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树理的“难题”小说

试论赵树理的“难题”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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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新社会都有一部苦难的前史。“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人间城郭”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旧貌换新颜，天翻又地覆。农村社会的权力秩序、社会结构和文化惯习“遭遇”革命之后，创生出全新的形态。新政权越出了“一姓一家之兴亡”的宿命，试图重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打断旧有的历史秩序意味着占被压迫的大多数在“翻身”的同时也要“番羽心”，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唯有如此，新社会才会真正降临。

赵树理在其高度自觉的创作中展现了华北农村由旧到新的历史命运，被誉为“黎明时期的歌手”。传统文学史认为，他始终扎根于大地深处，以执事者(生产者)的视角来书写“问题”①。他的小说借事说理，体察世情，感染人心②，试图将新政权构筑在普通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同时对历史的“债务”和“落后性”进行清理和改造，使新社会之建立变得可能。这与其说是个学术问题，毋宁说是部清偿“债务”进而涅渠

的历史剧，有其丰厚的羽翼和细密的肌理。

一、债:乡治的败坏

20世纪前的国家政权需要借助士绅来间接控制乡村，即所谓的“皇权不下县’，③。正如黄宗智所言，“革命前的自然村，既不纯粹是形式主义推想中的而向市场的单位，也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对立的单位。它同时是一个散沙似的街坊，分层化了的社团和闭塞的共同体”①，华北平原上散落的闭塞共同体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未改变。赵树理的书写对象正是这些闭塞而又有内生政治结构的单位。由于缺乏外部权力的竞争，乡村领袖在现代政权进入之前占据绝对主导的位置③。在赵树理早期的小说《悔》(1929年)中，陈锦文的父亲将乡间的公举社首①与尧舜时代公举朝廷相提并论，是“人人都有选举权”的一种表现。社首代表民意，普通百姓服膺这样的权力秩序。

《刘二和与王继圣》(1947年)描写了村长和四个社首在拜亭看戏的场景:“戏开了，他们嫌拜亭上离得太远听不清，叫打杂的又在庙院上半院安排了些桌椅，摆了些梨儿桃儿，然后从拜亭上移下来坐在新座位上。”②庙院的上半院被村长和社首占据;社房楼上对而的东敞棚楼是专供妇女看戏的，地主家的继圣他娘和他姨姨来得迟了，“按常理她们只好坐在后边，可是

她们这两个人就不能以常理论了:上年纪的老婆们看人家这些贵人们来了，不用等人家开口就给人家躲开;年轻的媳妇们舍不得让开前而的座位，婆婆们就怪她们不懂礼体，催着她们快搬了板凳;十来八岁的小孩们，就更简单—他们连凳子都没有，只是靠栏杆站着，老驴只向他们喊了一声‘往后’，他们便跑到后边去了”，两位“贵人”坐下后“逼得后而的板凳离他们至少也有五尺远”③。

看戏的空间布局符合婆婆们所讲的“礼体”，形象地勾勒出传统乡村的权力等级和风俗习惯。礼源于俗，上古部落遵循的规则是习俗，既无法律也非道德。这些世世代代相传的行为定式养成了一方水土的基本性格，即“德”。因此，“德”起初并没有道德判断的意味。直至酋长议事会的选举中，不同部落的“德”互相比较有了高下之分，才产生道德训诫的意味，践行习俗演变为遵守“道德”。准此而论，“年轻的媳妇们”听“婆婆们”的话是道德的养成，“常理”和“道德”背后的不平等关系被掩盖了。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考察中指出，传统的乡村精英凭借自身的资本、权力和而子，在租佃、借贷、婚娶和土地买卖等日常事务中保护本村人的利益。他将之称为“保护

型经纪”，乡村精英对本村村民扮演着“保护人”的角色。只要乡村领袖可以保障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各归其位的乡村等级秩序就会延续。长工和佃户的阶级再生产也成为自然的“命运”，来自祖先的“债务”变成“良心”约束和“道德”教条，违逆之便要承受“罪恶感”的煎熬。土改史料中频繁地出现翻身过程中农民对地主讲良心的事例①，农民都希望占有土地，认可地主制下的土地私有权，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压迫关系似乎成为“历史的终结”。这是本文“债”的第一重含义，即天经地义的“常理”掩盖了现实的不平等，活人要对死人承担债务③。

然而，传统的乡治在近代出现了危机。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逐步进入乡村，并努力从乡村汲取资源以实现“现代化”转型。杜赞奇指出，清末新政、1928年国民党的间邻制和1941年日伪政府的大乡制一步步将政治权力、乡村精英和文化网络剥离开来。国家政权的扩大化、理性化和官僚化并没有建立起新的保护型经纪，“现代化”对金钱的饥渴没有为重塑“现代法统”留下足够的时间(事实上，国家政权的扩张需要以民族主义为旗号，但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愿景对农民的动员力量却极为有限)，频繁地摊派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具体而言，作为“保护人”、拥有威望(“而子”)、

财富和人际关系的乡村精英退出了基层政权，利用公职追求实利的包税人乃至恶棍补位，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杜赞奇将之概括为盈利型经纪。国家职能越扩大，盈利型经纪相应扩大，民众的被剥夺感愈烈，政权的非法化加剧，官民对立⑥。总之，盈利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村治败坏。

赵树理在《有个人》(1933年)中提到间长的职责有收钱、送钱、区长召集训话、村长召集开会、征集差骡、供应柴草等。间长负责上传下达，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不再对辖区产生保护的作用。民国频繁的临时摊派几乎全由佃户承担，农村无产化的程度加剧，乡村共同体进一步瓦解。“因为每次的公款名目，连秉颖自己也讲不通，而出钱的人偏要寻根究底”⑦，《有个人》里宋秉颖这样的“正派农人”被迫。

二、理:现代政权的建立

八路军到了李有才所在的阎家庄后，告诉老百姓现在民主了，可以自己选村长，结果上台的依旧是地主阎恒元。章特派员完全听信了假民主的阎恒元一伙，反倒让阎恒元霸占了村长、农救会数职，权力比之前更大。对此，李有才的这段板话特别有名: 碗菜，吃了才说理。村公所的衙门没钱难进”，小顺说得贵是“吃烙饼干部”，“得贵领一份烙饼，总得把每一张烙饼都

挑过”①。“吃烙饼说理”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一大特色，这也意味着在旧社会没钱即是没理，强权就是“公”理。说理的过程在《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示:

“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是村警也是庙管。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②

外来户兼贫农的张铁锁家和李春喜家因为茅厕旁的桑树起了矛盾，闹到村里的息讼会去说理。结果，息讼会完全被村长李如珍把持，他利用固有观念和宗亲关系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判处外来户铁锁赔偿200元现洋，还要承担说理的全部费用。铁锁不服要到县里告状，结果被地主李如珍串通六爷陷害，落下480元外债。对此，杨三奎一语道破:“你看村里一年出多少事，哪一场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叩③地主主导的“说理”是为了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只要“执迷”于原有的道理之中，翻身就永不可能。在地主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贫富分化愈加严重，再加之频繁的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