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李尚勇2012-02-20 22:54:06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

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况扩大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振，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造成政局不稳，影响经济增长。

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经济政策强调政府对价格干预，市场化改革缓慢；二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其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并且长时期无法恢复；三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影响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菲律宾经济徘徊的主要原因：一是两极分化严重，农村过于贫穷，农民的土地问题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

二是人才匮乏，尤其缺乏高端、熟练劳动力。

三是高度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外部环境，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

笔者需要补充的资料如下：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经济徘徊停滞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是：（1）产业发展高度依附发达国家；（2）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其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3）外债高筑，引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严重的经济倒退；（4）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悬殊（进入21世纪，拉美的基尼系数平均0.522，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5）长期政局不稳，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影响；（6）缺少促成社会稳定的庞大中产阶级；（7）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垄断地位阻碍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导致社会腐败问题严重，一些国家，权力被金钱财富收买，整个社会被其控制操纵，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完全被破坏。

总起来说，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早期的经济“起飞阶段”，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制度问题，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便会集中爆发，其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便会进入临界状态，若在这一阶段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就难以克服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在宏观上就可能出现发展战略失误，其经济增长就会回落（俗称“撞墙”），并陷入经济徘徊和停滞的困境，若再受到外部冲击，其经济就会衰退。

可见，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非常明显，在众多学者罗列出来的一大堆所谓主要原因中，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而贫富悬殊的背后，就是经济和政治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

这些重大缺陷和问题的共同点是，这些体制竭力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的利益。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呈现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特点，有的甚至形成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操纵的局面，从而完全破坏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

他们利用其垄断地位阻碍并破坏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维护既得利益，从而导致社会腐败问题严重，财富往少数上层和特权阶层集中，数量庞大的下层民众基本上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这些（或这类）经济政治体制不仅是贫富悬殊的制度原因，而且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其它一些问题（或《辨析》所说的主要原因）的制度原因，比如：（1）“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主要方面就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这是这类经济政治体制导致的主要问题。

以我国为例，当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行业，垄断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介入了所有能够挣钱的行业，严重障碍和制约了民营经济、民间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无法通过创业和创新去获取财富的时候，社会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是肯定的、必然的。

（2）“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更多地表现为忽视农业、中小企业和微利行业，包括那些在我国倍受打击的小商小贩，街边地摊，尽管一个地摊就是一个家庭的“饭碗”也不能幸免。

看看这类经济政治体制的性质，这种情况就不难理解。

（3）“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包括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剥夺民众）、下层群体缺乏社会保障、中小企业税赋过重、过度追求畸形经济增长（为制度性寻租腐败创造条件）、等等，最终也都是由经济政治体制的性质来决定。

（4）“人力资本问题”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问题。

当其经济政治体制并不维护中下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利益时，低收入人群、贫困人口几乎完全丧失了投资人力资本的能力，只能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刨食，在微利行业甚至地摊经营中艰难求生。

（5）“技术创新问题”更是典型的经济政治体制问题。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会制约微观经济的活力，而缺乏活力的微观经济肯定缺乏创新精神。

当企业能够通过官商勾结、贿赂官员而获取高额利润时，很难想像企业会通过技术创新去争取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拉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得多。

它们的困难是更高层次上的困难。

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拉美国家，因此，我们还没有资格轻视拉美。

近些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都在努力调整政策，促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

近几年，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接近或者超过8000美元，离1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当一国经济发展忽视了下层民众利益，导致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这个庞大群体事实上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而这个社会也因此而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当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能容忍这种状态时，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政局不稳。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已经失去了稳定发展的条件，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几成“骑着自行车上月球”的闹剧。

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确定的标准[2]，韩国在1970年代末已经成为典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当时，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到19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

（根据国际标准，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相对合理区间的基尼系数为0.3～0.4）这说明韩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基本克服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弊端，因而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韩国在完成经济“起飞”后，仅仅用了8年时间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韩国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11779美元，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负增长，1998年人均GDP急降到7724美元。

韩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经济复苏，到2000年人均GDP又恢复到11347美元，并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人均GDP为20591美元）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只有建立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促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这一条路，而如果真的实现了经济政治体制转型，那么，不仅贫富悬殊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而且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问题也迎刃而解。

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着手，去解决贫富悬殊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不是象《辨析》那样，把贫富悬殊放在“众多影响因素之一”的地位上，并轻飘飘地说，“要找好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结合点”。

二、发展经济学论收入悬殊影响经济增长《辨析》作者在文中罗列了许多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容，名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梳理”，但是，他们梳理的理论几乎就没有证明他们的什么论点，相反，这些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收入分配关系失调会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经济增长，而这实际上也就论证了收入差距悬殊，会阻滞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在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战后形成的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以发达国家原始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以单一的“效率优先”为原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先不急于缩小高度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通过收入分配的倾斜政策，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以增加储蓄（富人的储蓄偏好强），而储蓄会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资本，资本推动经济增长。

当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大以后，再通过所谓的“涓滴效应”一点一滴地惠及社会中下阶层，最终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然而，后来的情况显示，上述传统的“先促增长、再调分配”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凑效。

因为他们的高收入阶层盲目追求攀比，不是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是追求奢侈性消费。

人们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可是，处于社会底层的40%以上人口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却很少改善或根本没有改善，有的甚至有所下降。

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提高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的能力，但最终没有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反而使社会的贫富差别更为悬殊，原本就已非常紧张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这一情形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1970年代，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等提出了以增加就业、改进收入分配为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后逐渐演化为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理论和相应的发展战略。

新理论认为，单纯的人均GDP的增长并不等于发展。

发展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潜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过程，它着眼于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是一个人们生活水准不断得到改善的渐进过程。

因此，发展应该包括正义、公平、收入分配和服务等内容。

应该重视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发展还应该重视生活质量，关心物质和精神的价值，使生活过得有意义。