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中职业女性形象分析

传播媒介中职业女性形象分析摘要：本文聚焦“媒介从业领域中的职业女性”和“媒介传播内容中的职业女性”，结合女性对媒介活动的参与程度、媒体社会性别意识呈现状态、媒体的女性形象表达方式等内容，对传播媒介中职业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

此举关系到传播媒介中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自由人格塑造，有助于她们在逼仄环境中，认清现实处境，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传播媒介职业女性形象分析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把“妇女与媒介”确定为推动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十二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

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增加性别监测内容。

禁止在媒体中出现贬抑、否定妇女独立人格等性别歧视现象。

”十多年过去了，纲要的推行力度是否尽如人意？媒介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是否已经消除？在多元媒介的社会中，女性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话语权？我们将聚焦“媒介从业领域中的职业女性”和“媒介传播内容中的职业女性”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媒介从业领域中的职业女性这是个多元媒体共存的崭新媒介时代，各类媒体为职业女性提供了比往昔更多的就业机会。

媒介从业领域中的职业女性，从数量上看，已经占据了媒介工作的半壁江山，但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地位得到了提升，女性对媒介活动介入的广度和深度始终不容乐观，媒介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和贬抑正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产生着影响。

一）地位趋边缘194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提出了“把关人”这个概念，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

能否成为媒介行业的“把关人”，能否位列行业领域的决策层，这对保障女性从业者的行业地位、授予女性充足话语权和尊重女性视角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有统计数据显示：“媒体高级、中级决策层中的女性比例分别占4.4%和9.6%。

”[1]这个比例与已经“扛起半边天”的女性媒介从业者在数量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媒介领域，大部分的职业女性是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的，在决策制定、话语权掌控方面，男性依然把持着该领域的控制权，成为优势群体，女性从业者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地位的边缘化，还表现在对专业领域介入的广度及深度方面。

以新闻传播领域为例，女性从业者主要涉足软新闻的制作与传播。

软新闻形式上通俗，注重趣味性。

这类新闻的特点与传统观念中为女性设置的温柔、贤良的固有形象正好匹配，因此，女性从业者便被限定在了软新闻领域之中。

而那类涵盖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改变等方面的硬新闻，由于关系到国计民生且在播报质量和时间上有着极严格的要求，则往往由男性从业者来担当。

在男权当道的社会中，男性一直是被放置在主导地位的，在大众看来：社会的重担理应由男性来担当，硬新闻领域自然成了男人的天下。

当然，偶尔也可能有个别女性闯入此领域干出一番成绩。

二）价值遭贬抑对媒介从业领域中的职业女性而言，她自身的专业知识、才能及工作成就理当成为判断其职业价值的首要标准。

现实中，这种正常的价值呈现遭到了贬抑。

女性从业者的性别特征不断被夸大，有时甚至掩盖了其专业价值，可以说，媒介从业女性被过分娱乐化了。

以凤凰卫视为例，这是一个擅于塑造“明星主播”的电视台，曾打造出诸如：吴小莉、陈鲁豫、曾子墨等一批知名女主持。

这些女主持无一例外都拥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出众的工作表现，她们中有的人甚至在业界已经开创出了一番全新局面。

例如陈鲁豫，她一改以往新闻主播“冷脸播新闻”的程式化表现，开创了以亲和、自然的方式“说新闻”的主持风格。

但即便如此，人们在介绍这些女主持时，很少提及她们的专业建树，总喜欢给她们冠以“美女主播”的头衔，似乎“美貌与智慧并重”已成为给予职业女性的最高褒奖。

这样的评判标准，是男性视角审美的又一次预谋，女性的职业价值被消解在其性别特征之中。

在这样的价值评定标准引导之下，媒介受众极易转移关注焦点。

于是，与知名女性从业者有关的逸闻往往掩盖了其专业上的付出与突破。

就像人们提及吴小莉时，总会说起她与朱镕基总理的忘年交。

1998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他钦点吴小莉采访。

“点名事件”在媒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认为：正是由于这次“幸运点名”，吴小莉才攀上了事业高峰。

这是对女性职业价值贬抑的直接表现。

人们只看到吴小莉面容姣好，气质典雅，却没看到她作为职业媒体人的过人素养。

朱总理钦点提问，是因为吴小莉任职的凤凰卫视，素以报道客观、公正、迅速而著称。

他认为，如果中国的语言能从该媒体发出，将更利于中国对世界产生影响。

朱总理是为吴小莉所秉持的职业素养所折服，他点名的仅仅是个专业的媒体记者，而女性特征仅仅是个巧合而已；但总有人喜欢错误地引导媒体受众，那是因为用娱乐化的手段来包装媒介从业女性，将吸引更多的眼球。

三）需求被漠视媒介从业领域中的职业女性对拥有自主性、获得平等机遇和实现自我价值充满着渴望。

这是一个从业者的基本需求，但女性从业者的这种需求往往遭遇漠视。

她们渴望在业界能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但业界频频出现的性别歧视现象，使之成为了一种奢望。

经济学家薛兆丰曾对“歧视”一词作出过如下解释：歧视源于资源的稀缺，僧多粥少，竞争因此而产生，就要根据某种规则，排出竞争者的先后高下，让胜者享用稀缺资源。

而这种“根据某个规则排名”的做法，其实就是歧视。

[2]女性在资源稀缺且充满竞争的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不言自喻。

社会价值导向已经固有化，男女从业者的起跑点不一样，女性每一次竞争的成功，都意味着一种革新，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成功，其中要付出及克服的较之男性则多得多。

