ ０ ）４ ０ ９ — ３
被 誉 为农村 题 材 小说 的“ 笔 ” “ 铁 和 圣手 ” 的赵 树 理 ， 在 他 三十多年 的创 作 生涯 中 ． 中华 民族 的文学宝 库 留下 了 为“
他们 把 目光 对 准 了 中 国 的农村 和 农 民 ， 把 注 意 力放 到 了 “
具 有划时 代意 义 的不朽 之作 。”在他作 品 中我们 依 然能够 ｍ
嗅 出那艰 难而 凝重 的时代 气 息 。探 寻 出中 国农 村社 会变 迁
从《三里湾》看赵树理创作的“问题小说论”
从《三里湾》看赵树理创作的“问题小说论”从《三里湾》看赵树理创作的“问题小说论”荆门论坛【摘要】作家赵树理曾代表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他始终把“为农民”放置在一个至高无尚的地位，倾尽毕生经历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
1953年冬至1955年春，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是赵树理提倡“问题小说论”的成果。
《三里湾》反映了作家在参加试办农业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中觉察到“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农业社的扩大和一些人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等众多问题的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自身经历;《三里湾》;问题小说论赵树理出身和成长的经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它作家中非常少见，堪成另类。
1906年，赵树理出身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曾帮父亲种地、放牛、拾粪、挑炭，饱尝生活的辛酸。
赵树理年少时，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家人不得不经常靠借债度日，使他从小就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苦况和农民谋生的艰难。
长期的乡间生活阅历使他对中国最下层农民的生活实情和内心需求有着比别的社会阶层出身的人更为具体而深入的体验。
这些和老乡一样经历过的苦难生活情景，时刻促使他思考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想要寻找答案。
这种感情上的沟通对他后来选择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向至关重要。
1925年夏天，19岁的赵树理在朋友的说服下考取了山西省第四师范学校，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学校里，他结识了王春、常文郁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同学。
同时，酷爱学习的赵树理还广泛阅读了各种新书报、新杂志，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林纾的翻译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郁达夫的《沉沦》、《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还接触了许多外国小说和戏剧作品，特别是易卜生的剧本，契可夫的短篇小说和日本农民作家菊池宽的各种形式的作品，使他初步接受了个性解放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新的价值观念。
接触了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赵树理便自然地结合自己生活的经历去思考改变农村现状的方案问题。
谈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大众化创作
谈 赵 树 理 问 题 小 说 的 大 众 化 创 作
。 张 仲 玮
摘 要：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 发表之后 ， “ 为工农兵服务”成 为文艺界的努 力方向与追求 。赵
树 理顺 应 了时代 精 神 的要 求 ， 关注 底 层 乡村 ，描 写 乡村 的变 革 以及 对 于 “ 阴暗 面” 的 揭 露 ，成 为 当时 写农 村 题 材 的 旗 帜 。他 的作 品融合 了 大众化 的追 求 ，但 是作 品并 不 流 于通俗 ，也 不 乏知 识 分子 的精 英 意识 ，这 也 构 成 了他 对 于现 当代 文 学 的 两个 突 出贡 献 ： 一是 对 于 丈 艺大 众化 的 实践 与探 索 ，从 语 言和 形 式上 实践 了大众 化 方 向； 二是 传 承 了问