在这种逼仄的竞争天地中，女性从业者的毅力及韧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媒介从业领域中的职业女性，她们也渴望掌控话语权，渴望从女性的立场、视角传播信息，但却往往无法如愿。

在现实中，女性不是作为深刻话语产生的主体而存在的，她们往往沦为一个传声筒，是“他者”话语传播中的一件点缀品。

以电视媒体中的女主持为例，她们多数出现在娱乐综艺性栏目中，主要发挥的是串场的作用，节目过后，观众鲜少记住她们说过些什么，更多记住的是她们的行头和妆容。

在严肃问题的访谈领域，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女主持的身影，但由于谈话对象基本为男性权威，在他们侃侃而谈的同时，女主持多半只能倾听，最终沦为节目中可有可无的存在。

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

当从业环境的公平性和个人抉择的主体性得不到保证时，媒介从业女性所期盼的客观价值评价也只能成为一种奢望。

二、媒介传播内容中的职业女性由于媒介领域由男性权威把持决策权和话语权，因而其传播的视角和内容往往是以男性审美及价值判断为首要考虑的。

虽然现代媒介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对职业女性极为青睐，但传播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性别歧视意味还是非常浓郁的。

在传媒内容中出现的职业女性，与其说是一种真实状态的呈现，不如说是一种符号形象的呈现。

一）形象呈现不均衡在媒介传播内容中出现的职业女性，往往还是被更多关联在“家庭传统形象”、“性的展示形象”和“消费主力形象”这三个方面。

肩负这三种形象的职业女性，身体比头脑更为重要。

这是对现实生活中职业女性多种形象的一种有意回避。

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新闻人物报道的数量和报道的广度、深度都无法与男性新闻人物相匹敌。

传媒更愿意将女性简单归纳为附属男性的辅助角色，女性职责主要是服务家庭、娱乐异性和疯狂消费。

屏幕上充斥着的以女性为主角的日用品、化妆品广告不断暗示我们：女为悦己者容是其基本义务，为人妻为人母、照顾家人起居的传统职责超越了女性的职业职责。

2013年5月1日，成都晚报上有这样一则新闻《黄金多空大战中国大妈完胜华尔街大佬》，作为女性的“中国大妈”，有幸成为主流媒体关注的主角，新闻中提及：当华尔街大鳄们终于出手做空黄金时，不料半路杀出一群中国大妈，瞬间300吨黄金被大妈们用1000亿人民币扫入囊中！中国大妈大战华尔街，这和义和团喊着刀枪不入冲向洋枪洋炮一样，是纯粹送死！“中国大妈”一词中隐含着的暴富、盲目及冲动意味不言而喻。

女性（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再次被描绘成丧失理性的“疯狂消费”主力形象。

二）主体性严重缺失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职业女性的风采越来越夺人眼球。

但传媒在对其进行展示的时候，却以明显的性别暗示来模糊其本身具有的主体性意味。

王岳川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曾说过：我国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以牺牲女性的主体权利为代价的；中国的女性从未像今天这样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标榜的自由，但同时今天的女性比共和国任何时期的女性更具有沦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属品的可能性。

[3]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得两枚金牌后，媒体就把报道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她的外貌、情感和娱乐价值之上了。

对于一名金牌运动员，传媒的注意力理应集中在她的运动成绩和体坛建树上，这才是她作为一名成功职业女性真正价值所在。

但我们除了在重大赛季来临时，能看到与之有关的职业报道外，更多能看到的是其代言价值、恋爱绯闻、奢华婚礼、高调产子等新闻。

作为一名出色的职业运动员，纵使郭晶晶曾超越过人类的极限，但在媒介的刻意营造之下，她的最终价值定位，依然只是一个处处受限的豪门儿媳。

三）商品化意味浓郁在商业化的现实语境下，媒体是市场化了的媒体，要取悦大众，要关注利润。

以广告界为例，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职业女性的形体和情感首当其冲成了“卖点”和“看点”。

广告中，男人往往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供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商品。

太太美容口服液广告中，我们看到：多疑妻子，因青春韶华逝去，对婚姻失去了信任，变得焦躁不安。

此时，广告用语适时响起：婚姻出现不信任，因为女人不自信。

给她太太口服液。

在服用了口服液后，妻子重拾信心，再次用动人的容貌征服了自己的丈夫。

这样的商业广告，显然是把女性作为丈夫的专属玩偶和婚姻的装点饰品来对待。

女性的所有价值和意义，在广告中被等同于一件摆设，一件供人消费的商品。

中国女性用百年努力，冲出家庭，挣得职业的权利、为人的价值，但在这样的广告中顷刻化零。

如此广告策略，显然是为了满足主流受众群体的趣味而制定的。

在男权文化占有绝对优势的社会中，主流受众与男性受众是完全可以划上等号的。

综上所述：在现实社会中，女性对媒介活动的参与程度依然较低、一些媒体社会性别意识比较淡漠，媒体的女性形象表达还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包括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的内容依然存在。

在这种逼仄环境中，无论是作为传播者还是传播内容的职业女性，如能以过人的毅力和韧劲，努力争取实现自我的价值，这将对职业女性精神的成长和自由人格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1]卜卫.媒介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薛兆丰.为歧视正名〔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8月13日[3]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作者简介：刘蕾（1975.8-），江苏苏州人，本科学历，职称：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社交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