剧 烈 的 斗争 ，抗 战胜 利 后 农 村 叶 人 量 封 建 残 余 的 存 存 与 消 众 化 Ｉ 众 化 服 务 于 革 命 的需 要 ，知 识 分 子也 历 经 了 “ １ ，大 大
除 ，成 为 当 时人 的 时代 背 景 ，赵 树 理 的创 作 便 绕 这 个 时代 众 化 ”与 “ 大 众 ” 的 过 程 。 化
郁 的 乡 十 气息 ， 真 实 地 再 现 了我 农 村 的 人 变 革 ， 并在 成 了他 对 于 现 当 代 文 学 的 两 个 突 出 贡献 ：
幽 默 风趣 中暴 露 出乡 村 变 革 巾藏 的 “ 暗面 ” ，被 称 为写 阴 农 村 、农 民 的 “ 笔 ”、 “ 下 ” 。所 “ 铁 时势 造 雄 ”，
题 小说的传统 ，作 品中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批判意识 ，在左倾思想逐渐扩 大化 ，文学作品 “ 高大全 ”充盈文化界
论赵树理在冀南解放区的小说创作
论赵树理在冀南解放区的小说创作论赵树理在冀南解放区的小说创作李惠敏【摘要】山西作家赵树理在成名之后来到河北南部解放区,迎来了自己创作的新阶段。
他在此阶段的小说创作,既延续了“问题小说”的创作思想,又受当时当地生活斗争和地域风俗的影响,显示出另一种特征。
【关键词】赵树理;问题小说;风俗人情;创作思想;特征1943年,已经在解放区文坛崭露头角的赵树理来到华北新华书店担任编辑。
1945年6月,新华书店和韬奋书店联合创办《新大众》半月刊,赵树理担任编辑。
这一时期,赵树理先后生活、工作在冀南的涉县、武安、临城,直到1948年9月迁往平山。
在冀南解放区,赵树理创作了小说《地板》、《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在平山,创作了反映武安土地改革的中篇小说《邪不压正》。
“最纯粹意义上的”问题小说《地板》《地板》创作于1944年,刊登于1946年4月1日《文艺杂志》上。
这是赵树理“最纯粹意义上”[1]的“问题小说”。
作者自述,他参加反奸、反霸、减租、退租运动,发现佃户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的时候, 迟迟不能回答地主的狡辩:“没有我的地板,你的劳力能从空中生产出粮食来吗?”在当时,交租纳粮天经地义的封建剥削观念,在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认为出租土地不纯属剥削者依然大有人在。
为了解除农民心中的困惑,赵树理写了这篇小说。
在发表两月之后,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地板》,并加上一个“编者前记”:这篇作品,粉碎了象王老四这样的地主以为土地可以产生财富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它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本质,同时,又深刻的说明了一切都是由人——由劳动者创造这个千古不易的真理。
这是一篇把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形象化、通俗化的演讲。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让已经自食其力的王老三现身说法,证明“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地板什么也不能换,”来教育那个“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的地主王老四。
王老三原是一个地主,靠出租土地为生。
由于兵荒马乱,又遭了大旱,佃户或饿死、或逃荒走了,地于是撂荒了,他自己也破落了。
赵树理《催粮差》《今天怎样阅读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催粮差的文本分析》阅读答案
赵树理《催粮差》《今天怎样阅读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催粮差的文本分析》阅读答案文本一催粮差赵树理催粮的差人叫崔九孩。
有一次南乡的催粮差事派到他头上，他觉得油水少，不想去，就雇了个人。
这人一到村里，闯入二先生家，不知深浅，挨了二先生一耳光。
拘票也被扣下了。
崔九孩只得亲自出马，先到二先生家，赔礼说好话，把票要了出来。
见票上有个叫孙二则的农民，打听知道是个种山地的，住在红沙岭，就决定去。
到了庄上一问，才知孙二则早就去世了，有个孙子叫甲午。
孙甲午被找来，崔九孩二话不说，掏出小铁绳套在孙甲午的脖子上，用小铜锁“崩”的一声锁住。
甲午和刘老汉都吃了一惊。
甲午老婆和女儿黑女都哭着跑来。
甲午老婆向刘老汉哭通：“大伯！黑女他爹闯下什么祸了？”刘老汉道：“没有什么祸，粮缴得迟了。
”甲午老婆也不懂粮缴得迟了犯什么罪，只歪着头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铜锁。
崔九孩把票折好包起来，就牵住铁绳向刘老汉道：“老邻长，你在吧！我把他带走了！”又把绳一拉向甲午道：“走吧！”说着就向门外走。
甲午老婆和黑女都急了，“哇”一声一齐哭出来。
刘老汉总还算有点经验，便抢了几步到门外拦住道：“人我保住，要说到一点什么小意思啦，也不要紧，总要打发你喜喜欢欢地起身啦！”刘老汉又向九孩道：“老头，我保住他，你暂且把他放开吧，他是一手人，借个钱跑个路都得他亲自去。
”九孩见这老汉还能说几句，要是叫他保住，他随便给弄个块儿八毛的，又把人弄个不见面，难道真能把他这保人带走？便道：“人是不能放呀！住一夜倒可以。
”刘老汉道：“不放也不要紧。
你也累了，到炕上顺便歇歇，响们慢慢商量！”九孩便把甲午拴到桌腿上，躺到炕上休息。
刘老汉见他躺下了便问他道：“你且躺一下，我给你看饭去！”刘老汉到了甲午家，天也累了，庄上人也都回来了，都挤在甲午家里话弄这件事。
刘老汉一进去，大家都围着他问情形。
刘老汉说：“不怕！他不过想吃几个线，祭送祭送就没事了。
”甲午老婆问：“不知道得几个钱？”刘老汉道：“你们不要多到他跟前哭闹，只要三两个人来回跑跑路，里外商量商量，要叫他看见咱不十分着急，才能省个钱。
还债与说理：试论赵树理的“难题”小说
一
、
债： 乡治 的 败 坏
２ ｏ世纪 前 的 国家 政 权 需 要 借 助 士 绅 来 间接 控 制 乡村 ， 即所 谓 的“ 皇权不下县” ＠。正 如 黄 宗 智 所 言， “ 革命 前 的 自然 村 ， 既不 纯粹 是 形 式 主 义 推 想 中
的 面 向市 场 的单位 ， 也 不 纯 粹 是 马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中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５ ０ ４ —１ ７
作者简介 ： 李静 （ １ ９ ８ ９ 一） ， 女， 山西 长 治 人 ， 北 京 大 学 中文 系 中 国 当代 文 学 专 业 在 读 博 士 ， 主 要从 事 文学 史 和 大 众 文 化 研 究 。
① 赵 树 理 在《 也算经验 》 总结道 ： “ 我在做群众工 作的过程 中， 遇 到 了非 解 决 不 可 又 不 是 轻 易 能 解 决 了 的 问 题 ， 往 往 就 变 成 所 要 写 的 主 题” ， 参 见《 赵 树 理全 集 》 编 委会 ： 《 赵树理全集》 （ 第 ４卷 ） ， 太原 ： 北 岳文艺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０年 版 ， 第 １ ８ ３页 。 这 段 著 名 的 引 言 说 明 了 文 学 史 为 何 将
弹痕 遍地 ” 的“ 人 间城 郭 ” 在 中共领 导 的新 民主 主 义
得可 能 。这与其 说 是 个 学术 问题 ， 毋 宁 说 是部 清偿 “ 债务 ” 进 而涅 槊 的历 史 剧 ， 有其 丰厚 的羽 翼 和 细密
的肌 理 。
一
革命 和社 会 主 义 革 命 之 后 ， 旧貌 换 新 颜 ， 天 翻又 地 覆 。农村 社会 的权 力秩 序 、 社会 结 构和文 化惯 习“ 遭 遇” 革命 之 后 ， 创 生 出全 新 的形 态 。新 政 权 越 出 了 姓一 家之 兴亡 ” 的宿 命 ， 试 图 重建 政 治 制 度 和 意
从《三里湾》看赵树理创作思想的矛盾-2019年文档
从《三里湾》看赵树理创作思想的矛盾-2019年文档从《三里湾》看赵树理创作思想的矛盾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农民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
他的代表作《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这篇小说成为赵树理自创作生涯以来思想矛盾的一个交汇点，但同时也显露出了他尽力调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痕迹。
赵树理作为一名体制内的作家，其作品的政治倾向性明显；同时他又代表群众的呼声，立誓做一名“文摊作家”，因此作品中的生活性趋势亦很明显。
尽管政治性和生活性存在统一，但也不能忽视两者间的矛盾，如“农合”过程中官方违背农民意愿，对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部分农民进行批判和打击。
因而这一对矛盾始终贯穿在他的《三里湾》中。
为解决这对矛盾，以实现内心的心理平衡，赵树理在宏大叙事背景的基础上引入民间传统道德叙事。
这样，政权的权威话语与民间的农民话语统一在叙事过程中，形成语言杂多现象，从而实现不同话语形式的自由交流，最终奠定狂欢化语境的基础。
狂欢节理论是巴赫金针对社会转型时期的语言杂多现象而归纳出来的一种理论。
它的源头——狂欢节本是“民间自发自愿、人人参与、全民皆乐的节日”，“讴歌了再生与创造，充满着对生命力的赞美和创造的暧昧”[1]。
农业合作化运动实属集体性的大活动，离不开宏大叙事。
这样的集体性活动可以说正是一个特殊的狂欢节，赋予了“农合”狂欢化的语境。
在这样的语境中，赵树理巧妙地将“农合”与文化转型、大众文化和语言革命统一起来，间接调整了自身的思想矛盾，从而实现内心的思想平衡。
一.农合与文化转型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发展标准。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标准仍然成为指导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因此人民性、大众化的文学倾向在文学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一文学倾向可以追溯到40年代的延安文学，再往上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更往上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文学分流和五四文学。
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刘志峰
【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23)2
【摘要】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婆婆与儿媳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族社会与现代“新社会”之间伦理秩序的调整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伦理叙事的三个层面。
赵树理的叙事试图弥合“理”与“情”、政治公义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裂隙,尝试建构一种“合情合理”的新型乡村伦理秩序。
以“理”节“情”的叙事思维,暗示着赵树理在农民情感与干部立场之间的徘徊姿态,这使得他的“问题小说”本身易为“问题”所缠绕,限制了他对更具深度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随着“理”与“情”的矛盾日渐凸显,赵树理小说内在的叙事困境也不断加剧。
【总页数】7页(P48-54)
【作者】刘志峰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及建议——基于情、理、法的视角
2.叙事伦理学视角下东野圭吾推理小说中的男性伦理困境解读
3.“理智”与“浪漫”的变
奏——张颐论黑格尔伦理学说中的家庭伦理观4.明清小说中喜脉诊断的叙事伦理困境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试论赵树理的“难题”小说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每个新社会都有一部苦难的前史。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人间城郭”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旧貌换新颜，天翻又地覆。
农村社会的权力秩序、社会结构和文化惯习“遭遇”革命之后，创生出全新的形态。
新政权越出了“一姓一家之兴亡”的宿命，试图重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打断旧有的历史秩序意味着占被压迫的大多数在“翻身”的同时也要“番羽心”，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唯有如此，新社会才会真正降临。
赵树理在其高度自觉的创作中展现了华北农村由旧到新的历史命运，被誉为“黎明时期的歌手”。
传统文学史认为，他始终扎根于大地深处，以执事者(生产者)的视角来书写“问题”①。
他的小说借事说理，体察世情，感染人心②，试图将新政权构筑在普通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同时对历史的“债务”和“落后性”进行清理和改造，使新社会之建立变得可能。
这与其说是个学术问题，毋宁说是部清偿“债务”进而涅渠的历史剧，有其丰厚的羽翼和细密的肌理。
一、债:乡治的败坏20世纪前的国家政权需要借助士绅来间接控制乡村，即所谓的“皇权不下县’，③。
正如黄宗智所言，“革命前的自然村，既不纯粹是形式主义推想中的而向市场的单位，也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对立的单位。
它同时是一个散沙似的街坊，分层化了的社团和闭塞的共同体”①，华北平原上散落的闭塞共同体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未改变。
赵树理的书写对象正是这些闭塞而又有内生政治结构的单位。
由于缺乏外部权力的竞争，乡村领袖在现代政权进入之前占据绝对主导的位置③。
在赵树理早期的小说《悔》(1929年)中，陈锦文的父亲将乡间的公举社首①与尧舜时代公举朝廷相提并论，是“人人都有选举权”的一种表现。
社首代表民意，普通百姓服膺这样的权力秩序。
《刘二和与王继圣》(1947年)描写了村长和四个社首在拜亭看戏的场景:“戏开了，他们嫌拜亭上离得太远听不清，叫打杂的又在庙院上半院安排了些桌椅，摆了些梨儿桃儿，然后从拜亭上移下来坐在新座位上。
”②庙院的上半院被村长和社首占据;社房楼上对而的东敞棚楼是专供妇女看戏的，地主家的继圣他娘和他姨姨来得迟了，“按常理她们只好坐在后边，可是她们这两个人就不能以常理论了:上年纪的老婆们看人家这些贵人们来了，不用等人家开口就给人家躲开;年轻的媳妇们舍不得让开前而的座位，婆婆们就怪她们不懂礼体，催着她们快搬了板凳;十来八岁的小孩们，就更简单—他们连凳子都没有，只是靠栏杆站着，老驴只向他们喊了一声‘往后’，他们便跑到后边去了”，两位“贵人”坐下后“逼得后而的板凳离他们至少也有五尺远”③。
看戏的空间布局符合婆婆们所讲的“礼体”，形象地勾勒出传统乡村的权力等级和风俗习惯。
礼源于俗，上古部落遵循的规则是习俗，既无法律也非道德。
这些世世代代相传的行为定式养成了一方水土的基本性格，即“德”。
因此，“德”起初并没有道德判断的意味。
直至酋长议事会的选举中，不同部落的“德”互相比较有了高下之分，才产生道德训诫的意味，践行习俗演变为遵守“道德”。
准此而论，“年轻的媳妇们”听“婆婆们”的话是道德的养成，“常理”和“道德”背后的不平等关系被掩盖了。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考察中指出，传统的乡村精英凭借自身的资本、权力和而子，在租佃、借贷、婚娶和土地买卖等日常事务中保护本村人的利益。
他将之称为“保护型经纪”，乡村精英对本村村民扮演着“保护人”的角色。
只要乡村领袖可以保障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各归其位的乡村等级秩序就会延续。
长工和佃户的阶级再生产也成为自然的“命运”，来自祖先的“债务”变成“良心”约束和“道德”教条，违逆之便要承受“罪恶感”的煎熬。
土改史料中频繁地出现翻身过程中农民对地主讲良心的事例①，农民都希望占有土地，认可地主制下的土地私有权，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压迫关系似乎成为“历史的终结”。
这是本文“债”的第一重含义，即天经地义的“常理”掩盖了现实的不平等，活人要对死人承担债务③。
然而，传统的乡治在近代出现了危机。
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逐步进入乡村，并努力从乡村汲取资源以实现“现代化”转型。
杜赞奇指出，清末新政、1928年国民党的间邻制和1941年日伪政府的大乡制一步步将政治权力、乡村精英和文化网络剥离开来。
国家政权的扩大化、理性化和官僚化并没有建立起新的保护型经纪，“现代化”对金钱的饥渴没有为重塑“现代法统”留下足够的时间(事实上，国家政权的扩张需要以民族主义为旗号，但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愿景对农民的动员力量却极为有限)，频繁地摊派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
具体而言，作为“保护人”、拥有威望(“而子”)、财富和人际关系的乡村精英退出了基层政权，利用公职追求实利的包税人乃至恶棍补位，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杜赞奇将之概括为盈利型经纪。
国家职能越扩大，盈利型经纪相应扩大，民众的被剥夺感愈烈，政权的非法化加剧，官民对立⑥。
总之，盈利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村治败坏。
赵树理在《有个人》(1933年)中提到间长的职责有收钱、送钱、区长召集训话、村长召集开会、征集差骡、供应柴草等。
间长负责上传下达，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不再对辖区产生保护的作用。
民国频繁的临时摊派几乎全由佃户承担，农村无产化的程度加剧，乡村共同体进一步瓦解。
“因为每次的公款名目，连秉颖自己也讲不通，而出钱的人偏要寻根究底”⑦，《有个人》里宋秉颖这样的“正派农人”被迫。
二、理:现代政权的建立八路军到了李有才所在的阎家庄后，告诉老百姓现在民主了，可以自己选村长，结果上台的依旧是地主阎恒元。
章特派员完全听信了假民主的阎恒元一伙，反倒让阎恒元霸占了村长、农救会数职，权力比之前更大。
对此，李有才的这段板话特别有名: 碗菜，吃了才说理。
村公所的衙门没钱难进”，小顺说得贵是“吃烙饼干部”，“得贵领一份烙饼，总得把每一张烙饼都挑过”①。
“吃烙饼说理”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一大特色，这也意味着在旧社会没钱即是没理，强权就是“公”理。
说理的过程在《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示:“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是村警也是庙管。
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
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
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
”②外来户兼贫农的张铁锁家和李春喜家因为茅厕旁的桑树起了矛盾，闹到村里的息讼会去说理。
结果，息讼会完全被村长李如珍把持，他利用固有观念和宗亲关系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判处外来户铁锁赔偿200元现洋，还要承担说理的全部费用。
铁锁不服要到县里告状，结果被地主李如珍串通六爷陷害，落下480元外债。
对此，杨三奎一语道破:“你看村里一年出多少事，哪一场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叩③地主主导的“说理”是为了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只要“执迷”于原有的道理之中，翻身就永不可能。
在地主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贫富分化愈加严重，再加之频繁的摊派和掠夺，一部分乡村共同体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不再起到制约公权力的作用。
担任公职的人不再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诉求，转而成为盈利机器。
传统的乡村权力褪去最后一层保护的外衣，变得“无理”而落后。
与之相对，赵树理的小说中反复写到根据地的司法情况①。
通过对农民疾苦的重视和解决，使法律具有了伦理和道德的基础，被农民接受，开始在农村“落地生根”。
《李家庄的变迁》文末审判李如珍的会结构和社会难题的思考。
赵树理的作品不只是靠单纯的写作欲望促成的，而是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后果)，开辟抑或重组了传统的写作空间。
“难题”不再是文本内部的生殖，不咸不淡的经验描述，也绝非乌托邦式的想象。
他的诉求是干预现实，解决问题。
正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n条所宣称的那样，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故而，这必然决定了他要考虑实践效果的问题。
他在《“总结之外”》引述了一篇《总结之外》的同名文章，“无论干部，无论群众，是否真正接受了我们的宣传?宣言、传单、小册子是否真的有人读?读了是否有所感动?应该是发扬的，是否引起人们的倾慕?应该揭发的，是否引起人们的‘[曾恨?指出的事，是否有人照办……”①“问(难)题小说”不等同于宣传，它诉说和改变着人们的“情感结构”，上文的算账、说理皆以情感为基础。
打动人心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赵树理试图做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翻译”，使得两个圈子以平等为前提产生了交互，交互带来“同情”②。
社会学中的“民情”(mores)是指人们共同运用的理性、语言、宗教、仪式活动等。
大众的“民情”被“革命”先锋指认为“落后”，而赵树理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正是民情(及其由旧到新的变迁)，将革命切入日常生活的脉搏，在二者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正如吴舒洁所言“我们可以从赵树理身上看到这种双重性:一方而，作为一名大众化的实践者，他致力于在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翻译’，另一方而，作为一名根据地的文学工作者，他又需要不断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与文学虚构之间进行转换”③，赵树理用灵巧的手指修补一张撕破了的蜘蛛网，使社会共识建立在不同的具体经验之上。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光滑的冰而(赵树理本人不拒绝这样的蓝图)，闪耀光洁却无从立足，那么赵树理是真正站立在粗糙的地而上的作家，越过了文学形式的“套子”，直接而真诚地而对具体的读者，生产着“新颖”多样的作品①。
赵树理的有限性成就了他，正如席勒所言，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
文学作品既不等于现实，也不等于宣传，真正的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一个间离效应，这是艺术家和批评家自我反思的空间。
倪文尖在解读《牙仔不压正》时极为准确地指出，拿一个“靠不住”的自己和一个“未完成”的对象对话，这才是真正的反思。
对赵树理的写作以及对文学批评的双重反思，将会构成文学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资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